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师自传~自一九五八～（待续）

刘书方

一、我的童年

我出生在1958年，正是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所以家人给我起乳名叫“跃进”。那一年，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席卷全国，我的童年，就裹挟在这场狂热又荒唐的岁月里，刻满了清贫与苦难的印记。

我家村西有一片地，老辈人都叫“五亩地”。当年这里是村里炼钢的主战场，从南到北密密麻麻立起了几十座土砌的小高炉，土法上马、全民炼钢，日夜烟火缭绕。为了完成炼钢任务，乡镇及村干部挨家挨户搜刮铁器，先是各家闲置的破铜烂铁，搜刮干净后，便开始收缴农户赖以生存的铁质农具，最后连家家户户做饭的铁锅也尽数收走，统统扔进高炉回炉冶炼。

铁锅被收，农户无锅做饭，家家户户的烟火就此断绝。随后，村里顺势办起了集体大食堂，前村后郢的村民，不分老小，全都集中到一处打饭度日。那时物资极度匮乏，食堂的饭菜寡淡无味，没有半点荤腥，连新鲜青菜都难得一见。一家人打回饭，只能就着简单的咸菜下咽。想要炒一口青菜更是奢望，灶台铁锅早已被拆走，就连做饭的柴火、吹火的风箱，也全被村干部收走，给小高炉生火助燃。

村里的木料也没能幸免。炼钢柴火耗尽后，干部们便盯上了百姓家里的木料物件。我爷爷一辈子勤俭，攒了多年积蓄，置办了几根上好木料，本是留着百年之后做寿材、防老用的。村干部几番上门讨要，软硬兼施，一向在村里德高望重、受人敬重的爷爷，实在不忍自己半生心血付诸东流，当场厉声斥责，这才保住了家中木料，守住了最后一点家底。

食堂设在后村，离我家约莫三里路。每日饭点，母亲便背着年幼的我，牵着两个哥哥，一路步行去食堂打饭。有一次，我们出门晚了，快要走到食堂时，被下乡的工作队干部撞见。干部厉声盘问母亲：“你是哪个队的？为何不去上工干活？”母亲满心无奈，指着身边三个年幼的孩子回道：“你看看，我带着三个孩子，哪里抽得出身干活？”

听罢，干部当即叫来两个小队长大声训斥，当众质问他们分工不当、安排疏漏，没能妥善安置带孩子的妇女，白白浪费劳动力。两个队长低着头，大气不敢出，任由干部当众责罚。那个年代，基层干部权力极大、作风严苛，村民稍有忤逆、不听安排，便会遭到严厉惩处，被捆绑吊打是常事，凤阳县志中，也明确记载过当年干部责罚致人死亡的史实，足见彼时风气之严苛。

大食堂开办之初，日子尚且勉强过得去。每日供应粗粮馒头，或是掺着豆子、青菜的杂粮米饭，不分身份职业，村里的农民、教书的先生、镇上开茶馆的生意人，全都汇聚食堂，统一就餐。可这食堂只维持了短短半年多，往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粗粮干饭彻底绝迹，食堂里只剩下稀薄见底的山芋稀饭。

终日清汤寡水，不见干粮油脂，全村男女老少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浑身无力，家家户户都在饥饿中苦苦支撑。我的二爹爹年轻的时候身强体壮，饥荒来临后却变得步履蹒跚面黄肌瘦，每次去食堂打饭，短短路程都要挪蹭许久。

村里负责食堂打饭的是我的连叔，小名小赶。邻里乡亲都知晓二爹爹日子艰难、食不果腹。远房的猴爹爹于心不忍，常常私下叮嘱连叔：“小赶，你二大爷身材高大吃不饱，每次打饭你悄悄多给他盛一点。”心地善良的连叔便记在心里，就偷偷给二爹爹多添些稀饭。

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被镇上开茶馆的老史撞见，当即向干部举报。连叔因此挨了严厉的批评，所幸本村干部都是同族本家、沾亲带故，念及乡情，只是口头责罚，没有动手打人，算是乱世里一点微薄的温情。

1959年初冬，勉强支撑不到一年的农村大食堂彻底断粮，终究落得无米可炊、关门停伙的结局。村西五亩地上的一座座小高炉，也彻底熄火废弃。轰轰烈烈炼了一年多的钢铁，耗费了无数农具、木料、人力，荒废了多亩田地，最终没能炼出可用的钢铁，反倒彻底耽误了农时、荒废了农事。遍地堆积的炉渣，铺满曾经肥沃的良田，土地板结荒芜，多年无法耕种粮食，给村里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破坏。

熬过寒冬，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彻底迎来了最艰难的岁月。全村家家户户颗粒无存、断粮断炊，饿极了的人们只能四处寻觅野菜、剥食树皮，靠着山野之物苟延残喘。

那时我年纪尚小，母亲为了挖野菜充饥，出门便把我带在身边，到了田间地头，便将我随意放在路边，转身便四处寻觅野菜，满心扑在果腹求生上，根本无暇顾及年幼的我，哪怕我哭闹不止，也只能任由我独自待着。

年幼无知的我，饿极了便自己在野地里爬着摸索，薅下劳豆秧子塞进嘴里充饥，常常吃得满嘴乌青。

（未完待续）

一、我的童年（续）

（续前）

全民饥荒之下，无人能够幸免。所有人皆是面黄肌瘦、形销骨立，大量乡亲因长期饥饿患上浮肿病，丧失劳作甚至行走的力气。路边墙边，常常能看到饥病缠身的村民，靠着墙壁口吐黄水，头一歪便没了气息，悄无声息离世；路上赶路求生的人，常常走着走着便体力不支，一头栽进水沟之中，再也无力起身。

苦难无处不在，我家闲置的磨房里，前后饿死了两个路过逃荒的外乡人。曾有一位饥肠辘辘的讨饭人，上门苦苦哀求：“行行好，可怜可怜我，给一碗稀饭喝吧！”可彼时我家早已家徒四壁、无粮可食，一家人尚且朝不保夕，哪里有余粮接济旁人？第二天清晨开门，只见那个讨饭人早已僵死在我家门口。活着的人个个体虚乏力、毫无气力，没人有力气搬运掩埋逝者，尸体只能就地停放，数日之后才被乡人草草安葬。

远在长沙叔叔家的爷爷，听闻家乡饥荒肆虐、饿殍遍野，无数乡亲活活饿死，心中万分焦灼，执意返乡。那年我刚满两岁，爷爷千里迢迢赶回家时，我正蔫蔫地趴在门槛上，饿得耷拉着脑袋，浑身无力、气息微弱。爷爷满心焦急，连声呼喊我的乳名：“跃进，跃进，跃进！”我却连抬头应答的力气都没有。

万般无奈之下，爷爷小心翼翼从怀中掏出一个白面馒头，送到我嘴边。闻到久违的面食香气，我才勉强抬起头，接过馒头狼吞虎咽地啃食起来。后来我才知晓，城里的日子同样艰难，爷爷千里归来，身上也仅仅只带了这几个馒头，是他省之又省、一路舍不得吃，专门留给孙儿的救命粮。

绝境之中，在搬运站当搬运工人的父亲被派往大洪山铁矿务工带队。临行前，他买了五斤碎豌豆丢给母亲，含泪和我

们娘仨告别。因为我年纪最小、体质最弱，母亲格外疼惜，舍不得让两个哥哥多吃，每天只抓一小把碎豌豆，装进纱布袋里，混合着野菜一同煮熬。煮好之后，便把为数不多的碎豌豆全部挑出来喂我，两个哥哥只能喝清淡的野菜汤、吃无味的野菜叶。

母亲这般偏心护幼，被前来探视的外婆看在眼里。外婆又心疼又无奈，数落母亲：“你这是掐虱子养虮子啊！”。意思是不该只顾幼子、委屈年长的二个哥哥。可母亲终究舍不得放弃年幼的我，至今每每回忆起来，让我泪目。

我的大哥比我大十一岁，性子活泼好动；二哥比我大六岁，性格忠厚老实。为了填饱肚子，懂事的大哥每日外出奔波，逮蚂蚱、捉田鸡，抓回来后烤熟了，给一家人添点吃食、勉强果腹。可田野野味终究稀少，大多时候，我们依旧要忍受饥饿。

饥饿极致时，人命薄如纸。有一次，二哥实在饿得难忍，抓起一把砻糠就往嘴里塞，硬生生吞咽下肚。砻糠粗糙难消，堵在腹中，让他三四天无法排便，肚子胀得鼓鼓的，像一面小鼓，受尽折磨。

还有一回在外婆家，饿到极致的二哥，在墙角发现一个破碗，碗底残留着些许馍渣，他来不及多想，伸手捡起就塞进嘴里。没过多久，二哥便浑身不适、双眼翻白，吓得外公大惊失色，连声哀嚎：“造孽啊！这碗里的馍渣是拌过老鼠药的！”万幸的是，那包老鼠药放置已久、早已失效，二哥才侥幸捡回一条性命，躲过死劫。

邻里亲友，也在这场饥荒中支离破碎、家破人亡。我的二爹爹育有四个儿子，乱世之中，苦难难逃。十岁的堂叔小名小虽，终究没能熬过饥荒，活活饿死，最后被草草掩埋在东大沟边；另一位堂叔小名小狗，为求一条活路，被家里无奈送与他人收养，骨肉分离，从此生死飘零、音讯渺茫。

1960年，是刻在一代人骨髓里、永生难忘的苦难之年。据凤阳当地史料记载，仅仅这一年，全县因饥饿离世的乡亲，保守统计便接近三万人。

数十年岁月流转，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老辈们诉说的那段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艰苦岁月，我始终历历在目、不敢忘怀。那些饥饿的煎熬、离世的悲凉、骨肉分离的苦楚，是一代人刻骨铭心的伤痛，更是岁月留给我们最沉重、最珍贵的警示，让我们永远惜粮、惜福，珍惜当下安稳太平的人间烟火。

二、我的小学

六五年那年我虚岁八岁，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娘送我去学校，一华里外的后村办的一所“耕读小学”。一间闲置的炕房，一块小黑板，几个挂着鼻涕的孩子，就是我记忆中小学的模样了。老师就一位，一个远房的叔叔。第一堂课是语文还是算术（那时候不叫数学），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拼音“a、o、e”，汉字“日、月、水、火”我至今还记得。最难忘的是图画课，画了一个盛粮食的土缸子，一口锅，还有一只碗。都是椭圆形的口，最好画的那种。现在想想，我叔啊我的老师啊你选的素材真好啊，多接地气啊！谁能一辈子离得了这三样东西呢？往后人生就奔这几样东西去了。

后来上面文件下来了，要扫盲了。大我八岁的虎老哒，还有小名叫毛孩羔子，骚包，老孩，留玉的都来了，人人从家里自带板凳，各式各样高矮都有，教室里大的小的挤的满满当当。

不知什么原因，八成与半里路远的公办小学离的太近缘故，这耕读小学办了不到一年就停办了，没有学上就来家玩耍了。

第二年秋季，也就是六六年九月新学期开学娘带我去车站小学，一所公办学校报了名。重新上了一年级。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教师，也姓黄，叫黄家英，大慨四十多岁。后来她成了我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黄老师嗓音洪亮，她教我们“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声音清脆高亢，操场上都能听的到！

可是好景不长，文革来了！学校断断续续上课，也不教课本了。书包里装上了《毛主席语录》，一本朔料封皮的红宝书。记得书包里那本红宝书从六七年一直装到六九年。

我们这个刘府镇离蚌埠市三十华里，通火车，交通方便，蚌埠的造反派常来镇上串联，高年级学生跟着就横起来了，很多人都成了“红小兵”。现在想想真可笑，居然组织学生批斗老师。那时候教导主任赵传龙被学生批斗，说他名字有“龙”字，是“封资修”一套，强令他改名。这赵主任就改名赵化雨。红小兵一琢磨，认为赵主任不老实，“龙”化雨了，这还了得！说他赵主任左手有一片红色胎记，就改名赵画皮吧！赵主任哪受得了这般侮辱，就拒绝这名，哪知有二个学生抄起椅子就往他头上砸，差点头破血流。女教师穆林被喊作“母驴”，男教师刘固千被逼扛百多斤哑铃。学校教学就此彻底停摆了。

六七年到六八年二年间一半时间是停课的，直到六九年开春复课，学校改秋季招生为春季招生，二月初重新开始报名上课，好歹上了二年级，从六五年秋到六八年冬，这一年级连耕读小学那一年就上了三年。

到了七一年春我四年级了，学校成立了“宣传队”，班主任换成罗本应老师。他英俊高大，多才多艺，能拉会唱。他带领我们排练样板戏《红灯记》，张玉良演李玉和，苏亚演李奶奶，曹友红演李铁梅，杜永军演伍队长，杨健演王连举。居然选择我演鸠山队长。那时我脸色圆润，个头不高，八成好化妆，就接了这角色。用硬纸壳卷成鬼子帽，穿一身黄军装，脚蹬一双深统雨胶鞋，腰间系宽皮带，嘴上画上小胡子，活赛鸠山。一共公开演出三场，第一次就在车站小学校园内，第二次去武店在镇电影院，第三次去钱黄小学操场。三场演出都大获成功，观众都拍手称赞。

教学逐步走上正轨后学校也开始搞建设了，七二年新建了一栋教室，扩大了招生。盖教室那年我五年级，高年级男生排班，四人一组轮流护校。想想那时候老师也蛮狠心的，让我们十三四岁的学生值夜班。记得起脊上瓦的时候正是深秋季节，我们就在脚手架下面打地铺看守那些建筑材料。没有电灯，只有一盏马灯挂在竹竿头上。凉风呼呼的，听到近处猫叫远处狗吠，想想都后怕。

小学要毕业了，那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份的一天，我们都填了小升初“政审表”，全班除了谢金明一人都升级了，后来听说他政审没过，因为他在表上父亲那一栏填写的是“六〇年父亲饿死了！”。

转自黄老师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