通讯电话的前世今生

钱塘丐叟应子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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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制作 应子根+网络

　　序：——一部中国老百姓的“找得到”简史

引子：从前慢
从前慢。
慢到什么地步？
想跟远在外乡谋生的儿子说上几句话，先要磨墨铺纸，提笔落字。书信封好，贴上邮票投进邮筒，在路上辗转一周方能抵达；待到对方回信，又要再耗去一周。一来一回，半个月已然过去。
若是遇上急事，便只能奔赴电报局。一个字三分五厘，短短“母病速归”四字，就要花掉普通人家一天的菜钱。电报员滴滴答答敲击电码的背后，藏着普通人沉甸甸的忐忑，生怕一字之差，酿成无法挽回的误会。

那一代人，心底都藏着一个拥有电话的朴素渴望。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国人对美好生活最真切的憧憬。
谁也不曾料到，七八十年后的今天，电话，会从普通人装不起的奢望，变成如今不敢接的困扰。

　　一、装一部电话，比娶媳妇还难
上世纪五十年代，普通百姓想要打一通电话，难于登天。
一座县城往往仅有寥寥一两部电话，安置在邮电局或机关大院。老百姓要打电话，得专程跑到邮电局，填单排队，等候接线员人工接通。运气尚可，要等上半小时；运气不济，耗上半天也未必能连通。若是拨打长途，更是“上午排队，下午轮候”，不少人甚至要自备干粮苦苦等候。

彼时的电话，不属于寻常百姓，它是公家的物资，专供机关单位与干部使用。

局面直到八十年代才慢慢松动。
1982年，福州开通国内第一套万门程控交换机。所谓“万门”，意味着可同时承载一万路通话。在此之前，老式交换机全靠接线员手工插拔线缆接续通话，业务繁忙时，接线员常常忙得满头大汗。程控技术实现了跨越式进步，可普通人想在家装上一部电话，依旧难于上青天。

装机费要三千至五千元。
放在八十年代，普通工人月薪不过三四十元，装一部家用电话，相当于不吃不喝辛苦劳作十年。

昂贵之外，还要看机缘与人脉。先到邮电局递交申请，之后便陷入漫长的等待。有人等上一年，有人一等便是三年。北京曾有居民，为争取装机名额，搬小马扎通宵守在邮电局门口，天亮开门才得知，当日并不发放号源。

好不容易排到名额，安装师傅上门，住户总要尽心招待，备好烟酒饭菜。稍有怠慢，一句“线路未通，改日再来”，便又要重新等候。

因而谁家装上座机，在街坊邻里中都是一桩大事。电话机摆放在客厅桌上，盖一方绣花手绢，旁边常备一本电话记录本。亲友登门，总要凑上前端详触摸，由衷感叹一句：“你们家，真是过上现代化日子了。”

二、“四门二子，电话——”
并非家家户户都有能力安装座机。装不起，胡同街口小卖部的公用电话，便成了邻里的通信枢纽。

八十年代的城市街巷，几乎每一条胡同、每一处街口，小卖部的柜台上，总摆着一台黑色拨盘电话。看店的大爷大妈，除了售卖油盐酱醋，还多了一份传呼的差事。

“叮铃铃——”电话铃声响起。
大妈拿起听筒：“喂，找哪位？”
“找四门的张老二？行，稍等。”

放下听筒，便是穿透街巷的一声呼喊：
“四门二子——电话——”

喊声穿过院墙巷弄，洗菜的、午睡的、下棋的街坊全都听得清清楚楚。张老二趿着拖鞋，一路小跑赶来，气喘吁吁拿起听筒：“喂？谁呀？”

这便是八十年代中国人鲜活的通信日常。一台公用电话，撑起小卖部的生计，也串联起街坊之间温热的人情。

后来，绿色方方正正的铁皮电话亭出现在街头。投币或是插入IC卡，便可拨通远方。热恋的年轻人躲进亭内，一聊就是一小时。冬日在亭中冻得跺脚，夏日闷得满身燥热，也舍不得挂断这来之不易的通话。


三、“滴滴滴”——腰上别着呼叫器
九十年代，街头流行起一件新潮物件。不少男人的腰带上，别着一方黑色小盒子，带着小小的显示屏。行走之间，“滴滴滴”的提示音骤然响起，屏幕跳出一串数字。

这便是寻呼机，俗称BB机。

一声滴滴作响，便昭示着有人正在找你，这是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存在感。可寻呼机有着与生俱来的局限：它只能告知你有人呼叫，却无法直接对话。

听到提示，你必须走遍街巷寻找公用电话亭，插上IC卡回拨过去，方能询问对方来意：“刚才呼我，是什么事？”

寻呼机与公用电话，是那个时代的黄金搭档。脱离了电话亭，寻呼机便只是一件摆设。

年轻人还衍生出专属的数字暗语：520代表我爱你，530代表我想你，880代表抱抱你。收到一串含蓄的数字，心底泛起涟漪，悄悄记在本子上，夜里反复回味这份隐秘的情愫。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内寻呼机用户突破八千万，数千万国人腰间，都挂着这枚小小的机器。只是谁也未曾预料，短短十余年后，它彻底退出大众生活。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寻呼机早已是陌生的时代遗物。

四、大哥大：往桌上一放，全场安静
寻呼机风靡的同时，另一款更具冲击力的通信设备登场。

1987年，广州建成国内首个移动通信网络，第一批终端，便是大名鼎鼎的“大哥大”。
名字源自香港影视，荧幕里大佬手握此物的画面深入人心，“大哥大”的叫法就此流传开来。

机器形同砖头，重达一斤有余，外置长长的天线，通话时需要拽开。售价一万到三万元，九十年代初，这笔钱差不多可以买下一套住房。

使用者多是老板、包工头、个体生意人。一身西装，手提皮包，走进饭店，把大哥大往桌面一搁，无需多言，便向全场宣告了自身的身份与财力。

但它的实际体验并不理想。信号飘忽不定，使用者常常举着机器四处搜寻信号，“喂？听不见，你大点声！”是大哥大用户的经典对白。彼时通话双向收费，接打电话都要计费，每分钟资费不菲，每一通通话都让人倍感心疼。

于普通民众而言，大哥大不只是通信工具，更是一面彰显社会身份的旗帜。


五、小灵通：老百姓也用得起移动电话
真正属于普通大众的移动通信转折，出现在千禧年前后。

传统手机价格逐步下探，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海外品牌降价，国产手机纷纷崛起。笨重砖头机进化成小巧机型，可以发短信、玩贪吃蛇、设置个性彩铃。

而小灵通的问世，进一步拉低移动通信的门槛。
本质上，小灵通是固话网络延伸出的无线终端，多局限于本地使用，跨区域漫游能力薄弱。依托固定电话网络，资费十分亲民：月租十几元，通话一分钟仅一毛钱，资费水平接近座机；设备本身也只需几百元。

普通工人、学生、退休老人，都得以用上移动电话。
街头常常能见到这样的画面：年轻人腰间挂着寻呼机，手里握着小灵通，被戏称为“双枪将”。寻呼机收到呼叫，看完号码，再拿小灵通回拨。

家中座机依旧摆在原处，使用频次却日渐稀少，大多只剩念旧的老人偶尔拨通几通电话。

短信文化随之兴盛。除夕拜年，人们不再逐一拨打电话，编辑好祝福短信批量群发。除夕夜手机提示音此起彼伏，即便多是复制粘贴的吉祥话，依旧承载着节日的暖意。

六、智能手机：电话“淡化”了
2007 年，乔布斯在美国推出了第一代触屏智能手机。
彼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台触屏设备，将会彻底改写通信的格局。

智能手机到来，一切都悄然改变。

从前通话，要拨号、等待接通，开口一句“喂”开启对话。如今，点开微信，按住语音，松手即可发送。对方有空便回复，无暇便搁置一旁。
从前思念远方亲友，只能依靠听筒聆听声音；如今轻点视频通话，真人影像跃然屏幕，咫尺天涯不再是难题。

过去出门，钱包、钥匙、电话本缺一不可；如今一部智能手机便可包揽全部。购物扫码、乘车扫码、挂号点餐全部线上完成，就连街边乞讨者，也摆上了收款二维码。

那传统的电话去哪里了？
它并未消失，只是从手机的核心功能，沦为众多应用里普通的一项。很多人一整天，一通电话也不会拨打，微信消息却接收上百条。

街边公用电话亭渐渐被时代遗弃，一部分改造成无线网络站点，一部分直接拆除；IC电话卡变成收藏爱好者的藏品；寻呼机进驻博物馆；小灵通的基站也全部拆除。

打电话，从一件郑重的生活仪式，变成一个可选项。


七、现在：电话隐身，却沦为一种困扰
倘若问一名零零后：“你会打电话吗？”
或许会得到一句疑惑的反问：“为什么要打电话？发微信不好吗？”

对于互联网原生代的年轻人，电话早已不是独立硬件。它化作手机里的功能、手表上的按键、车机的语音指令。无需动手，语音指令便可完成通话。

通话质量不断提升，资费持续走低，流量套餐普及，语音、视频通话几乎没有成本。

固定电话，除了企业前台、政务窗口以及部分老年家庭，已经极少有人安装。年轻人搬家，优先办理宽带，座机月租反倒成了多余的负担。

可一个现实困境随之而来：现代人越来越不敢接陌生来电。

手机就在手边，铃声响起，看到陌生号码，内心便开始犹豫：接，还是不接？几番思量，干脆直接挂断。

究其缘由，绝大多数陌生来电，不是推销广告，就是电信诈骗。保险推销、贷款诱导、冒充公检法的恐吓话术轮番上演。广告骚扰消磨耐心，诈骗电话则暗藏风险。

诈骗分子的手段愈发精细，能够精准报出姓名、身份证号、住址，甚至掌握你的消费、出行信息。一通电话下来，信息被对方娓娓道来，令人后背发凉。

久而久之，大众形成共识：陌生号码，尽量不接。

可这份自我保护，也制造出新的隔阂。快递打来电话无人接听，包裹原路退回；医院告知体检异常，呼叫被直接忽略，耽误诊疗；老家长辈手机欠费，借旁人手机联系子女，陌生号码被挂断，只能转到微信留言：“孩子，是爸爸。”

于是绝大多数沟通，全面迁移至社交软件。家人群、朋友群、工作群林立，有事群内留言，或是私信发送语音。即便事态紧急，发起微信通话前，往往还要先问一句：“现在方便接电话吗？”

曾经伟大的通信发明，如今却常常惹人厌烦。
它代表的不再仅仅是连接，也可能是打扰；不再是久别重逢的惊喜，也可能是猝不及防的惊吓；原本承载思念的听筒，却屡屡沦为骗子行骗的工具。

从“装不起”到“不敢接”，从期盼铃声响起，到畏惧铃声作响，从千里传音的欣喜，到骚扰骗局的四面埋伏。电话的浮沉，如同一面镜子，照见时代复杂的侧影。

尾声：一部电话，半部人间
回望来路，中国民间的电话发展史，本质就是一部“找得到”的变迁史。

从前，书信往返半月，难以触达远方亲人；
后来有了座机，拨下号码便能听见声音，却只能守在固定线路旁等候；
寻呼机让人获知“有人找我”，却要四处寻找电话亭才能回复；
早期手机实现随时随地被联络，通话却要按分钟计费，成本高昂；
社交软件时代，沟通不仅听得见，还看得见，回复即时，成本近乎归零。

可到了当下，我们随时可以被找到，却又害怕被轻易找到。

技术解决了“能不能联系”的难题，却没能解决“愿不愿意联系”的人心困境。
它把沟通的物质成本压到近乎为零，却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多了一层审慎的隔阂。
人人手握手机，却对电话铃声心生戒备。

或许未来某一天，传统电话功能会如同电报、寻呼机、小灵通一般，彻底淡出日常生活，成为史料之中的一页记忆。

但那些鲜活的人间片段不会消散：胡同口等候传呼的时刻，电话亭里倾诉的情话，除夕夜漫天飞舞的祝福，异乡听筒里传来的那一声“喂”。

它们不只是电流传递的声响，更是一代代普通人，拼尽全力想要靠近彼此的温热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