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玉皇楼到四烈乡（连载十四）

长江

四个鲜活的生命，本该跟随新中国前进的步伐，走向共和国的康庄大道。然而他们就因为恶势力的残暴，把一腔热血献给了壮丽的事业。

贾昌县长在无比悲愤之后，他想到了更多，烈士们的鲜血不能白流，他决定除了除暴安良之外，他还做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如何让英烈光照千秋，让当地乃至更多的人都永远记住为国捐躯的英烈们！

第十四章　贾昌的那支笔

1950年2月，高县县城。

县政府的屋子不大，一间堂屋改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川南行署的布告，墨迹还没干透。桌上堆着一摞摞公文——征粮的、剿匪的、建政的、分田的，每一份都压着急如星火的期限。贾昌坐在桌后，面前摊着一份禀报，是庆符县副区长徐更贵派人送来的。禀报不长，几行字，讲清楚了玉皇场的事。

贾昌看完，搁下毛笔。

那支笔是县城南街一家笔墨铺买的，狼毫，笔杆是湘妃竹，上面有天然的血色斑点，像泪痕。贾昌写字的时候习惯把笔杆在指间转两圈，像在掂量每一个字的分量。但这一次，他把笔搁在砚台上，搁得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他问："玉皇场那四个，最大好多岁？"

徐更贵站在桌前，身上的军装还带着路上的泥。他答："李指导员稍长，雍永怀才十八九。"

贾昌没接话。他靠在椅背上，眼睛看着窗户外面。窗外是县城的街，石板路，几棵槐树，远处隐约能听见南广河的水声。他的目光没有聚焦在任何一样东西上，像是穿过了墙壁，穿过了山岭，落在了玉皇场那条青石板街的尽头。

十八九岁。

贾昌自己也不过三十出头。他见过太多的十八九岁。抗战的时候，他带过的兵里有十六七岁就扛枪上阵的，娃娃脸还没褪尽绒毛，手上的茧子已经比老兵还厚。那些人里，有的活下来了，有的没有。活下来的，如今散在天南海北；没活下来的，名字刻在不知道哪座山的石头上，风吹雨打，一年比一年浅。

但玉皇场的这四个不一样。

他们不是死在冲锋陷阵的战场上，不是死在炮火连天的阵地上。他们死在一个乡场的青石板路上，死在荒坡边，死在匪霸的偷袭与背叛里。他们死在胜利之后。死在1949年冬天到1950年初那个所有人都以为苦尽甘来的关口。他们本该享受胜利的果实——本该在分到的田里插上第一季秧苗，本该在新成立的农会里帮乡亲们算第一笔账，本该在玉皇场那棵黄桷树下跟后生们讲外头的新世界。但他们没有等到那一天。

贾昌沉默了很久。

久到徐更贵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屋子里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几声鸟叫和砚台里墨汁慢慢变稠的细微声响。贾昌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一下，两下，像在数什么。

"玉皇楼供的是泥菩萨，保不住一方人。"贾昌终于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这四个活人拿命保了玉皇场，该让后人记住。"

徐更贵点了点头，没说话。

贾昌说的是实话。玉皇楼他去过，三层飞檐，早塌了，可名字留着。1949年底到1950年初，土匪暴乱，泥菩萨坐在神龛里，眼睁睁看着四个年轻人倒在血泊里，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保一方平安的不是泥塑木雕，是这四个十八九岁的活人，是他们的血，是他们的命。

贾昌不是没有见过生死的人。他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从晋察冀打到川南，尸山血海里滚过来的人，按理说该硬了心肠。但硬了心肠不等于冷了血。恰恰相反，见过太多死，才知道每一条命的分量。那些倒在冲锋路上的战士，他心疼，但那是战场，是明刀明枪的较量，死得壮烈，死得其所。可玉皇场的这四个——他们死得太憋屈了。不是死在枪对枪的阵地上，是死在背后，死在阴沟里，死在匪徒的冷枪和裹挟里。他们的遗体被随意抛在荒坡和背静处，连最后的安顿都没有。

贾昌的自责是从这里来的。

他自责的不是自己亲手杀了人，而是他觉得自己这个当县长的，没有护住他们。四个年轻人，跟他一样，为了独立自由，为了民族解放，从不同的地方走到同一条路上来。他们本可以活下来，本可以等到天亮，本可以亲眼看见自己用命换来的那个新世界。但他们没有。他们永远留在了异地他乡，留在了玉皇场那片沉默的土地上。

贾昌想，他们跟自己一样。一样的年纪，一样的理想，一样的把命押在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上。区别只在于，自己还坐在这里，坐在县政府的屋子里，面前摊着公文，手里握着笔。而他们已经变成了一抔黄土，埋在玉皇乡边向阳的山坡上。

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

但自责没有用，眼泪没有用，追悼会上烧掉的纸钱也没有用。贾昌知道，真正对得起这四个年轻人、对得起所有像他们一样倒在新政权门槛上的人的，不是哭，不是悼念，是让后人知道。知道这片土地下面埋着谁，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是从哪里来的，知道那些十八九岁的面孔长什么样、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

问题是，怎么让后人知道？

贾昌拿起那支狼毫笔，在指间转了两圈。湘妃竹上的血色斑点贴着他的指腹，温热的。他知道，自己能做的，最实在的一件事，就是写。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把他们的死写下来，把玉皇场那天的枪声和黄桷树落下的叶子写下来。写在公文里，写在烈士登记表上，写在县志里，写在一切能写的地方。让纸替他们活着，让字替他们说话。

一支笔，能干什么？

在贾昌手里，这支笔批过征粮令，签过剿匪令，写过建政公告。但此刻，他握着这支笔，想的是另一件事——他要让这四个年轻人的名字，从玉皇场走到高县，从高县走到川南，从川南走到所有该去的地方。他要让他们不只是一个数字、一行禀报、几行冰冷的记录。他要让他们变成人——有名字、有年纪、有面孔、有故事的人。

贾昌蘸了墨，在禀报的末尾写了一行批语。字迹端正，力透纸背。写完了，他没有放下笔，又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空白的纸，铺在桌上，开始写另一份东西。那是一份烈士登记表的草稿，他要亲自拟，亲自填，亲自送到专署去。从这一天起，玉皇场四烈士的名字正式进入新政权的英烈名录，刻进档案，传之后世。

窗外，天色暗下来了。高县县城的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昏黄的光洒在石板路上。贾昌没有点灯，就着最后一点天光写着，狼毫笔尖在纸上沙沙地走，像在跟谁说话。

他在跟那四个年轻人说话。

他在跟后来的人说话。

他在跟时间说话——告诉时间，别忘了，1950年2月7日，玉皇场，四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拿命保了一方人。他们不该被忘记。

那支湘妃竹狼毫笔，在1950年2月的那个傍晚，写下的不只是几行公文。它写下的，是一个承诺——对死者的承诺，对生者的承诺，对后来所有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承诺。

只要字还在，人就在。

只要纸还在，魂就不散。

贾昌写完了最后一行字，搁下笔。砚台里的墨已经干了，笔尖上残留的墨汁在湘妃竹上凝成一个小小的黑点，像一颗痣，像一滴泪，像1950年2月玉皇场青石板路上那四腔热血渗进泥土后留下的、永远洗不掉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