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博物馆（西藏历史与文化）（二）

集敏

元明时期（公元13世纪—17世纪）公元13世纪中叶，“凉州会谈”顺利举行,西藏地方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1368年，明朝建立后,通过遣使招抚和缴换印信的方式，延续了元朝对西藏地方的管辖。这一时期，元、明中央政府始终对西藏地方有效行使主权和实施管辖，萨迦地方政权和帕木竹巴地方政权相继建立,西藏地方社会相对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提升，文化艺术成就斐然，与祖国其他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广泛深入。 1 元代治藏第一单元“凉州会谈”举行后,元朝中央政府采取“独尊一派”的政策,扶植萨迦派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并设立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开始对西藏地方进行有效管理。凉州会谈1247年,阔端与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谈”，从而结束了吐蕃地方政权之后西藏社会长达近四百年的分治局面,顺应了国家统一的历史潮流,避免了战争对西藏社会的灾难性影响，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施政管辖奠定了基础。 凉州会谈 南宋时期中国政治格局 凉州会谈宋元交替之际，驻守凉州的元太宗次子阔端为实现合围四川的战略目的,于1239年派部将多达那波进军西藏,施以兵威。为了使西藏地方免受战乱之苦，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顺应国家大一统的历史潮流,于1244年带着年幼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两兄弟从萨迦出发前往凉州。1247年初，阔端和萨班在凉州会谈，进一步促进了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治理。孛儿只斤·阔端孛儿只斤·阔端(1206-1251），成吉思汗孙，元太宗窝阔台次子。1236年起以王子身份镇守凉州，其份地在西夏故地，建宫帐于凉州府，即今甘肃武威凉州区。1247年，在阔端主导下,凉州会谈顺利举行,进一步促进了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治理。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藏传佛教萨迦派五祖中的第四祖。他精通大小五明，著述诸多，被尊称为萨迦班智达，意为萨迦派大学者，是当时藏传佛教诸派中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人物之一，他主持的萨迦派在当时后藏地区实力最强。1247年，他代表西藏地方势力与阔端举行“凉州会谈”，商定西藏地方归附事宜。1251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凉州圆寂，将衣钵传给其侄八思巴。藏文史籍中多达那波向阔端回禀藏传佛教各派领袖人物的情况记载《西藏王臣记》记载：多达那波接触西藏各教派后，“派使者到宫廷去奏请‘在边远的吐蕃地方，僧伽以噶当派为最大，达隆法王最会讲情面，止贡寺京俄的权势最大，萨迦班智达对教法最精通，迎请何人请明白指示。’蒙古之王下令说‘在这瞻部洲，今生的富贵圆满要按成吉思汗的法度行事，为了后世的利乐，应该迎请指示解脱和遍知的道路的上师。’因此派使臣带来迎请萨迦班智达的命令和给萨迦班智达的迎请信”。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携八思巴、恰那多吉赴凉州唐卡明代，萨迦寺藏。唐卡中心绘无量寿佛，围绕主尊的画面为1244年萨迦班智达·噶坚赞与八思巴赴凉州的故事。画面左上至中上，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与八思巴离开萨迦寺至拉萨；右上至右中，八思巴在大昭寺受沙弥戒；下方，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与八思巴在途中牧区讲法；左中上，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凉州病榻上遗嘱八思巴。 武威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灵塔塔基 八思巴与恰那多吉八思巴八思巴（1235-1280），又名八思巴·罗追坚赞，萨迦五祖之一，公元1244年随同叔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赴凉州，公元1260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国师，赐玉印，1268年创制蒙古新字，1270年被授予帝师尊号。八思巴毕其一生追随元世祖忽必烈左右，为国家统一、萨迦地方政权的建立、保持西藏地方社会政治局势稳定和促进西藏地方与祖国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元朝帝室的极度推崇，享有极高的政治和宗教地位。 怡那多吉怡那多吉（1239-1267)（图左一),元代西藏第一任白兰王。出身于萨迦昆氏家族，八思巴之弟。1244年与兄八思巴一起随同叔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赴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见阔端，并住留凉州，后娶阔端之女墨卡顿公主。1264年，忽必烈封其为白兰王，赐金印。随即受命返乌思藏，参加筹建萨迦地方政权。1267年卒于萨迦。元朝在西藏封授白兰王简表白兰王是元朝在西藏所封世俗王的称号，一直延续到元朝末期，因受封者具有宗室驸马的身份，有“宗王出镇”的性质。藏文史籍中记载元朝在西藏所封白兰王共四人，与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一同前往凉州的恰那多吉是第一世白兰王。 国师与帝师元代封授西藏地方宗教人物为“国师”与“帝师”,是在承袭中国历史上的国师与帝师制度基础上、针对西藏地方特有的政教合一体制而实施的一套治藏措施。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元朝推行“独尊一派”政策、建立萨迦地方政权、有效管理西藏地方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师“国师”是我国历代封建帝王授予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宗教人物的称号。至元代，国师兼有政教权力。1260年，忽必烈封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为国师，1270年封其为帝师。自此，元朝中央对西藏高僧所赐尊号日益增高，从国师、灌顶国师到大元国师，反映了元代国师制度在西藏地方的广泛推行。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元代封授西藏地方国师简表 帝师“帝师”即帝王之师，元代的“帝师”是皇帝专授予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的尊号，不仅是帝王宗教上的导师，同时也具有朝廷职官身份。1268年八思巴遵照忽必烈诏命，进献其创制的蒙古新字，1270年忽必烈晋封他为帝师，元代帝师制度由此产生。元代帝师领宣政院事，管理全国的佛教和西藏等地区事务。多数情况下，元代帝师由萨迦昆氏家族成员担任，在昆氏家族无人担任时，则由萨迦派高僧担任。元代封授西藏地方帝师简表 行政管辖元朝中央政府先后设置总制院、宣政院负责管理全国佛教和西藏等地区事务,并在西藏地方设置若干宣慰司、万户府、千户府等治藏机构以及萨迦地方政权，对西藏地方进行施政管辖。 宣政院与宣慰司宣政院初名总制院，是元朝在中央政府设置的掌管全国佛教事务以及西藏等地区军民之政的中央机构，由帝师兼领。总制院初设于1264年，1288年改名为宣政院，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并为元朝四个独立的任官系统。宣政院在管理西藏等地区事务，安定和发展地方经济文化，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宣慰司是元朝中央政府在宣政院之下设立的管理西藏以及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区部分地域事务的机构，即“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宣政院 万户制度“万户”制度是元朝的一种基本军政制度。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在乌思藏宣慰司之下设立十三万户实施的。这一制度的实行，对稳定当时西藏地方社会秩序，确立封建农奴制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元代卫藏地方十三万户分布示意图 萨迦地方政权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在西藏地方采取“独尊一派”的政策，大力扶持对统一西藏有功的萨迦派,并于1264年令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返回西藏，建立了以萨迦派和昆氏家族为核心的萨迦地方政权，开启了西藏地方历史上的“政教合一”体制。萨迦地方遂成为元代西藏地方的政治、军事和宗教中心，萨迦派开始进入鼎盛时期。14世纪中叶，萨迦地方政权被帕木竹巴地方政取代。萨迦地方政权首领世系表 2 明代治藏第二单元明朝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一方面充分利用元朝对西藏地方的施政基础,采取“因其故俗”的政策,以当地僧俗首领充任武卫机构官员，号令地方，起到“传檄而治”的作用；另一方面调整元代治藏政策,施行“多封众建”“贡市羁縻”等举措,对西藏各主要教派和地方势力首领均予以册封,从而确保了西藏政局的稳定,进一步密切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其他地区的关系。施政治理明朝中央政府在元朝治藏措施基础上,针对当时特殊的社会局势,制定了更为系统的治藏政策,通过广行招谕、设置武卫机构、推行僧纲制度等举措治理西藏地方,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施政管辖和治理。广行招谕在以武力征灭了元军驻守在西北地区的残余势力之后，明朝中央政府即招谕西藏地方僧俗首领来朝归附，以缴换印信和封授官职的方式,确立了对西藏的管辖。 武卫制度武卫制度是指明朝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设立都指挥使司、万户等各级军政机构管理边疆地区军政事务的一种军卫体制。明朝在西藏地方推行与整个边疆行政管理体制相一致的武卫制度。洪武六年设乌思藏卫、朵甘卫，次年升乌思藏卫、朵甘卫为行都指挥使司,洪武八年设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施政管辖。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朵甘行都指挥使司辖区示意图明代乌思戴行都指挥使司所管辖区城主要是指今西藏自治区大部地区。而朵甘行都指军使司的管辖范围则包括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及四川、甘肃、青海、云南等省份的部分区域,即包括传统地理概念上的“安多”和“康”。 设置军政机构及诰封官员记载明初西藏地方各万户分布示意图 僧官制度元代在中央设有直政院等机构，专门负责西藏等地区事务和全国佛教事务。明朝建立后，在总结和吸取以往各朝佛教管理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对僧官管理模式上做了较大的改变。洪武十五年（1382)废除了元朝设置的宣政院，设置了“僧录司”“僧纲司”“僧正司”和“僧会司”等四级宗教管理机构，通过在西藏发现的多笼僧纲司印、都纲之印，证实了明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推行了僧纲制度。明代僧官体系示意图 多封众建明朝中央政府根据西藏地方藏传佛教众派并存,实力相对均衡且与政治势力结合紧密的特点，在继承元代优礼高僧、扶持藏传佛教发展的同时，改变元代“独尊一派”政策为“多封众建”，对藏传佛教各教派领袖均予以封授和礼遇，册封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大法王”“五大教王”以及喇嘛、禅师、国师、大国师等众多名号。封授“三大法王” 封授“五大教王”明朝中央政府因地制宜对西藏地区实行多元化、多层次的管理模式，除封授“三大法王”外,对一些政教势力相结合的地方首领封给“教王”名号,授予他们在明朝中央政府监督管理下统治当地僧俗民众的行政权力。 封授“国师”“禅师”明朝中央政府不但封授藏传佛教领袖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等，而且对他们的弟子及其他有影响力的宗教人物也封给大国师、灌顶国师、国师、禅师等不同名号，颁赐印诰。 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元末明初,以帕竹噶举派为基础，以朗氏家族为核心的帕竹万户崛起于山南一带并取代了萨迦地方政权,建立了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开始执政西藏地方并得到了元明两朝中央政府的认可与扶持。明朝后期，帕木竹巴地方政权为仁蚌巴势力架空，并很快为第悉藏巴地方政权取代。在这一时期，西藏地方律法进一步完善,宗谿（xī）制度得以确立，社会组织结构更加严密,西藏社会局势相对稳定，社会生产和文化得到较快发展。 政权崛起元朝末期，在时任帕竹万户长绛曲坚赞率领下，帕竹万户势力历经30年时间，先后打败了萨迦地方政权支持的雅桑、蔡巴、止贡万户等敌对势力，并于1358年利用萨迦内乱之机，占据了萨迦寺,收缴了萨迦本钦大印，建立了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并取得了元朝中央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历任帕竹万户长简表执政地方为巩固新兴的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在总结和分析萨迦地方政权衰败的原因后，第悉绛曲坚赞针对当时的局势，对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律法和人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从而为帕木竹巴地方政权二百多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政权衰亡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后期，朗氏政权集团发生内讧，分为贡嘎和乃东两支势力，与该家族联姻的后藏仁蚌巴家族乘机崛起,架空了朗氏家族掌控的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名存实亡。此后,仁蚌巴势力又被辛厦巴家族势力所取代,建立了第悉藏巴地方政权，帕木竹巴地方政权正式消亡。仁蚌巴势力仁蚌巴家族是依靠与帕木竹巴地方政权朗氏家族联姻而兴起的一个地方政治势力。帕木竹巴地方政权第五任第悉时期,仁蚌巴家族的南喀坚赞投奔到第悉扎巴坚赞属下担任仁蚌宗宗本、曲弥万户长和兼管萨迦寺大殿的本钦等职位。明朝中央政府从永乐十四年(1416)开始即在此设置领思奔寨行都指挥使司，任命仁蚌巴家族首领担任都指挥佥事。至仁蚌巴诺布桑布时期，该家族势力达到鼎盛,架空了帕木竹巴地方政权，成为这一时期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者。但是此后不久,仁蚌巴势力又被其下辖的辛厦巴家族势力所取代。 朗赛林庄园建筑庄园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西藏可以追溯到11世纪前期，但是在整个社会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不大。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建立后，不断有寺院和地方官吏被赠予大批庄园,也就是谿卡，成为明代西藏地方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谿卡制度由此建立。朗赛林庄园地处山南市扎囊县朗赛林乡，与桑耶寺隔江相望，大约于14-15世纪，为了满足庄园势力的不断扩大,在“扎西若丹庄园”的基础上,选址新建起这座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功能齐备、主楼高达7层的庄园，是西藏现存最高耸的高层庄园建筑之一。 3 贡市羁縻（jī mí）（笼络牵制，旧多指笼络牵制藩属）第三单元元明时期，中央政府大力推行“薄来厚往”“茶马互市”等政策,西藏地方入京朝贡现象蔚然成风，朝贡团队不绝于途，茶马贸易持续发展,交往交流更趋频繁。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而且密切了西藏与祖国其他地区之间的人员往来与经济联系,深化了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与认同，推动了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朝贡赏赐元朝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贡赏互动趋于频繁。明朝时期，中央政府推行“薄来厚往”的贡赏政策，将内地的丝绸匹料、官窑瓷器、宫廷玉器和精美珐琅器大量赏赐给西藏地方政教上层，而西藏地方的佛像、珍贵药材、动物皮毛及金银器、甲胄刀剑等方物也源源不断地进贡朝廷，在密切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同时，也对西藏地方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茶马互市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设置驿站系统,延续了唐宋时代已形成的茶马互市，促进了沿途地区经济的繁荣，深化了各民族文化融合与认同,推动了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明朝中央政府重视与边疆地区的经济贸易,茶马互市空前兴盛,进一步密切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其他地区联系，推动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交融互鉴元明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朝贡、封赏活动的频繁,以及茶马互市的繁荣,催生了一大批具有显著民族文化交融元素的器具。这些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在密切西藏地方与祖国其他地区关系、满足西藏社会需求的同时，对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精美瓷器元明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朝贡赏赐活动不断，作为赏赐物品的官窑瓷器由此大量流入西藏。这些专门赏赐西藏地方的瓷器,采用的是内地先进的制瓷工艺，纹饰、器形等具有西藏地方特点，反映了民族文化的交融荟萃。 宫廷造像元朝在大都设立工部下辖的“诸色人匠总管府”，专门负责皇家藏传佛教寺院中雕塑、绘画和法器的制作。明代则在宫廷御用监下设“佛作”，专门制作佛教造像,其中藏传佛教造像用于赏赐西藏地方。这些元明时期宫廷造像虽由内地工匠制作而成，但其造型却源自于藏传佛教神像，是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佛教文化交融的见证。宗教器物永乐、宣德年间，宫廷打造了大量藏传佛教法器，用于赏赐西藏地方上层以及开展宫廷佛事活动之用，是明代朝贡赏赐活动的有力见证和藏传佛教向国内其他地区传播的反映。 4 教派并存第四单元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西藏地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萨迦派、帕竹噶举派先后主政西藏地方，格鲁派得以创立并日益崛起,寺院经济形态初具规模。藏传佛教总体上呈现出众派并存、实力均衡的态势，并直接影响到西藏地方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生活。萨迦派萨迦派始于公元11世纪，为昆氏家族所创立。在元朝中央政府“独尊一派”政策的大力扶持下，萨迦派建立了地方政权,其势力迅速发展壮大,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后因四个“拉章”分权,萨迦派开始走向衰落，导致萨迦地方政权为帕木竹巴地方政权所取代。不过萨迦派仍是西藏地方重要的宗教势力之一，萨迦派的高僧先后获封“大乘法王”和“辅教王”名号。 萨迦法台萨迦寺院 帕竹噶举派帕竹噶举派创始于公元12世纪,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支派。13世纪初,朗氏家族接任丹萨梯寺法座,使帕竹噶举势力进一步壮大，被元中央政府册封为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的帕竹万户。元末，帕竹万户推翻萨迦地方政权,建立了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并得到了元明两朝中央政府的认可，帕竹噶举派由此得到了长足发展,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噶玛噶举派噶玛噶举派创始于1147年，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支派。宋元之交,噶玛噶举派已经发展成为藏传佛教影响力较大的教派。历经元明两朝，该派进入了历史大发展时期，形成了根基雄厚的宗教势力，发展成为对藏传佛教和西藏社会都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重要教派，并首创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元明时期，共有四辈噶玛巴进京朝觐，历辈噶玛巴均受到中央政府的特殊礼遇和封授。 格鲁派格鲁派创建于15世纪初,是在噶当派基础上转型发展起来的藏传佛教教派。其创始人宗喀巴于1409年建立甘丹寺，标志着格鲁派的正式形成。该派在创立之初受到了明朝中央政府、蒙古土默特部势力和西藏帕木竹巴地方政权的扶持,获得了迅猛发展,成为明代西藏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教势力。 其他教派元明时期，在中央政府强有力治藏方略和优礼扶持政策影响下，西藏社会政治总体稳定。这一时期，除萨迦派、帕竹噶举派、噶玛噶举派、格鲁派等有了长足发展之外，宁玛派、觉囊派、博东派以及噶举派其他支派等依然传承不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5 文化艺术第五单元元明时期,在统一的政治格局和相对稳定的社会形势下，西藏地方与祖国其他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文化艺术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西藏地方的寺庙、庄园、宗堡、碉楼、民居、桥梁等建筑类型丰富、技艺精湛；印刷技术得到大规模推广,文献典籍卷帙浩繁；壁画、唐卡、造像等宗教艺术长足发展；藏戏诞生并逐渐发展成为西藏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戏曲种类。文献典籍元明时期,西藏地方大兴著书立说之风，相继问世了众多历史、文学、天文历法的鸿篇巨著，内容丰富、卷帙浩繁，集中体现了西藏文献典籍的发展水平。尤其是随着明代雕版印刷术传入，以及印经院的相继建立，藏文刻本文献发展得到质的飞跃，一大批作品流传至今，成为中华优秀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大小“五明”大小“五明”是对西藏传统文化学科体系的泛称,“明”即指学问、学科，其中，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和内明统称为“大五明”,关于语言文学的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以及历算学被称为“小五明”。在吐蕃时期大小“五明”学科体系初步形成，至元明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史学著作文学著作佛教经卷 建筑艺术元明时期,西藏建筑艺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萨迦寺、夏鲁寺、白居寺以及格鲁派“三大寺”等一大批著名佛教寺院相继建成，独具特色的宗堡建筑和庄园建筑广为兴建。这些建筑普遍规模宏大、殿宇相接、巍峨壮观，不仅继承了西藏传统建筑形式和结构，而且融汇了祖国其他地区的建筑风格和技艺，是中华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寺院建筑佛塔建筑碉楼建筑 宗堡建筑元末明初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建立后,开始实行“宗谿”体制，将其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建制推行于西藏地方,一大批作为“宗”一级政权机构的宗堡建筑由此应运而生。这些宗堡建筑大多修建在山顶之上，居高临下，俨然一座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庄园建筑 桥梁建筑 佛教艺术元明时期,藏传佛教艺术进一步发展与繁荣，佛教造像、唐卡及壁画等绘画艺术精品层出不穷，不仅凝结了西藏各民族的智慧与审美情趣,同时也是西藏地方与祖国其他地区文化多元交流、融合的见证。壁画艺术西藏壁画主要分布在寺院、府邸、民宅等建筑的墙壁上，尤以寺院为壁画聚集之所。元明时期,西藏的壁画在题材上大规模吸收我国其他兄弟民族的艺术题材，在风格上受内地和尼泊尔风格影响日益显著。 藏戏艺术明代藏戏的诞生，创新了西藏戏曲艺术的形式，并被传承沿袭至今，是西藏地区流传最广、体系最完备、影响力最大的戏曲艺术种类之一。其唱腔高亢优美、舞姿粗犷大方、剧情跌宕起伏、角色丰富多彩，极大地丰富了西藏文化艺术的内涵。 藏戏面具藏戏表演程序与服饰据《唐东杰布传》记载，为在雅魯藏布江上修建桥梁，唐东杰布从山南琼结地方请到七姐妹以表演歌舞的形式募化资金，创造了藏语称之为“阿吉拉姆”的戏曲艺术形式，为藏戏的发展成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因此后世将他认为是藏戏创始人。 佛教造像西藏佛教造像发展与演变过程是与藏传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各大寺庙的修建和发展同步的。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藏佛教造像呈现出以各大寺庙为代表的众多风格与流派，其中以丹萨梯风格和类乌琼瓦风格造像最具代表性。唐卡艺术西藏的唐卡艺术在吸收内地、印度及尼泊尔三大佛教艺术形式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形成多种艺术流派。元明时期，西藏唐卡艺术开始形成了齐岗、勉唐、钦则、噶赤等绘画流派，一直沿袭至今。 清代民国时期（公元17世纪—1949年）清朝中央政府建立以后，对西藏地方的政治、外事、军事、经济、宗教等事务进行全面管辖和治理。清末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在艰难时局下，始终坚持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同帝国主义的入侵及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势力进行了不懈斗争,有力维护了祖国统一。这一时期，西藏地方与祖国其他地区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西藏的经济、文化、科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随着政教合一体制和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的日趋僵化与腐朽，西藏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社会阶层极度分化并尖锐对立，社会发展逐步停滞不前。 康熙皇帝(1654-1722)爱新觉罗·玄烨，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帝。他开创了“康乾盛世”，推进了对西藏地区直接管理的进程,为驻藏大臣制度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雍正皇帝(1678-1735)爱新觉罗·胤禛,在位期间,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实施“火耗归公”与“打击贪腐”等一系列铁腕改革政策。在西藏地方事务方面，创设驻藏大臣制度,正式派遣驻藏大臣管理西藏地方,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等重大举措，加强了对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与控制。乾隆皇帝(1711-1799)爱新觉罗·弘历，在位60年,执掌国家最高权力近64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在位期间文治武功兼修,推动并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在西藏事务方面，平定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乱、驱逐廓尔喀入侵势力、设立金瓶掣签制度、摄政制度、噶厦制度、加强和巩固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治藏政策，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推向了顶峰。 1 优待册封与管理第一单元清代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把优礼藏传佛教作为重要的治藏之策，同时加强对藏传佛教的管理,昭明法度以彰显国威,建章立制以规范仪轨,充分体现了恩威并施、刚柔相济的治藏策略，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行使和有效治理。 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帝（布达拉宫壁画）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率三千人应召到达北京觐见清顺治皇帝，并赐金册，由此正式建立了达赖喇嘛的封号及其政教地位。 对达赖系统的优礼与册封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重要的活佛系统之一,在清代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地位最高、宗教影响最大,而且历辈达赖喇嘛均为甘丹颇章地方政权首领,历代中央政府均予以极高礼遇，多有册封和赏赐，反映了清朝中央政府扶持格鲁派治藏的策略。对五世达赖喇嘛的优礼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指进京朝觐顺治帝,这是达赖喇嘛系统首次进京，因此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极高礼遇，并被顺治帝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稀教管通瓦赤谢咀喇达赖喇嘛”，赐金印、金册。由此开创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达致喇嘛系统的册封,并从此确立了达赖喇嘛系统在西藏地方的政教地位。 对六世至八世达赖喇嘛的优礼 对九世至十二世达赖喇嘛的优礼 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优礼 顺治皇帝封授五世达赖喇嘛之印（实用印)顺治皇帝封授五世达赖喇嘛之印雍正皇帝封授七世达赖喇嘛金印乾隆皇帝颁赐八世达赖喇嘛玉印 对班禅系统的优礼与册封班禅系统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地位最高的两大活佛系统之一,在西藏地方有着崇高的宗教地位和重要的社会影响力。清代以来，历辈班禅均为格鲁派的兴盛和西藏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为密切西藏地方与祖国其他地区的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多次受到清朝与民国中央政府的封授和礼遇。 对四世、五世、六世班禅的优礼 对七世、八世、九世班禅的优礼 对其他活佛系统的优礼与册封除达赖和班禅活佛系统外,西藏地方还存在其他众多活佛系统，他们在西藏地方社会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同样为密切西藏地方与祖国其他地区的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清朝中央政府均予以封授和赏赐。 对十一世济隆活佛的优礼与册封 对各大寺院的优礼 对涉事活佛的处置对藏传佛教活佛系统的管理是清朝治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既有尊宠与封赏，又有管理与惩戒，特别是针对涉事活佛,清朝更是通过革除职衔、废除名号、查抄田产、禁止转世甚至“剥黄”正法等措施予以严厉制裁，充分体现了恩威并施、刚柔相济的策略。 对活佛转世的管理清代、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为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地方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先后通过制定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创立实施“金瓶掣签”制度、颁布《喇嘛转世办法》《征认班禅呼毕勒罕办法》等法规制度，确保了西藏地方达赖、班禅等各大活佛转世认定过程的公正性与合法性，从而有效加强了对西藏地方宗教事务的管理。 对僧官的任免与奖惩清代、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于藏传佛教事务的管理，除了加强对活佛系统的管理外，对于僧官的任免尤其重视,特别是在《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布以后，对僧官的任免与奖惩更加趋于制度化和体系化。 道光皇帝颁赐十一世达赖喇嘛金册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 2 钦差驻藏第二单元驻藏大臣制度是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重要举措，具有保障各项治藏政策措施得以贯彻执行的功能，对于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行使主权和施政管辖，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驻藏大臣制度历经初创、发展、鼎盛、巩固完善等历史阶段。期间，一百多位驻藏大臣先后赴藏任事，多项治藏章程相继出台，机构建制不断充实健全，驻藏大臣职能设定与职权范围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增强，地位更加巩固，中央对西藏的治理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和加强。驻藏大臣制度概况清代驻藏大臣制度创始于雍正五年（1727)，结束于民国元年（1912)，经历了从临时性到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驻藏大臣的职能历经协理、监管、统管藏事的发展历史，其地位不断提升、职权日益扩大；办事机构相继设立，并不断充实完善，从而确保了清朝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有效实施。 驻藏大臣一览表 驻藏大臣出行旧照 衙门设置 驻藏大臣办理藏事驻藏大臣制度建立以后，历任驻藏大臣大多能够秉承清朝中央政府旨意，尽忠履职，有效行使职权，从维护主权、整肃吏治、协调民事、发展经济、管理僧众等各个方面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施政管理，在保障西藏社会安定、推动西藏社会发展、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严正外交维护主权终清一代，历任驻藏大臣大多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原则，恪尽职守，慎重处理了廓尔喀与西藏的货币往来积弊、英国来藏通商、藏哲边界纠纷、亚东开关通埠等涉外事务，竭尽所能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整饬军备抵御外侮有清一代，清朝中央政府除在西藏地方驻防绿营军之外，还组建编练了3000名藏军,赋予驻藏大臣全权管辖之责。历驻藏大臣在军队编练、军营修建、工事搭建、塘汛设立、军饷筹备、装备改进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维系了一个较为完备的西藏地方军事系统，使之成为处理对外关系、维护国家主权的有力后盾。 《卫藏通志》中关于西藏地方兵制的记载清朝中央政府在川藏道及其沿线设立塘汛、粮台、驿站分布图废弃后的札什城兵营旧照 松筠和宁巡边记事碑此碑主要内容记载了驻藏大臣松筠、和宁巡视边防的经过和戍边要领。乾隆六十年乙卯夏四月巡边。自前藏起程,经曲水,过巴则、江孜，共十日行抵后藏。由扎什伦布走岗坚喇嘛寺、彭错岭、拉孜、洛洛、协噶尔，过定日、通拉大山，共行十一日至聂拉木。又由达尔结岭西转，经过伯孜草地、巩塘拉大山、琼噶尔寺，南转出宗喀，共行六日至济咙。仍旋宗喀东北行，十日还至拉孜。入东山，一日至萨迦沟庙。自庙北行，二日出山。仍走岗坚，还至扎什伦布。往复略地，随在绘图，知其概焉。缘扎什伦布西南，左有萨迦沟内之曲多、江巩此二处迤北察咙等地方有粮草，随处皆有险要，右有彭错岭此地建有大庙，有树木，有粮草，庙迤北亦有险要南之峭壁连岗，是为后藏之咽喉，实天然要隘也。乃辛亥年，廓尔喀以步卒数千人自聂拉木走萨迦，直抵扎什伦布。彼时果有现在之汉番官兵，划分两路，一赴曲多、江巩以堵其前；一赴彭错岭侦探，由拉孜以截其后，则廓尔喀深入无援，可以不战自溃，何至如入无人之境，任其肆意猖狂如是耶？若云兵少,其徐南鹏仅有汉兵数十名，又何以固守营官寨耶？是当初汉番官兵不知有曲多、江巩、彭错岭等处险要可战可守，以致胸中无主，茫然失措耳。至协噶尔、定日左首之绒辖、噶达，定结西路之宗喀、琼嘎尔、巩塘拉大山，皆为天然门户。曲水、巴则、江孜又为前藏之要隘，而江孜迤南之帕克哩、甘坝等处界连臧曲大河，犹为前后藏第一险要。所有在藏汉番官兵及噶布伦等均宜熟悉，因于前后藏江孜教场泐石，咸使对图讲求，人各胸中有主，方于汛防有益。壬子年，天威震慑，廓尔喀畏罪投诚，自是太平无事。然安边之策，莫若自治，非独济咙、聂拉木番民。应派廉洁营官管理，所有各属营官、第巴如皆能教以廉洁自持，善抚百姓，则恒无他患矣，是为记。钦差御前侍卫工部尚书兼镶白旗汉军都统驻藏大臣松筠钦差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副都统军功加二级驻藏大臣和宁公志“皇图巩固”碑此碑为清朝中央政府派到西藏驻防江孜、定日两处官兵于嘉庆二十二年（1818)捐银修建。原立于日喀则关帝庙前，因庙已毁，现藏于扎什伦布寺，由青灰色石板凿刻而成，上方刻有“皇图巩固”四个大字。碑文：皇图巩固窃维御济宇宙，架享乾坤，财通四达，位居五行。财神、龙王、土地之尊，自通都大邑以及僻壤遐陬，莫不肃庙貌于观瞻，而受馨香之昭报。唯是，后藏地方向未设建神宇，水旱不均，岁收欠稔。自余接篆后，虔塑全身，逢时祭享，当蒙甘霖时沛，玉液普施，五谷丰收，四境宁谧。是以举愿捐廉，新建庙宇。信善仁人，施金乐助，经营攻作，不日落成。配塑财神、土地二像，朝夕供奉，虽一椽之兴筑，原不能於画栋雕甍，而斗室之凭依，实有赖於声灵赫濯。每逢春秋二季，并诞将之辰，礼重明礼，虔诚来格。即寓居众姓，遇有公件，籍得环集神前，秉公理论。从此，大泽频颁，军民咸沾，硕德厚福屡降，汉番均沐鸿庥。嗣后职斯土者，随时修葺，以继其美，不致日久倾颓，厚望焉。是为序。管理后藏江定等汛军粮府加三级又军功加二级纪录五次顾照敬勒。计开助银众姓：统领后藏江定汉番官兵四川提右游府刘心裕助银四两；驻防后藏建昌会盐司厅王天福助银一两二钱；冕山营副司杨文存助银二两；驻防定日督标左营司厅王顺助银二两；候进逊政厅顾照助银一两；浙湖信士魏增助银五两；江苏信士顾培助银一两；茂同号助银五两；通顺号助银二两四钱；施云号助银二两四钱；赵福、周孝成、马廷兆各助银二两；雷安荣助银三两；马良太、张得魁各助银五钱；张廷贵、刘贵、罗元勋、袁治国各助银一两五钱；舒洪太、宋成林、万福、赵龙宽、华忠、高标、郑彦明、王选、永丰号、贾万兴、杨斌、龙同娃各助银一两；张元登助银六两；李福助银二两；张元举、马三、张贵、帅贵各助银一两五钱；熊贵、董奇忠、高正品各助银五钱；石匠袁廷柱、李玉升、黄世忠各助银二两。会首：刘义仁、李兴、徐岱、黄州各助银三两；徐贵助银一两；李如松二两六钱；鲁定中译施国一块。大清嘉庆二十二年岁次丁丑巧月吉日立 整肃吏治戡（kān）定地方有清一代，驻藏大臣在任免西藏地方官员、整肃吏治、戡除内乱、维护社会治安、管理达木蒙古和藏北三十九族等事务中有效地履行了职责。尤其在平息“阿尔布巴之乱”、廓尔喀战争善后、二世策墨林摄政事件、四川瞻对事件的处理过程中，驻藏大臣多能秉公执法、悉心办理，及时平定了内乱，确保了政令畅通，维护了驻藏大臣权威和西藏社会稳定。 协调民事平息讼争有清一代，西藏地方政治、宗教关系复杂，民事纠纷频发。鉴于此，历任驻藏大臣在处理田产纠纷、官员财产争执、寺院活佛利益纠纷、喇嘛布施讼争等事项上花费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他们权衡各方利益，多方协调关系，竭力平息事态,妥善处置各类民事冲突，为维护西藏地方局势稳定和百姓权益，维护地方秩序做出了贡献。 发展经济赈恤灾黎根据《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赋予驻藏大臣主管西藏地方经济与财税权力的规定，历任驻藏大臣在管理西藏地方财税、审查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收支用度、促进商品贸易、主持制造地方货币、减免百姓租赋和徭役，抚恤救济受灾民众等方面付出了努力，为发展西藏地方经济、改善民生做出了贡献。 管理僧众护持宗教“兴黄教，以安众蒙古”是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蒙藏地方的基本方针。历任驻藏大臣深谙藏传佛教对西藏社会和政治格局影响的重要性,他们根据章程规定，在转世灵童的认定、经师的选任、法会活动的举办，以及大呼图克图进出西藏学经、拜谒、朝贡、请佛等宗教事务的料理方面，无不事必躬亲，为规范藏传佛教仪轨、整肃寺院管理、密切西藏地方宗教上层与清朝中央政府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实施新政锐意革新19世纪末，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国家积贫积弱，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大肆扩张殖民领地，阴谋将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驻藏大臣凤全、赵尔丰、张荫棠、联豫等人顺应历史潮流，先后在西藏和四川等地实施新政，励精图治，力挽危亡。他们参劾贪吏、筹饷练兵、兴办教育、建章立制、革除苛政、废除差役、安民治藏，涉及到西藏地方内治、外事、军务、财政、文化教育诸多方面，为西藏政治的改良、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强中央对西藏的治理、粉碎西方列强染指西藏图谋建立了不朽功勋。 其他驻藏官员办理藏事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还设置了驻军、驿站、粮台等驻藏机构并派驻官员，他们受驻藏大臣节制，秉承驻藏大臣旨意办理相关具体事务，对加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有效施政，维护与促进西藏地方社会稳定和发展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3 地方政权第三单元1642年，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历时三百余年，先后历经了汗王掌政、噶伦联合执政、郡王执政及噶厦时期。在此期间，中央政府根据西藏地方特殊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形势，不断调整治藏模式，对其地方政权体制进行了数次整顿和改革。西藏地方政府多能秉承中央旨意，办理地方事务，为进一步密切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稳定西藏地方社会局势、发展社会生产,一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汗王掌政时期1642年,藏传佛教格鲁派联合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势力推翻第悉藏巴地方政权,建立了由和硕特汗王掌政、和硕特汗廷与格鲁派上层联合执政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并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取得了政权的合法性，从而得以有效施政地方。 政权初兴 施政地方 噶伦联合执政康熙末年，清朝中央政府在驱逐蒙古准噶尔势力后，为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先后任命协助清军驱逐准噶尔势力有功的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颇罗鼐、扎尔鼐等五人为噶伦，并命康济鼐为首席噶伦，阿尔布巴为协理。自此，由五位噶伦组成的噶伦联合执政体制正式形成。 世俗贵族执政时期1717年，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将领大策凌敦多布率兵袭占拉萨，汗王拉藏汗被杀。1721年，在清军驱逐准噶尔势力后,清朝中央政府废除了在西藏地方政权中的汗王和第巴制度,扶持世俗贵族势力,先后建立了噶伦联合执政和郡王执政体制。1750年之后，随着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被诛及《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的颁布实施，结束了世俗贵族掌政西藏地方的历史。 噶厦时期1751年，清朝中央政府正式授权七世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掌管西藏地方事务，并设立译仓和噶厘分别办理政教事务。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清朝中央政府开始在西藏地方实施摄政制度，历任摄政在驻藏大总理之下办理西藏事务。噶厦噶厦是西藏地方政府施政地方的主要机构，负责处理西藏地方日常政务，也是清代中后期西藏地方政府的代称，自1751年组建后一直延续至西藏民主改革,存续时间达两百年之久。噶厦一般由三俗一僧四名噶伦构成，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秉承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旨意办理西藏地方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主导着西藏地方政局。 基巧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行政机构为噶厦、基巧、宗路三级。基巧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主要是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在噶厦和宗黔之间设立的一级行政机构，通常管理几个宗路或位于重要的边界口岸、商贸汇集地。委任噶伦或四品以上官员为总管，处理宗谿难以解决的行政、司法、宗教事务。基巧总管任期一般为三至四年，任满去留由噶厦决定。民国时期西藏地方设置的九大基巧简表宗谿制度“宗”和“谿”分别是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相当于县一级的地方政府与政府庄园称谓，“宗”的长官称为“宗本”，“谿”即“谿卡”，长官称为“黔谿堆”，清朝史籍称“营官”或“喋巴”，由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提名，报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任命,是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基层政权组织。 摄政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清朝中央政府任命六世第穆活佛为西藏地方首任摄政,暂代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此后这一制度在西藏地方延续近两百年时间,期间共产生了15位摄政。西藏的摄政制度不仅有力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同时填补了政教合一制度下达赖喇嘛缺位时的权力真空，起到了承上启下、平稳交接政权的作用，有利于西藏社会的稳定。 历任摄政简表“四大林”活佛系统“四大林”活佛分别为“功德林”的济隆呼图克图、“锡德林”的热振呼图克图、“丹吉林”的第穆呼图克图以及策墨林活佛。自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西藏地方摄政制度开创以来，在上一辈达赖喇嘛圆寂后至下一辈达赖喇嘛亲政前这一期间,清朝中央政府多从“四大林”活佛中选任摄政，办理西藏地方事务，因其位高权重,深受清朝中央政府的重视和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