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博物馆（西藏历史与文化）（一）

集敏

西藏博物馆高山之巅、大河之源，是雄踞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西藏博物馆让我们了解高原历史脉络与雪域千年的过往。 雪域长歌——西藏历史与文化 博物馆大厅庄严明亮又具有民族特色。 千百年来，繁衍生息在这里的中华儿女，以他们超凡的智慧和勇气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浩瀚的中华文明注入了丰饶的养分和强大的生命力！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府始终对西藏行使主权并有效管辖。西藏各民族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与各族人民共同谱写中华历史的壮丽篇章！让我们共同领略万涓成海的祖国统一历史潮流是何等的波澜壮阔、奔流不息，感悟万古长青的中华传统文化之树是何等的根深叶茂、气度非凡! 中国国家史与西藏地方史对照年表 第一部分（距今约5万年一公元7世纪初）中国是最早出现古人类的地区之一。我国西藏在距今5万年以前的旧时器时代晚期就已经有人类活动，距今1万年前后进入新石器时代距今3000年前后进入了早期金属时代。大量考古资料显示，早在史前时期，西藏高原与祖国其它地区的先民们就有明显的血缘以及经济、文化联系。 1 旧石器时代第一单元（距今约5万年一1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有人类在西藏高原生存，奏响了开发西藏大地的序曲。迄今为止,考古人员不仅在日土、定日、吉隆、申扎、班戈等8处地点采集了大量5万年前的打制石器，而且在具有明确地层年代依据的尼阿底遗址发掘了多种类型的打制石器，其年代距今4-3万年。 西藏旧石器采集点分布图 采集石器在西藏高原采集的大量旧石器标本，虽然大多缺乏原生地层的时代依据，但其形制、制作技术等方面与我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有相同特征。 2 新石器时代第二单元(距今约10000年-3000年）距今10000年至3000年前后，西藏高原先民创造了以卡若文化、曲贡文化等为代表的以农耕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及以夏达措遗址、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等为代表的以狩猎采集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时期，磨制石器、陶器开始出现并普遍使用，农业、畜牧业等经济形态和定居生活方式逐步形成。 藏西和藏北遗存在藏西和藏北地区的100余处石器采集点和夏达措遗址、梅龙达普洞穴遗址，采集和出土了细石叶、细石片、细石核等器物，经济类型以狩猎与采集经济为主。 尼阿底遗址尼阿底遗址位于那曲申扎县雄梅镇多热村，是一处规模宏大、有明确地层堆积、石制品分布密集、石器技术特色鲜明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是迄今在西藏高原发现年代最早、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证实了4-3万年前远古人类已在西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留下了清晰、坚实的足迹。 卡若文化卡若文化是分布于澜沧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卡若遗址是卡若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具有遗存面积大、保存情况好、文化堆积厚、内涵较率富、地域性较强的典型特征，揭示了西藏东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面貌及其与黄河上游地区以马家窑、半山、马厂遗址为代表的原始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卡若文化遗存还包括小恩达、比果哇等遗址。 卡若房居复原 卡若遗址卡若遗址位于昌都卡若区卡若村，澜沧江与卡若河在此交汇,距今已有5000-4000年的历史。遗址位于此处的第二级台地上，残存近5000平方米。1978、1979年先后两次共发掘1800平方米，发现房屋基址28处，出土打制石器近10000件、细石器629件、磨制石器511件、骨器366件、陶器46件、装饰品48件。 小恩达遗址该遗址位于昌都卡若区城关镇小恩达村，面积约1万平方米。先后三次在遗址中发掘出房屋遗迹3座、灰坑1个、窖穴5个、石棺幕5座，出土了大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陶器等。 比果哇遗址该遗址位于昌都察雅县吉塘镇亚许村，地处澜沧江上游右岸支流色曲右岸坡地上，出土有陶片、大量红烧土以及穿孔石刀、石镇、石凿等磨制石器，其中穿孔石刀与卡若遗址和小恩达遗址的同类器物相似。 马厂遗址与卡若遗址陶器纹饰对比 卡若遗址出土双体陶罐该器为夹细砂黄陶，侈口呈喇叭状，直颈、斜平肩，腹部为袋形双体，中裆相连，下腹壁向内曲收为假圈足,形体好像两只小兽相向而立，颈部和肩部设计了一对带孔钮,既巧妙地表现出动物的耳与尾,还可穿绳以便携带。陶罐表面以刻划纹和黑色彩绘为装饰。此件陶罐不仅体现出了卡若先民高超的器物造型能力,代表了卡若文化最高的制陶水平，而且器型与四川大渡河流域出土的双连罐高度相似，存在一定关联性。雅安汉源县大窑石棺墓出土双连罐大窑石棺墓位于四川省雅安汉源县大渡河南岸,墓穴迭压于新石器文化层上，为土坑竖穴石棺墓。随葬品置于棺底东段,其中这件双连罐为三件随葬陶器中较为完整的一件，该器侈口，卷唇，长颈，两个球形的罐体于腹壁相连，与卡若遗址出土的双体陶罐在形态上非常相似。 曲贡文化曲贡文化是以拉萨曲贡遗址为代表、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同时使用少量的骨器和青铜器。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器，出现了“尚红”“人祭”“牲祭”等精神信仰及其表现形式。同类型文化遗存还有昌果沟遗址、达龙查遗址等。 曲贡遗址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城关区娘热乡曲贡村，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先后发现早期墓葬3座、晚期石室墓29座、祭祀遗迹2处、祭祀石台6座，出土文化遗物1万余件，包括石器、陶器、骨器、铜器以及大量动物骼。其年代晚于昌都卡若遗址,大约在今3750-3500年前，其中以早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是西藏高原腹地新石器文化类型的代表性遗址。 曲贡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属种简表 磨光陶器 藏东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藏东南新石器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海拔约700-3000米的雅鲁藏布江下游及其支流尼洋河、帕隆藏布流域，包括拉颇遗址、立定遗址、云星遗址、居木遗址及墨脱等地的10余处采集地点。出土和采集标本有陶器、石器、骨器等。 3 早期金属时代第三单元(距今约3000年一公元7世纪初)进入早期金属时代以后，随着金属器具的使用和游牧业的发展，西藏高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提高，文化面貌丰富多样。象雄、雅誉、苏毗等部落联盟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吐蕃地方政权已在孕育之中，西藏社会即将迈入历史时期。 岩画艺术岩画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西藏岩画是中国岩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阿里和那曲等地，技法有凿刻和涂绘，题材为生产、生活及原始崇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墓葬遗存西藏早期金属时代存在多种类型的墓葬及祭祀遗迹,出土有石器、陶器、丝绸、茶叶、金属器、木器等各种随葬品，不仅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内涵，而且与祖国其他地区存在密切的联系。 墓葬形制与葬式西藏早期金属时代墓葬具有不同的地域特征，东部三江流域地区主要以石棺墓为主，其文化内涵与川西、滇西北高原的同类遗存较为相似。南部的扎赢、隆子、乃东等地的墓葬以石棺墓、石丘墓为主，出土陶器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西部札达、喝尔等地的墓葬则以洞室墓为主，文化内涵具有跨喜马拉雅文化特性。这些墓葬的葬式则有屈肢葬、俯身直肢葬、俯身屈肢葬等。 高原丝路近年来，在西藏陆续发现的丝织品、茶叶、金属器、萨珊银币等文化遗物，反映了西藏与祖国其他地区以及南亚、中亚地区在文化上的交流，延展了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网，为“高原丝路”的存在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佐证。 金属器具考古发现证明，早在约3500年前西藏就出现了金属器具，大致在距今3000年前后西藏社会进入早期金属时代，出土有金、银、铜、铁等不同材质的金属制品，反映出这一时期西藏先民使用金属器具的情况。 石构遗迹西藏的石构遗迹主要分布在阿里、那曲以及日喀则等地，其形式包括列石、独石、石圈、石框等，或单独存在，或相互组合，功能大致分为墓葬、祭祀、崇拜、标志等，主要是藏西和藏北一种常见的古代文化遗迹。 康玛列石遗迹康玛列石遗迹位于阿里地区改则县洞措乡洞果藏布河北岸，包括3组列石遗迹和6处石框遗迹，东西长1138米，南北宽150米，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此为其中最大的列石遗迹,面积585平方米，石台面积约30平方米,全部由石块整齐叠砌而成,石台四周则有大小立石300余块，在方台前呈较规则方形排列。该遗迹可能与祭祀有关。 第二部分唐宋时期（公元7世纪-13世纪）唐朝初期，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建立了奴隶制的吐蕃地方政权，西藏与祖国其他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得到全方位拓展。唐朝晚期，吐蕃地方政权覆灭,西藏进入长达近四个世纪的分治状态,开始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农奴制社会过渡。这一时期，吐蕃旧部与宋朝和西夏等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 1 吐蕃政权第一单元公元7世纪前后，崛起于雅砻河谷的悉补野部落先后征服了苏毗、象雄等部落,统一了西藏高原大部区域，建立了吐蕃地方政权。此后,经过两百余年持续不断的发展和扩张，吐蕃地方政权一度极为强盛。然而,由于连年征战和横征暴敛,百姓备受苦难,社会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在赞普被弑、贵族内讧和平民起义的不断打击与削弱下,吐蕃地方政权最终走向灭亡,西藏历史进入了分治时期。 政权崛起公元7世纪初,雅砻悉补野部落第三十二代首领松赞干布开创了吐蕃地方政权。他平息内乱,发展经济,制定法律,创建官制,划分军政区域，加强与唐朝的交往交流,为吐蕃地方政权的崛起与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历代继任赞普不断励精图治，用心经营，推动了政权的发展。松赞干布松赞干布(617?-650),雅砻部落第三十二代首领，也是吐蕃地方政权的缔造者。在位期间,他平定内乱，统一吐蕃诸部，开疆拓土，积极开展与唐朝等周邻地区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交往，制定法律，创立文字，确立了吐蕃地方政权的基本社会制度，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政权。 政权体制吐暮地方政权赞普世系表吐蕃地方政权迁都逻些路线示意图 公元705年之后吐蕃大论（大相）简表告身制度等级表吐蕃地方政权六“茹”分布图吐蕃地方政权六“茹”地望简表 吐蕃贵族 吐蕃法律条文简表外甥阿夏王之印这枚银印出土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都兰热水墓群血渭一号墓,印面主体部分为骆驼图案，边缘部分为古藏文“外甥阿夏王之印”。“阿夏”也作“阿柴”“阿豺”，是吐蕃对吐谷浑的称谓。历史上，吐谷浑王室曾与吐蕃王室联姻，形成了特殊的甥舅关系，敦煌藏文文献《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记载“吐蕃墀邦公主嫁给吐谷浑王，她的儿子是莫贺吐浑可汗”。由此推断，这枚印章中的“外甥阿夏王”可能为吐蕃控制青海时期的吐谷浑王莫贺吐谷浑可汗，反映了吐蕃地方政权控制吐谷浑的历史。 雍仲增摩崖石刻雍仲增摩崖石刻位于林芝巴宜区米瑞乡玉容增村，凿刻于赤德松赞在位时期，是应工布王的家臣祈请而颁诏勒石。赤德松赞在位时与工布王曾以盟书的形式确定了其享有的若干特权,赤德松赞时期又重申归盟。 政权鼎盛公元8世纪中后期，吐蕃地方政权在向周边扩张的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唐朝及周边地区学习借鉴先进文化，从而推动了吐蕃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吐蕃地方政权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洛扎德乌穷摩崖石刻洛扎德乌穷摩崖石刻共有两处,分别位于山南洛扎县洛扎镇吉堆村和门当村，均为吐蕃赞普优待大臣德乌穷的记载：“其所属奴户、封地绝不减少”“营葬应法事优隆。在任何赞普后裔掌政期间，其墓如有毁坏，由东岱专事修建”。 政权衰亡吐蕃地方政权后期，常年的征战导致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危机空前加剧。达磨赞普执政时期,吐蕃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统治阶层内部纷争不断,达磨赞普被弑。此后,平民起义此起彼伏，吐蕃地方政权分崩离析，吐蕃社会进入了群雄并起、各踞一方的分治时期。 2 吐蕃社会第二单元吐蕃地方政权建立之初即创制了藏文，吐蕃社会步入文明发展的新时期。同时，吐蕃加强了与唐朝以及天竺、泥婆罗等相邻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以开放的态度借鉴先进的制度文化、医学天文、生产技术和风俗习惯，不断提升吐蕃社会的发展水平，丰富了吐蕃文明的内涵。 创制文字公元7世纪吐蕃地方政权建立之初，吞弥·桑布扎等人受松赞干布派遣前往天竺（古印度)访学，依照梵文创制了包括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字母的藏文，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吐蕃社会的文明进程。吞弥·桑布扎吞弥·桑布扎生于公元7世纪，吐蕃时期著名的语言文字家和翻译家,藏文创造者，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七贤臣之一。 藏医初创公元8世纪,吐蕃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唐朝等周邻地区医疗技术的不断输入，为传统藏医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推动了藏医学的正式创立和全面发展,涌现出以东松康哇、宇妥·宁玛云丹贡布为代表的一大批名医,尤其是《月王药诊》的编译和《四部医典》的问世，标志着传统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宇妥·宁玛云丹贡布宇妥·宁玛云丹贡布，拉萨堆龙人，公元8世纪西藏地方杰出的藏医学代表人物。他不辞劳苦遍访大唐和天竺、泥婆罗等地，广泛涉猎相关医学著作，吸取各家之长，于8世纪未著成《四部医典》，为传统藏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生产生活随着吐蕃社会的发展进步及其与相邻地区的广泛交往，吐蕃的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等经济类型有了较大进步，生活方式也有了较大发展变革。从吐蕃壁画以及出土棺板画和器物上,可见吐蕃时期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分治时期，西藏社会开始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农奴制社会过渡,社会生产力得到提升,生产规模有了进一步扩大，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相应得到了较大程度转变。生活习俗敦煌壁画《各国王子举哀图》中的人物服饰棺板画《帐居迎宾图》 社会生产当曲卡墓地当曲卡墓地位于拉萨当雄县当曲卡镇，发掘的5座墓葬均由地上封土和地下墓室组成，封土平面大体呈近圆形或方形，立面均星覆斗状。墓室形制主要为穹窿顶石室墓和竖穴土坑石室墓，均为多室墓。出土有金银器、玛瑙和绿松石珠饰件，以及陶片、铜器、铁器残件等遗物，对进一步研究吐蕃时期西藏腹心地区封土墓文化面貌、丧葬制度、唐蕃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竞技活动石刻围棋盘藏式围棋称为“密芒”，早在吐蕃时期西藏人民就有下围棋的风尚，迄今为止已在阿里札达、日喀则吉隆、拉萨曲水多地发现早期历史遗留下来的石质藏式围棋盘和棋子，反映了唐蕃之间的文化交融与互鉴。这里展出的石刻围棋盘出土于拉萨墨竹工卡县境内,呈长方形，棋盘两端各有一块放置棋子的凹坑，纵横17×17路、289个点位，与隋唐时期祖国内地流行的围棋棋盘如出一辙。吐蕃体育竞技吐蕃社会具有浓厚的尚武风俗，习武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而社会各阶层竞相习拳弄剑，在促进军事武备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赛马、赛牛、跑马射箭、马术、马球、抱石、摔跤等体育项目的兴起。 郭里木棺板画青海郭里木出土棺板画绘有驰猎射牛、拜谒宴饮,驼队商贸、赭面俗等内容,生动反映了古代吐番社会生活面貌。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人宴请贵客，左上部为吐蕃人骑马追射两头牦牛的情景，其中一头牦牛中箭流血负痛狂奔；右上部为一段射牦牛的情节，一头牦牛被栓在树桩前，有一着装似赞普之人弯弓射牛，周围有捧杯敬酒的男女数人。棺板画中心为多人宴饮场面。宴饮宾客在帐外的空地或立或坐，宴会正酣；帐内一对夫妇对坐举杯，似为赞普及妃子。棺板画左下部为绘有一队骆驼,驼鞍上摞放高高的货物，映了吐蕃与周边地区的商贸往来。 吐番墓葬西藏各处散落着众多规模不等、形制多样的吐蕃墓葬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琼结县藏王墓、朗县列山墓地、拉孜县查木钦墓群、洛扎县吉堆吐蕃墓群。这些规模宏大、数量众多的王室墓群和贵族大墓反映了吐蕃社会的阶层等级、生产力水平和丧葬习俗。 壹藏王墓早在吐蕃地方政权建立之前，雅砻部落首领就将琼结河谷作为营葬之地。吐蕃地方政权建立后，历代赞普及王室成员也均归葬于琼结的家族墓地，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吐蕃赞普墓群。该墓群现存23座墓葬及部分墓碑、镇墓石狮等遗迹，封土大多用土、木、石等材料夯筑而成，形制分为方形平顶和梯形平顶，并以方形居多。关于松赞干布墓墓室结构的记载据清代藏文史指《久美林巴教言集》记载,松赞干布墓共有五个墓室,中央墓室存放大量的奇珍异宝。东面耳室供奉度母为主的八尊大成就者,南面耳室供奉药王佛和太阳、月亮等，西面耳室有欢喜佛和八大弟子,北面耳室有财神和八位牧马人。墓室甬道外置有四力士、四马车及许多愤怒神像等。 贰贵族墓葬除吐蕃赞普及王室成员陵墓之外，多地尚存数量丰富、形制多样的吐蕃贵族世家葬群落。相较于琼结藏王墓，这些吐蕃时期名门望族的墓葬虽然规格略小，但形制和营造方式高度相似，集中反映了上层社会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特殊地位与权势。 列山墓地列山墓地位于林芝朗县金东乡列村,属吐蕃地方政权琛氏家族之墓。墓群集中分布于东西两个区域,目前共发现各类遗存282处,其中墓葬224座、殉葬坑38条（个)、建筑基址1座、石碑座1通、用以加固墓葬封土的墙址18处。 查木钦墓群查木钦墓群位于日喀则拉孜县曲玛乡查钦村。墓群分为A、B两区。A区有101座封土墓,大墓居中上，小墓居侧下。B区有34座封土墓，同时发现有殉葬坑和建筑遗迹。因该地为吐蕃时期贵族没庐氏家族采邑,该墓群可能为没庐氏家族墓地。 唐蕃联姻唐朝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远嫁吐蕃，是流传千古的佳话，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唐蕃关系，谱写了“汉藏自古一家”的历史篇章，为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了突出贡献。 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文成公主(625-680),唐朝宗室女。公元640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禄东赞为请婚使者,赴长安请婚。公元641年,唐太宗许嫁文成公主于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蕃后,汉藏文化交流日益广泛，经贸往来愈加频繁，在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唐蕃之间的友好关系，为唐蕃“和同一家”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步辇图》《步攀图》由唐代著名宫廷画家阎立本绘，描绘了唐贞观十五年(641)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遣大相禄东赞前往长安求娶文成公主,受到唐太宗接见的场景。画卷右侧坐于步辇者为唐太宗李世民,左侧三人中前导者为礼宾官,居中者为吐蕃使臣禄东赞，后者为通译。整幅图卷以写实的手法见证了唐蕃和亲的历史,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绘画作品。 柏海迎亲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在唐送亲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的伴随下，经过顶风冒雪的长途跋涉,文成公主一行到达了鄂陵湖和扎陵湖(古称柏海)。这时,松赞干布亲自率领的大队迎亲人马早已经赶到了河源。在李道宗的主持下,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按照汉族的礼节，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松赞干布对李道宗行了“子婿礼”。随后,送亲和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进入了逻些城,受到了全逻些城民众载歌载舞的夹道欢迎。 3 和同一家第三单元唐蕃关系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 634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入唐，拉开了唐蕃两百余年密切交往的序幕。此后，唐蕃双方通过联姻、交聘和会盟等方式积极发展友好关系，有力推动了吐蕃社会的发展，极大加强和促进了唐蕃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和同为一家”的“舅甥”关系。 青海日月山日月山唐代称赤岭,为唐蕃交界之处。相传文成公主远嫁吐蕃途经此处时,在峰顶翘首西望,并取出临行时唐王所赐“日月宝镜”观看,镜中顿时呈现出长安的迷人景色和亲人的面容，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但为了完成唐蕃通好的重任,割断离愁,深明大义的文成公主毅然将“日月宝镜”摔成了两半,正好分别散落在两个小山包上。人们为纪念公主，遂将这两个山包称为“日月山”。 赞美文成公主的藏族歌谣 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联姻唐景龙三年(710),唐中宗许嫁金城公主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为唐蕃之间的第二次联姻。史料记载，金城公主入蕃带来了“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等，进一步推动了吐蕃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唐蕃交好。《旧唐书》关于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记载“(景龙三年)三月丙子,吐蕃赞普遣大臣悉董热献方物。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河北、河南大旱。夏四月辛巳，以嗣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赞普。”“继好之义，虽属边鄙；受命以出，必在亲贤。事欲重于当时，礼故崇于殊俗，选众之举，无出宗英。工部尚书李嵩,体含柔嘉，识致明允，为公族之领袖，是朝廷之羽仪。金城公主既在蕃中，汉庭公卿非无专对，有怀于远,夫岂能忘，宜持节充入吐蕃使，准式发遣。”以国信物一万匹、私觌物二千匹，皆杂以五彩遣之。及还，金城公主上言，请以今年九月一日树碑于赤岭，定蕃、汉界。树碑之日，诏张守珪、李行祎与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观焉。既而吐蕃遣其臣随汉使分往剑南及河西、碛西,历告边州日“两国和好,无相侵掠。”汉使告亦如之。以嵩奉使称职,转吏部尚书。” 章怀太子墓马球图壁画在唐蕃文化交流中，马球占有突出的位置，马球是唐蕃共同的时尚。《旧唐书》记载，“中宗宴之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球，中宗率侍臣观之，决数都,吐蕃皆胜。” 往来不绝唐蕃联姻的实现和唐蕃古道的开辟，进一步促进了唐蕃双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吐蕃地方政权瓦解之后，西藏与祖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继续保持和发展，特别是茶马古道的逐渐形成和宋朝茶马司的设置，开启了祖国西南地区各民族以茶马互市为纽带的交往交流交融。 乾陵吐蕃藩臣石刻像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后，唐蕃关系进一步密切。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去世，唐高宗即位，遣使入蕃告丧，并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賓王。松赞干布派专使到长安吊祭，献金银珠宝15种置于太宗灵前，并上书表示对唐高宗即位的祝贺和支持。唐弘道元年(683)，唐高宗去世，刻61尊藩邦君主及使者石像于陕西乾县唐乾陵，其中就有吐蕃大酋长赞婆和吐蕃使大论悉曩热。唐蕃古道路线图唐蕃古道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条非常著名的交通大道，也是唐代以来内地去往青海、西藏乃至尼泊尔、印度等地的重要通道。它起自陕西西安，途经甘肃、青海、四川，至西藏拉萨，全长3千余公里。整个古道横贯中国西部，跨越举世闻名的世界屋脊，故亦有丝绸南路之称。至今在古道经过的许多地方，仍然遗留着驿站、城池、村舍和古寺等遗存。 “大唐天竺使之铭”石刻该石刻位于日喀则吉隆县宗嘎镇宗嘎村,是大唐显庆三年(658)唐朝使节王玄策出使天竺，途经吉隆时凿刻的题记，现存24列，约311字，宣扬了大唐君主的功业，表达了使团不远万里出使他国、不辱使命的情怀，描绘了壮美的雪域高原风光，是研究中印关系、唐蕃关系的重要历史物证。 唐蕃会盟碑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唐朝和吐蕃双方派使节，先在唐京师长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逻些（拉萨)重盟。公元823年刻石立碑，用汉藏两种文字刻立盟文，分别树立于长安、赤岭（青海西宁湟源县日月山）和逻些，今拉萨大昭寺门前之碑尚保存完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舅甥会盟碑”，又称“唐蕃会盟碑”或“长庆会盟碑”，是唐蕃友好的历史见证。 宋代西部地区榷场分布示意图榷场贸易是宋朝与吐蕃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物资交易最主要的贸易形式，在特定地点设置交易场所“榷场”，由官府严格控制和管理。宋朝先后在秦（今甘肃天水)、渭（今甘肃平凉）、原（今甘肃镇原)、仪（今甘肃华亭）、环（今甘肃环县）、庆(今甘肃庆阳）、阶(今甘肃陇南)、文（今甘肃文县）、成（今甘肃成县）、茂（今四川茂汶）、黎（今四川汉源)、叙(今四川宜宾)、南平军（今贵州平塘）、长宁军（今四川珙县)、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及永康军（今四川灌县）等地设置榷场。“崇宁重宝”铜钱林芝朗县朋仁曲德寺遗址出土的“崇宁重宝”，为北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铸造和流通，是北宋末年比较重要的钱币之一，币质有铜、铁、银。面文“崇宁重宝”隶书对读，古朴方正，多为光背，少数背有星、月、十字等。这枚钱币的出土，有力佐证了宋代西藏地方与祖国其他地区之间交流交往的历史。 4 佛教传播第四单元佛教传入吐蕃后,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苯教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并相互汲取与融合。此后,在吐蕃王室“扬佛抑苯”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佛教得以在吐蕃立足和发展,进入本士化和中国化的进程。吐蕃地方政权解体后,噶当派、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等教派陆续创立，藏传佛教开始形成,并不断渗透到分治时期吐蕃旧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吐蕃时期的佛教发展吐蕃地方政权时期，佛教僧人受到了吐蕃王室的礼遇和优待，开始在吐蕃建寺立像、广收僧徒、翻译佛经，佛教逐渐取代了苯教在吐蕃的主导地位，并渗透到吐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吐蕃地方政权乃至整个西藏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引子苯教祖师辛饶·米沃齐辛德·米沃齐，生卒年不详，据说与佛祖释迦牟尼为同时代人。据苯教经典记载，辛饶：米沃齐的一生不仅开创了雍仲苯教，而且完成“讲述苯典”“宏扬苯教等“十二大功业，为西藏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苯教是产生于西藏本土的一种古老宗教，在西藏早期历史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根据佛苯两教的史籍记载，恐补野部落的历代首领都以苯教徒辅佐政务。吐蕃地方政权建立之后,苯教在激烈的佛苯斗争中历经多次劫难，逐渐边缘化，但在民间仍然得以延续和发展。 佛教传入松赞干布对西藏高原的统一和开明包容政策的推行，为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和良好环境。 兴佛证盟佛教传入吐蕃之切，苯教势力仍十分强大，从而严重阻碍了佛教的传播和推广，在此情形下，吐蕃赞普通过兴佛证盟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大力推动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为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吐蕃赞普听法图》噶琼寺石碑楚布江浦建寺碑 建寺立像佛教传入吐蕃后，吐蕃王室大力扶持和礼遇佛教，在吐蕃全境内大兴佛寺，广造佛像。藏文史料记载，整个吐蕃时期佛教寺院多达1008座。这些新建寺院以及塑立的佛像，是佛教在吐蕃得到广泛传播的重要标志。 大昭寺中心殿大昭寺始建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建筑风格深受唐朝影响，现存吐蕃时期中心佛殿第一、二层的梁架斗拱和藻井，尤其是人字大叉梁的结构，显属唐代建筑手法,反映出唐蕃之间文化艺术的交流交融。 赤尊公主带入吐蕃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 桑耶寺铜钟铜钟系青铜所铸，口径0.69米，高1.2米，工艺水平较高，有半圆形钮，钮下为覆莲纹，口呈钮齿形。铜体外表有三组由七个梵文和三个图形联合组成的图案，铜体顶端有两圈藏文铭文：“王妃甲茂赞母子二人，为供奉十方三宝之故。铸造此钟，以此福德之力，祈愿天神赞普赤松德赞父子、眷属，具六十种妙音，证无上之菩提！”甲茂赞为赤松德赞五妃之一，出身于吐蕃豪门没庐氏，其笃信佛教，后随唐朝僧人摩诃衍那出家，改奉禅宗。她出资铸造了两座铜钟，一奉献于桑耶寺，一奉献于昌珠寺。其中昌珠寺铜钟为唐朝僧人大宝监造，桑耶寺铜钟可能亦为唐朝僧人所监造。 桑耶寺桑耶寺位于山南扎囊县境内，始建于公元8世纪下半叶。据文献记载，建寺地点为莲花生所选定，整个布局由寂护设计，赤松德赞亲自奠基动工，历时数年竣工。桑耶寺建筑规模宏大，殿塔林立，以金碧辉煌的乌孜大殿为主体，组成了一座庞大、完整的建筑群，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因其第一、二、三层分别为藏式、汉式和古印度建筑风格，也称为“三样寺”，反映了唐朝以及泥婆罗佛教文化与建筑艺术对吐蕃的影响。 佛经翻译吐蕃时期，在崇佛政策影响之下，佛教经卷翻译得到空前发展。吐蕃历代赞普先后从唐朝、天竺、泥婆罗迎请诸多佛教高僧，他们与吐蕃译师合作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卷，极大推动了佛教在吐蕃社会的传播，山南吉如拉康、敦煌莫高窟收藏的大量藏文佛教典籍即反映了吐蕃时期佛经翻译的盛况。 “前弘期”译师数量简表《译经图》(布达拉宫壁画)桑耶寺译经院 大昭寺中心殿堂立柱（仿制)大昭寺中心殿堂的立柱柱身均呈金刚概形，柱身、托架及桂础上均雕有体态各异的大士、飞天等，是目前保存下来吐蕃时期最早的木雕作品。 “前弘期”吐蕃本土著名译师简表“前弘期”入蕃唐朝译师简表 分治时期的佛教发展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达磨赞普发动的灭佛运动，极大地打击了佛教势力，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与发展进入了“黑暗期”。进入分治时期以后，佛教在西藏逐步复苏，其教义更加体系化、本土化,各教派相继创立，藏传佛教逐步形成，西藏社会政教合一体制雏形开始出现。 佛教再兴进入公元10世纪后半期，西藏社会逐步稳定,经济开始复苏。在新兴各地方势力的大力支持和僧侣集团的推动下，佛教在西藏迅速得以复兴,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前弘期”，开启了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历史。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路线示意图从10 世纪下半叶开始，佛教再度从阿里和青海地区向卫藏地区传播，由于按照西藏的传统地理概念，相对而言，阿里地方为上部，青海地区为下部，故分别称为“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下路弘传10世纪后半期,吐蕃末代赞普达磨之子云丹第六世孙檫拉纳·益西坚赞,先后派“卫藏十人”到青海丹斗寺出家学法。在师从喇钦·责巴饶赛学成后,“卫藏十人”来到桑耶一带积极收徒建寺,广为传法,佛教在西藏再度得以传播。《后藏“三贤哲”图》（罗布林卡壁画）据藏文史籍记载,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达磨下令禁佛,佛教僧人四处逃散，寻找栖身之所。当时,正在西藏曲卧日地方（今西藏贡嘎县境)静修的三位僧人藏饶赛、约格迥和玛尔释迦牟尼西逃阿里,后到新疆于阗（今和田县),最后辗转到河湟地区传法，在今青海化隆境内招收责巴饶赛为徒。责巴饶赛在丹斗寺修行弘法，建立了许多寺院。佛教史上把贡巴饶赛的三位剃度师称为“三贤哲”或“三贤士”。在“三贤哲”和贡巴饶赛的共同努力之下，佛教在当地蓬勃兴起,使河湟一带成为当时藏传佛教文化的复兴基地，为“下路弘传”奠定了基础。 查拉鲁普石窟查拉鲁普石窟位于拉萨城关区药王山东侧崖壁，石窟面积约27平方米，中心柱与洞壁之间是狭窄的转经廊道。窟中共有71尊高浮雕和泥塑佛像,其中属于吐蕃地方政权时期开凿的造像有中心柱的14尊、转经廊南壁下排的14尊、西壁的三世佛、北壁下排除第一尊泥塑金刚力士外的16尊。其余佛像为后世陆续补镌。《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之茹雍妃在查拉鲁普雕刻大梵天等佛像，当盐价已涨至八十倍时，每雕崖粉一升,其代价即给盐一升,由是在崖上雕凿成堂。....历十三年圆满完成”。 上路弘传1042年,阿底峡应古格地方首领拉尊绛曲沃之请，来到阿里古榕讲经说法,弘扬佛教,促进佛教在阿里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1045年,阿底峡又应邀到卫藏地区传法,这标志着佛教势力从阿里直接进入西藏腹地，藏文史料称之为“上路弘传”。 教派初创10世纪末期，随着分治格局的形成，吐蕃故地呈现出相对开放和竞争的社会氛围,佛教在吐蕃再次得以弘传与复兴，僧人不断增多，寺庙的数量和规模比“前弘期”有了更大的发展,并与各地世俗势力紧密结合,逐渐呈现出本土化和差异化的特点，从而相继衍生出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教派。 佛教艺术公元10世纪后期至13世纪中期，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形成和崛起,迎来了西藏艺术史上百花齐放、多姿多彩的时期，寺院建筑、佛教雕塑、佛教绘画等艺术形式在各地再次广泛兴起。 艾旺寺泥塑像艾旺寺始建于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位于日喀则康马县萨马达乡萨鲁村，艾旺寺泥塑像独具特色，汇集了祖国内地、于阗和天竺不同的艺术风格。其中正殿的释迦牟尼及其六弟子塑像文雅，大神宽袍，轻盈质朴，受祖国内地文化影响十分明显，具有云冈、龙门石窟中北魏至唐代佛教造像风格，突出反映了西藏腹地与宋朝之间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 《佛说法图》壁画该壁画绘制于山南扎囊县扎塘寺内，主尊释迦牟尼的周围围绕着众菩萨、众弟子，在画面的下端或角落还有一些供养人的形象。 托林寺迦莎殿缩微模型 合金十一面观音菩萨立像合金金刚手菩萨立像阿里卡孜寺及主供佛卡孜寺位于阿里札达县托林镇波林村，是一处建在石窟内的佛寺。卡孜寺所藏的这尊释迦牟尼铜像，身披袈裟，项饰璎珞，立于三层须弥台座之上,为典型的10-11世纪克什米尔风格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