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征文作品选登

贵散

三枚小板

（二等奖）

文/冯静海

我手捧鲜花，站在红军烈士朱云先、王红军墓前。阳光洒满青山，微风拂过树梢。一条从墓碑缝隙里长出来的牵牛花藤，随风轻轻摇摆。它细细的茎，弯曲着往下延伸，藤尖处，又抬起头来，往上生长。那倔强傲然的样子，让我看到了当年邓孔氏，邓焕章，朱云先，王红军的那些过往，感受到他们难以磨灭的精神。蓦然，喉结发硬，有一种酸楚的感觉涌上心头，曾经采访的素材和搜集整理的资料，在大脑里翻转，最后，组合成一幅幅清晰的画面。

91年前，那个4月的傍晚，那个天边布满红彤彤彩霞的傍晚。家住水城顺场大寨金竹林的苗族同胞邓焕章吆着牛，背着草药，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今天运气极好，不但挖到了几窝黄精，还找到了两株天麻，古铜色的脸上，嘴角收不住地上扬，扯出了眼角的阴骘纹。虽说已是36岁的汉子，他还是想向老母亲邓孔氏邀功。毕竟，这不菲收获，可以省下不少的采购资金。他的心情更像今天的天气，清朗爽利；正当他散漫地走着，两个人突然走来拦下他。来人衣衫破旧得难辨颜色，只有帽子上红布缝制的红色五角星在阳光下格外目，他们手里各握一支长枪，站在小路上。当兵的！邓焕章心里一惊，腿软得瘫坐在地，背篓里的草药也散落在地上。惊恐的同时，大脑里闪现出爷爷给他讲的故事。

200多年前，吴王剿水西，在归集（今发耳），阿扎屯（米罗盐井），比歹（比德）三处与彝族、苗族和布依族同胞发生激烈战斗。当时，年轻的苗族同胞手持长矛、大刀，与彝族同胞并肩作战。吴三桂的清兵手持火铳，占尽优势，战斗甚为惨烈，彝族、苗族和布依族同胞死伤惨重。抵抗失败后，清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如恶灵降世。一时间，尸横遍野，万户空门。悲怆的哭声汇在一起，直噜噜嘞刺破青天。那个惨状，让讲故事的爷爷也忍不住老泪纵横。

现今，邓焕章家虽有薄田几亩，养猪养鸡，勤劳肯干，加上祖上所传苗族草医手艺，平日里乡邻寨里有头疼脑热，伤风感冒，小伤小痛的，他和母亲邓孔氏都是尽力帮助，小有收入，日子也算过得下去。但也难逃那些区保卫团，乡自卫队的团丁，区丁和土匪、恶霸的欺负。在邓焕章心里，但凡扛枪拿饷的，都不是好人。邓焕章大脑里的故事一闪而过，心里极速盘算着，如何应对面前的兵。

年龄稍长的见邓焕章被吓坐在地上，赶紧几步扶起他：“老乡，别怕，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这人脸膛黢黑，身体精瘦，但精神极好。说的话邓焕章只听懂了“老乡，别怕。”看神情，他们没有恶意，还一脸和善。这让邓焕章心里略略踏实了一点。他忙不迭地一边鞠躬，一边求饶，但这两人似乎也没听懂。他只好指指不远处自家的草房：“家，我家。”两人听懂了，帮他收拾好地上的草药，年长的背在背上，年轻的牵着牛，邓焕章懵懵懂懂地跟在他们后面，来到了家门口，紧闭的家门前、路边，到处是与他们装束一样的人，长得精瘦，疲惫不堪。

邓焕章站在他们中间，疑惑了很久，迟疑了很久，才咬着牙敲开了门。门开了，妻子带着三个娃儿，簇拥着母亲，紧挨着坐在火塘边。妻子，大女儿邓金枝，二儿子邓正吉（乳名邓友成），三女儿邓小秀，都是一脸的惊恐。只有老母亲邓孔氏手拍着邓小秀的肩膀，神情自若。身后，一缕阳光投射进来，透过火塘里冒出的一丝淡淡青烟，照在她们身上。

邓焕章进屋后赶紧关上门。没多久，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邓焕章双手握拳，在胸前碰撞，步履急促，在屋里转了几个来回，最后才咬着牙下了很大决心，转身来到门边，用颤抖的双手打开家门。门口，站着一位长官模样的人，满脸和善，脸上漾着的笑意比清晨的阳光还柔和。邓焕章的心稍微放下一点。“老乡，我们是红军，是我们老百姓的军队，从这里路过，你们放心，我们不会打扰你们的。”说完，又笑了一下。红军干部说话很慢，邓焕章听得很明白，这是第二次听到了“红军”的称谓。他右手下意识地摸摸后脑勺，赶紧折身，躬身请他进屋。

红军长官缓步进门，见有老人，很斯文地躬身道：“老人家好！”邓孔氏见红军大官进屋向自己鞠躬，忙不迭地站起身，双手合十，机械地回礼，惶恐的表情僵在脸上。来人趋步上前扶住老人。他的这一举动，让邓焕章心里的恐慌和疑惑基本散开了。来人很随意地找个空地，盘腿坐在火塘边，轻声细语地讲起了话，有的，邓焕章能听懂，有的，邓焕章听得云里雾里。但有一点他明白了：来的人是红军，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红军不会打扰他们。邓焕章注意到，母亲也在认真地听，还时不时地点头，最后还大着胆子问了几个问题，红军的回答，像射进房屋的阳光一样温暖。

红军干部踏出家门，走进最瑰丽的一抹晚霞里。

邓孔氏将邓焕章叫到身边：“幺，看来这红军大官说的都是真话，他们真是老百姓的队伍，真的嘞，他们到了好久了，没有进家门，更没有欺负我们，只是悄悄地在大路边歇脚，连水都没有来讨一口喝。”邓焕章想起进门前，还看到有几个红军拿着树枝捆扎成的“扫把”，在小路上扫地，还有几个在搬石头堆砌小路边上的缺口。这是团丁，区丁，土匪，恶霸绝对做不出来的事，那些偶尔路过顺场的部队也只会欺负老百姓。听母亲那么说，他心里更有把握：红军，还真是穷人的队伍。

这一次，邓焕章认准了红军的特征——虽衣衫褴褛，但精神饱满，特别是帽子那颗红五星，给人最深刻的印象。

“妈，您有哪样想法？”邓焕章舔舔嘴唇，眼神闪烁。

邓孔氏没有马上回答，闭上眼，双手掌心相对，在胸前捏紧，松开，捏紧，再松开……当双手上升到额头的时候，倏然放开双手，右手握拳猛击一下左手掌心，睁开眼睛，眼神坚定地说道：“幺，我看他们是好久都没吃过饱饭了。你上去，把楼巴上囤箩里的谷子撮下来，我再去借点，打成米给他们，让他们好好吃一顿饱饭！” “妈，谷子都给了他们，我们过后吃哪样？”邓焕章低垂着眼眉，手心发热，出了点汗。

“你不用管，我们坐家户，咋过日子都有办法，可怜了这帮娃儿，先给他们吃吧！”语速虽缓，但不容置疑。

邓焕章默默爬上楼巴，悉哩嚯啰地撮谷子，再把母亲借来的加上，大约有1000多斤，打出720斤大米。他们找到来家里的那位红军干部，说明来意。红军干部先是一愣，再就是推迟，最后架不住邓孔氏母子的决心，很感动，坚持按照市场价付钱，邓孔氏和邓焕章坚决不收。红军干部实在推迟不过，只好勉强接受。那一夜，红军战士吃了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

第二天凌晨，又是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起。邓焕章利索地打开门，门前站着的，还是昨天那个红军干部。他进屋后搓了搓双手，盘腿坐在火塘边，好像有话说，又似乎不好开口。邓焕章主动询问：“长官，你有哪样事需要帮忙？不要为难，只要我们办得到，就一定办。”

“老乡，实在是不好开口啊。”他的语气还是像昨天一样温软。“我们今天就要离开这里，走得急，无法带走重病号，您看是不是可以……”

邓焕章听懂了他的意思，呆了一下，嘴里没敢马上回答，低着头，很为难的表情早已写在脸上。

“如果很为难，那就……”

随着“吱呀”的开门声传来，邓孔氏的声音也到了：“有几个病号？”

“一个。还要留下一个腿有轻伤的战士照顾他。”

“不为难，不为难！”邓孔氏边扣最上面那颗布盘的对襟衣扣子，边从东厢房走出来。

红军干部闻言，赶紧起身迎向邓孔氏：“老人家同意了？”

“同意嘞，同意嘞！”

“那就太谢谢您老人家了！”说着，红军干部从口袋里掏出三枚云南造五角小板，准备塞给邓孔氏，邓孔氏极力推辞。

“老人家，你们米钱不要就不说了，但我们的伤病员留下来，是需要花些钱的，总该收点钱吧！”

“留下伤病员也不要钱，我家几代人都懂点草药，日子还算过得下去，只要我们有吃的，就饿不着红军。”邓焕章见母亲的态度坚决，适时补上一句。红军干部见劝不住这对母子，只好对门外喊道：“抬进来吧！”

几个红军战士抬着伤病红军走进堂屋，另一个年轻一点的战士一瘸一拐跟在后面。邓焕章一看，是昨天帮他牵牛的那个小红军。

红军大部队走后，邓焕章在甑子里发现了那三枚小板。

后来的三个月，邓焕章知道了躺在担架上被抬进来的叫朱云先，是个干部。年轻的姓王，也不知道名字，就喊他叫王红军。为了让他们吃好一点，邓焕章草药挖得更勤，下地下得更多。无论刮风下雨都走村串寨行医送药，赶场赚钱也比平时苦，草鞋不知道走烂了多少双，蓑衣也不知道背烂了多少件。但无论生活怎样艰难，他都舍不得花掉红军留下的三枚小板。

经过三个月的悉心照料，两位红军的伤病彻底痊愈。他们告别邓焕章一家，往云南方向追赶队伍去了。朱云先和王红军走到龙场碗厂，才知道大部队走得太远，无法追赶。见当地土匪、民团猖狂，民不聊生，便留下来组织群众建立“齐心会”，开展对敌斗争。

1937年5月，龙场区区长以“支援红军，窝藏共匪”的罪名，将邓焕章杀害。时年，邓焕章38岁。

噩耗传来，邓孔氏悲愤难当，积郁成疾，勉强拖到1947年临终前，才把儿子邓焕章珍藏的三枚小板，交到孙子邓正吉（邓友成）手中，并慎重地叮嘱：“你爹是为救红军死的，这小板你收好！看到它，就想到你爹，也想到红军。”邓家几代人珍藏的这三枚小板，由于年代久远，不慎遗失了一枚，剩下的两枚现展陈于“红九军团北盘江渡口陈列馆”。

1939年夏，反动势力纠集300多人突袭碗厂“齐心会”，朱云先和王红军率“齐心会”成员奋力抵抗，但因寡不敌众，双双牺牲。碗厂群众自发捐钱、捐物，将两位红军遗体合葬于龙场碗厂八家坪子。

我的思绪，回到阳光洒满青山秀水的下午。

我无法想象，邓孔氏和邓焕章在那种极端困难的年代，掏尽家底为红军无偿提供的720斤大米，是怎样的决绝；我无法想象，母子俩冒着生命危险接受红军伤病员养伤，是怎样的勇气。 小板会锈蚀，英魂却长在。

天边已是晚霞璀璨，那条细小的牵牛花藤蔓，还在随风摇荡，“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像一个巨人，无声地静默伫立，他一定看见了更远的来路，更壮美的景色。我默默鞠躬，向那些与山河同在的英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