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祠甘棠

江城散宜人（谢绝私聊）

万历二十九年六月（1601），宛溪的水涨得比往年都要满一些。

宣城县的父老子弟聚集在宛溪边，看着那艘官船解缆北上。船头站着的是他们的知县尹三聘，一个在宣城坐了六年父母官的浙江山阴人。他没有太多行李，也没有太多随从，就像他六年前孤身来的时候一样。船渐渐远了，岸上没有人说话，只听得见溪水拍打石岸的声音。

尹三聘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到宣城的。那一年他刚中进士，三甲第三十四名，名次不算显赫，能授一个南直隶的知县，已经是朝廷不小的恩典。宣城这地方，赋税繁重，词讼繁多，百姓性子刚烈，动不动就为了田产坟山闹到县衙里来。前任知县换了几茬，有的以威严弹压，有的以圆滑敷衍，到头来都说宣城的百姓难治。

尹三聘来了之后，没有急着立威。他坐在县衙后堂里，把积压的讼牒一卷一卷翻过去，翻了很多天。然后他开始升堂。他断案不快，常常听两造把话说完，再问，再听。有时候一堂审不完，就约到下一堂。宣城百姓起初觉得这位新县公太温吞，后来渐渐发现，凡是他断过的案子，很少有人再翻上来闹。讼平了，堂前的鼓声就稀了，衙役们闲得在廊下打瞌睡。有人悄悄说，尹侯办案，不靠板子，靠的是一双听得进话的耳朵。

尹三聘不喜欢张扬。别处知县到任，总要拜会地方上的乡绅大户，吃几场接风酒，收几幅贺联。尹三聘对这些虚文能省则省。他把省下来的工夫用在两件事上：一是厘剔吏蠹，把六房书吏私下里吃拿卡要的路子一条一条堵死；二是优恤诸生，县学里的廪膳不拖欠，月课不虚设，穷秀才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他让账房从公费里匀出些米粮送过去。这些事做得静悄悄的，不贴告示，不树碑亭，但宣城的读书人和小民都看在眼里。

有一年宣城年成不好，米价腾贵。尹三聘没有等着知府衙门的公文，自己先在城里设了几个粜米点，把常平仓的存粮按平价放出去，又劝城里的富户和粮行不要闭粜。他亲自到米市上走了一圈，也不带仪仗，就穿着便服站在粮袋旁边跟人说话。卖粮的、买粮的，都认得这位瘦瘦的县公，场面也就稳住了。那一年宣城没有闹出饥民劫粮的事，闾里之间提起尹侯，都说这个人虽然话不多，心里是有百姓的。

尹三聘在宣城留下的痕迹，不只在衙门和米市上。

万历二十六年（1598），他把城里的敬亭书院重修了一遍，改名为“正学书院”。这件事在宣城士人圈子里，比断几桩案子更能传得开。书院修好之后，他偶尔会去讲几句，讲的不全是制艺时文，也讲些《易经》里的道理。他治《易经》出身，中举、中进士，靠的都是这部经。宣城士子们发现，这位县公在堂上审案时像个循吏，在书院里谈经时又像个老儒，两者竟然是同一个人。

还有一件事，宣城人后来提得不多，但传得很远。城外的云山有一座神仙洞，幽深奇崛，历来是本地人探幽的去处。尹三聘在任期间，曾到洞里走了一趟，在石壁上题了额，又留下一副对联。额是两个字：“洞天”。联语是：“白云一片开寥廓，枯石千宗见画图。”这十四个字刻在洞壁上，后来被来来往往的游人拓了又拓。一个在公堂上听讼的知县，到了山洞里却写出这样的句子，宣城士人觉得很有意思，说尹侯到底是个读书人，心里装着山水。

然而尹三聘终究是要走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夏天，吏部的文书到了，擢升他为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从七品知县到六部主事，这一步跨得不小，是对他六年治宣的酬答。消息传开，宣城百姓先是替他高兴，随后又觉得心里空了一块。有人在茶馆里说，尹侯这一走，下一任知县还不知道是什么脾性，宣城的好日子不知道还能不能续上。

父老子弟们凑在一起商量，说别的留不住，总得给尹侯留个念想。于是有人倡了头，大家醵金，在宛溪边上择了一块地方，要给他建一座生祠。生祠这件事，在明代不算稀罕，但大多是给那些位高权重、能左右地方利害的大人物建的。一个七品知县，离任之际由百姓自发建祠，靠的全是六年里一点一滴攒下来的口碑。祠不大，塑了尹三聘的像，四时奉祀。宣城人做这件事的时候，心里想的其实很简单：这个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没有觉得他有多大的威风；他要走了，我们才发现日子比从前好过了些，那就不能让他就这么悄没声地走了。

碑记的事情，落在了徐元太身上。

徐元太是宣城本地的前辈，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进士，那一年尹三聘还没有中举。此后三十多年，徐元太从江山知县一路做到南京刑部尚书，中间巡抚四川、平定土司，是万历朝（1573—1620）堂上叫得响的人物。更巧的是，就在尹三聘升任刑部主事的两年前，即万历二十七年（1599），徐元太还在南京刑部尚书的任上。一个从宣城走出来的老尚书，为一位即将赴任刑部的宣城知县写碑记，外人未必能体会这里面的默契。

徐元太接到乡亲们的请求时，致仕在籍，年过六旬。他太熟悉宣城了，也太熟悉一个知县在宣城要面对什么。宣城的赋税、词讼、吏弊、士风，他从小看到大。尹三聘做的事情，一件一件他都听得明白：讼平政清，不事威猛；厘剔吏蠹，优恤诸生；岁俭劝粜，闾里赖之。这些不是轰轰烈烈的功业，但恰恰是一个地方官最难做到、也最容易被史书忽略的部分。

徐元太在碑记里写下的第一句话，就把这件事的分量点了出来：“夫令长之难，在得民心。”

他写尹三聘的家世：曾祖尹瑄，祖尹禂是恩例寿官，父尹国政以子贵封文林郎、宣城县知县，母祁氏封孺人，配周氏封孺人，子懋中、宣中。这些内容在正式履历里都能查到，但写入碑记，就意味着宣城百姓从此知道，他们的尹侯出自一个清清白白的读书人家，上有老父老母，下有妻子儿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救世菩萨，也是一个有家有口的人。

碑记正文不长，徐元太没有铺陈辞藻。他写尹三聘“莅事六年，不沽异誉，而泽流编氓”，写百姓“及其迁去，民不忍忘”。最后他加了一句自己的话：“余老居乡曲，目验其治，嘉吾邑之知所崇。”一个“目验”，把老尚书和普通宣城百姓放在了同一个位置上，我们都看见了，我们都没有忘。

碑记铭辞只有八句，头两句是“尹侯抚宛，六载循良”。宛是宛溪，宣城的代称。最后两句是“溪祠表思，永峙甘棠”。甘棠的典故出自《诗经》，召公巡行乡邑，在甘棠树下听讼决狱，后人思其德，不忍伐其树。徐元太把宛溪边上的那座生祠，比作了一棵不死的甘棠。

后来的事情，没有人能预料到。

尹三聘到刑部之后，公务还没有来得及铺开，母亲去世的讣闻就到了。他是一个孝子，哀毁过甚，竟然就此病倒，没有多久便卒于任上。万历二十九年（1601）夏天他从宣城出发的时候，满船的人看着他北上，都以为这个年过四旬的知县从此要在刑部里熬资历、迁郎署、放外任，一步步走上去。谁也没有想到，宣城百姓在宛溪边为他立的生祠，他一天都没有住过；那座祠里的塑像，在他生前就已经成了神主。

宣城人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再去祠里烧香的时候，心里多了一层说不出的滋味。他们当初建祠，是为了送一个活着的尹侯远行，没想到最后送走的，是一个再也回不来的尹侯。

宛溪的水年年涨落。那座生祠毁于明清易代的兵火，祠碑也久佚不存，只剩徐元太的《尹侯祠碑记》尚在文献中流传。碑记末一句“俾后之览者，知良吏之可慕”， 或许正是那通佚失的祠碑最想留给后人的话。

一个良吏，未必轰轰烈烈。尹三聘在宣城六年，让讼堂上的鼓声稀了下去，让米市上的价格稳了下来，让书院的灯火亮了起来。如今，他的生祠已毁，祠碑已佚，但“甘棠之荫”，总有人记得。

2026年10月敬书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