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

高志

——从人工智能与核聚变看“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一九八九年夏天，三十六岁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抛出一篇《历史的终结？》，后来扩成《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他借黑格尔—科耶夫的口径断言：自由民主制已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剩下的只是执行细节。三十五年后，他本人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不得不说：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目前的发展态势，他四十年前关于中国的预言就是错误的。这不是一句学者的客套，而是一个以“终点”为名的理论，被历史本身判了延期。

为什么我们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不必诉诸教条，只看两样东西就够了：一是生产力在核聚变的火光里抵达的全新量级，二是生产关系在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浪潮里被迫出现的全新形态。前者把“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从愿景推成工程时间表，后者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伦理呼唤逼成经济必需。

一、终结论的真正软肋，是把“一种制度”当成了“历史的规律”

福山的论证有一处精致的偷换。他说的“历史”，并不是事件、王朝与技术的连续，而是“奠基性原则和制度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得到解决”。换句话说，他把历史的停止定义成了某种制度的胜利，再用这套定义去证明制度必胜。这是循环论证，不是历史哲学。

更要紧的是他给自己留的那条尾巴——“最后的人”。福山借尼采的“末人”发问：当承认的欲望被舒适地满足，人会不会退化成只会眨着眼说“我们发明了幸福”的布尔乔亚？他忧心的是，自由民主解决了承认问题，却可能让人因为再无为之赴死之事而不再成其为人。连作者自己都承认终点里住着一种精神的死寂，那这个终点凭什么被称作“历史的完成”，而不是一段文明的中场疲劳？

现实比他的自省更不留情面。一九九二年以来的世界，没有走向“最后的人”的安宁，而是走向身份政治、民粹崛起、否决政治和治理失效。福山后来写下《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用“否决政治”诊断美式体制的僵化，承认自由民主存在衰败的可能；再写《身份政治》，把当年“寻求承认”的激情重新请回舞台，承认最低限度的平等尊重并不能安抚真实的不平等。一个需要不断修正“终点”的理论，本身就在证明：历史并未终结，它只是换了一种加速度。

二、核聚变：当能源从“稀缺品”变成“方程式的解”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物质前提，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发达到大自然不再是掣肘。核聚变正在把这个前提写成施工图。

它的量级近乎不讲道理：一公斤氘的聚变能量，约相当于三千吨汽油，而氘就溶在海水里，地球海水中的聚变燃料可用上百亿年。一旦点火成功，人类就从“挖地球”跨进“造恒星”。这不是乌托邦的修辞，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聚变能源展望2025》里近四十个国家、一百六十多座装置共同押注的赛道。

中国的路线图尤其能说明问题：二〇二五年，“中国环流三号”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度、电子温度1.6亿度的“双亿度”运行，聚变三乘积跨过10的20次方量级；二〇二七年开启燃烧实验；二〇三五年左右建成工程实验堆；二〇四五年前后建成商用示范堆，二〇五〇年前后实现商用发电。二〇二五年，“东方超环”把1亿摄氏度的等离子体稳态运行推到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从“亿度千秒”到“燃烧”，从实验堆到示范堆，台阶清清楚楚，没有一步是靠口号跨的。

当然要清醒：Q值（输出与输入能量之比）大于1只是净产出，大于10才谈得上商业价值，氚自持、耐辐照材料、连续稳态运行仍是硬骨头。但正是这些“硬骨头”反证了我们的判断——它们全是工程问题，没有一个是制度信仰问题。把希望寄托于“终点已到”的人，等不到点火；把希望寄托于一代代人攻关的人，已经在为电网预热。

当能源近乎取之不尽，困扰人类几千年的第一重枷锁——生存资料的稀缺——就开始松动。福山的历史终点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让财富无限积累、因而各社会日趋同质化”这一前提上；可他没问一句：当财富积累不再受能源约束，那种以私有产权和利润动机来配置稀缺资源的经济形态，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稀缺是私有制的母亲，丰裕则是它的掘墓人。聚变不是证明了终点，而是把终点那块牌子从“某制度”上摘下来，挂到了“生产力”三个字上。

三、人工智能与零边际成本：当“交换价值”开始让位于“共享价值”

能源是骨架，智能是神经。杰里米·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里把这场变革说得很直白：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物流互联网三网融合成“超级物联网”，传感器把人、设备、生产线、电网、车辆连成一张实时的大网，预测性算法不断压低效率损耗，于是“生产和分销产品与服务的边际成本”被一路推向近乎零。他的副标题原本就叫《物联网、协同共享和资本主义的消亡》，中文译本把后半句轻轻抹去了，可原文的意思抹不掉：“当跨过终点线后，商品和服务几乎免费，利润枯竭，资产交易市场倒闭，而资本主义制度也将消亡。”

这不是左翼的谵语，而是市场逻辑的冷计算。一首歌传给一个人和传给一百万人，成本都是零；维基百科、开源软件、在线课程，莫不如此。当人工智能接手设计、编程、翻译、诊断乃至科研，知识的再生产边际成本同样趋近于零。里夫金观察到，“使用权胜过了所有权，可持续性取代消费主义，合作压倒了竞争，‘交换价值’被‘共享价值’取代”。一个靠边际利润活着的体系，最怕的不是罢工，是成本归零。

请注意这里的辩证法，它恰好接上了共产主义的内核。马克思讲“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前提从来不是道德喊话，而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零边际成本社会》所描述的，正是源泉涌流的技术形态：当产消者（prosumer）能在近乎零成本下协作生产、分享能源、共享工具，衡量劳动的尺度就不再是“换多少报酬”，而是“这件事值不值得做、能不能帮到更多人”。里夫金甚至说，创新与创造力的激励机制将越来越“少基于经济回报，更多基于推动人类的社会福祉”——这话读起来像是从《共产党宣言》里掉出来的注脚。

人工智能在这里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把人的体力与脑力劳动成批地从重复性中解放出来，让“各尽所能”不再是一句苦行僧的誓言，而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空间；另一方面，它也把矛盾推到台面上：如果算力与数据被少数人当作私有租金来收，零边际成本只会养出新的平台垄断。这正是福山看不见的战场——不是制度之争终结了，而是制度之争进入了更深的层面：丰裕的成果归谁？归租金，还是归共同体？

四、不是“西方化”，而是“现代化”打开了多种可能

有人会问：你讲的这些，美国、欧洲、日本不也在做吗？当然在做。但“谁先做出来”从来不是关键，关键是“做出来之后往哪里去”。

福山当年有个著名的退路：他说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时，最合适的体制反而是“自由经济与威权政治的结合”，还称这种模式在增长上能比民主国家做得更好。这句话暴露了终结论的真正底色——他把市场当作文明的终点，把民主当作唯一的外壳，于是非西方世界的成功要么被解释为“学我”，要么被贬为“威权效率”。这条思路在东亚四小龙身上就已漏洞百出，在中国式现代化面前则彻底失焦。

中国把核聚变写进“十五五”规划，把人工智能当作新质生产力的引擎，走的是科研院所与民营企业双轨并进的路：一边是EAST、CFEDR这样的国家大科学装置，一边是星环聚能、能量奇点、新奥玄龙这样敢闯新路线的民企；二〇二五年七月，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挂牌，专业化推进工程化与产业化。这不是“市场加威权”能概括的，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与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两条腿一起走。它给出的答案很简单：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的商标，文明的形态可以多样，历史的脚本没有唯一作者。

福山自己终于也看见了。从“伊拉克战争后承认民主不能武力强加”，到“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称中国应对得更好”，再到今年两次公开表示中国模式“可能成为真正的替代选择”——一位以“终点”立身的学者，一步步退回到“历史仍在继续”的常识，这比任何论战都更有说服力。

五、我们凭什么说“一定能够实现”

因为“一定”，在这里不是赌咒，是三重必然的叠加。

第一是生产力的必然。聚变点火、人工智能、物联网，每一样都在拆除稀缺的围墙。生产力不会停，它就不可能永远被塞进一种所有制里。

第二是生产关系自我否定的必然。里夫金从资本主义内部推导出它的“边际成本悖论”：竞争把成本压到零，零成本却让利润无路可走，于是体系只能要么让位于协同共享，要么靠垄断筑墙拖延。拖延可以，逆转不了方向。

第三是人的必然。福山自己把“寻求承认的欲望”奉为比欲望和理性更深层的人性。人不要只做消费机器，他要尊严、要创造、要共同体里的被需要。共产主义最动人的地方正在于此：它不是让人躺进“最后的人”的温床，而是把每个人从谋生的苦役里赎回，让他能真正为自己的同类去创造点什么。

当然，“一定能够实现”不等于“明天就实现”。聚变还要跨过氚自持与耐辐照的关，智能还要闯过分配与治理的坎，旧秩序的惯性会比我们想象的更顽固。但这恰恰是最不该让人灰心的部分——正因为它是要一锤一锤敲出来的未来，它才是历史，而不是神话。

福山把历史封存在一九八九年的柏林墙边，墙早就倒了，他的终点却还没动工。而我们这一代人，正站在合肥科学岛的控制厅里盯着亿度的火光，站在算法与开源社区的屏幕前敲下每一行共享的代码。火光里没有“最后的人”，只有刚刚学会为自己点火的人。

历史没有终结。它才刚刚，重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