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拾穗｜三十九个名字——北京大学信仰文化研究生班（2008年至2010年）

天路云翔

题记

通讯录从讲义夹里滑出来，纸页泛黄，边角卷起。那一年我五十岁，以为不过是去北京研习圣经相关课程。许多年后才明白，是祂把我当作一块待琢的石料，而每一堂课、每一位老师、每一个坐进教室的人，都成了雕琢我的一把把刻刀。 第一节 燕园来鸿：一纸通知翻过南岭

午后三点多，阳光斜斜地切进窗子，光柱里的尘埃上下翻飞，像一群困倦的蝴蝶。我坐在书桌前整理旧物，指腹蹭过一沓发黄的纸页，纸缘的毛刺沙沙响。窗外传来邻家收音机里潮剧的咿呀声，混着工夫茶的香气，从纱窗的孔眼里一缕一缕挤进来。

太太端着一只白瓷杯进来，搁在桌角。她系着碎花围裙，头发依旧黑亮，俯下身，眯着眼看我手里那本薄册子。

“又翻出什么宝贝了？”

“北大那两年的东西。”我把讲义、笔记、听课证一样一样摆开，最后拿起那本通讯录，“花名册里我的名字排在最后一个。”

太太凑过来，看见那行小字，笑出声，眉眼都弯了：“五十岁的老学生。”

二〇〇八年夏天，那封通知信翻过南岭，落到揭阳。牛皮纸信封，落款是北京大学，信里写着报到的时间地点，还有一行小字：本课程班由国际精英基金会与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合办。我捏着那页纸，指节发白。我2006年才在美国信主，对《圣经》还很不熟悉。在此之前，我做了半辈子工人、记者、教师。班里绝大多数同学来自各地教会，不少是教会牧师、圣经学校的老师，神学根基都远胜于我。弟兄姊妹听说我要去北京读神学，有人摇头：“这把年纪，读给谁看？”也有人把《圣经》往桌上一递：“神学还用读？《圣经》读熟就是了。”

母亲早年的话又在我心里转了一遍：书，是寒门唯一的出路。可这一回，我读书不是为了改命。我只是觉得，刚信主不久，心里攒了太多问号——学问是怎么看《圣经》的？信仰与学术，到底能不能坐在一起？我想去中国最好的大学，替自己，也替潮汕那些只懂查经的弟兄姊妹，问一问。

前后一共是利用北京大学四次假期作为我们的四个学期，一个学期面授二十天，其余时间是自学。我先后四次赴京上课，往返都是搭乘飞机。第一次赴京的时候，我原先在电视台的同事、播音员李灿，当时任职于揭阳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特意到机场接我。后面的几次，便都是我独自往返。飞机落地北京，走出航站楼，坐公交车到北大，校门西边那对石狮子蹲在暮色里，威风凛凛。我拖着行李箱，一步步走在未名湖边，湖面泛着金红的光，有风从水面掠过来，凉凉的，带着水汽。我站在博雅塔下，仰头看了很久。五十年了，我头一回觉得，自己站进了一个大得望不到边的院子里。

第二节 十二门课：讲台与书桌之间的光

课程目录上面列的是十二门课，但实际上开设的课程要多几门。我们每次假期过去二十天，二十天内完成四至五门课程。任课老师海内海外大概各占一半。外籍授课教授都会配备翻译，我们和外籍老师沟通交流，都需要经由翻译转达。我印象很深，有一回由北大一位教研室主任、教授亲自来担任翻译，翻译得磕磕绊绊；反倒是一位年轻的女博士生，本身是基督徒，对《圣经》非常熟稔，翻译的效果远优于这位教授。

头一堂课，是S.Holmes教授的基督教思想史。他站在讲台上，个子不高，灰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深灰西装，领带结得很紧。他把教案往桌上一放，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名字、一串年份，粉笔灰簌簌地落，落在他袖口上。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苏格兰口音，像石头滚过坡地。下课后我追到走廊上，问他：“教授，您信上帝吗？”他怔了一下，随即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我不但信，还在教会讲道。我是浸信会的牧师。”

我这时候才知道，“教授”和“牧师”可以落在同一个人身上。他教的是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改革宗与浸信会的神学，讲三一神论，讲到激动处，会在黑板前转过身来，两手撑着讲台，眼睛亮得像两盏灯。

吴飞老师讲宗教学导论，后来又讲《上帝之城》导读。他是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后、副教授，三十多岁，清瘦，白衬衫的袖子卷到小臂，说话慢条斯理，总爱从具体的人讲起。讲《上帝之城》，他先讲公元四一〇年，罗马城被蛮族攻陷，罗马人质问：你们的上帝在哪里？然后他顿了顿，说：“我从二〇〇三年开始翻译这部书，快十年了。在翻译的过程中，我触摸着奥古斯丁的每一个字，好像感到了他心灵的跳动。”教室里静了一瞬。我忽然明白，眼前这个年轻的副教授，就是奥古斯丁这部巨著的中文译者。他做人类学博士时研究中国乡村的天主教，写过一本书叫《麦芒上的圣言》。原来研究乡村信徒的人，译过《上帝之城》的人，是同一个吴飞。我课后和吴飞老师、赵敦华老师交流比较多，赵敦华老师下课时，我还走上讲台，向他接连提出许多问题。

杨克勤教授是美国西北大学研究院教授，一人独讲罗马书诠释、福音书与使徒书信、圣经诠释学与研究方法三门课。他是华裔学者，中等个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讲课像打太极，一环扣一环，把保罗的修辞一层层剥开。

讲《罗马书》的时候，他不急于直接抛出既定的教义结论，而是带着我们回到保罗所处的希罗文化、犹太文化交织的时代处境，从希腊文文本、手抄本的校勘对比入手，拆解保罗行文当中层层递进的修辞逻辑。很多弟兄姊妹读罗马书，习惯于断章摘取个别金句，却忽略整封书信的辩论脉络。杨教授常常提醒我们：保罗不是在写一套孤立的教条清单，他是写给身处冲突当中的罗马教会，要处理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之间的隔阂。课堂之上，他会拿拉比释经传统、希腊修辞学，对照保罗的写作，让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借用当时世人能够听懂的语言，来传递因信称义的福音。

他不止教导释经的技术，更引导我们做跨文化的思考。有一回他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英文名，又用中文写下“杨克勤”三个字，说：“我研究保罗，也研究孔子，写过《孔子与保罗：天道与圣言的相遇》。”我头一回看见，有人把中国人骨子里的《论语》与《圣经》摆在同一张书桌上，不相打架。他提醒我们，不能简单拿西方的框架直接套在中国处境，要懂得分辨文化当中普遍恩典的部分，同时持守福音独特的真理。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国际精英基金会的学术主任，这个班，是他一手设计出来的。

苏贤贵老师讲宗教与科学，江西人，说话温和，从伽利略讲到进化论，条分缕析，讲到环境伦理时，他放下粉笔，说：“光有科学是不够的。”

MacDonald教授讲历史书与先知书，苏格兰人，嗓音低沉，讲约书亚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讲士师记里的起起落落，像在讲一部家史。

韦斯敏斯德神学院教授Tremper Longman III讲五经与智慧书。朗文先生年纪不小了，白发，微胖，走路有些喘，可一讲起约伯记，整个人都活了过来。他说：“我研究了一辈子旧约，箴言、约伯记、传道书，约伯记是我最爱。人受难的时候问上帝在哪里，上帝的回答，是一阵旋风。”他站在讲台上，眼眶微微泛红。台下几个姊妹低头抹眼睛。

基督教专题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赵敦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段琪讲授。赵敦华是江苏南通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博士，花白头发，目光温和而锐利，讲基督教哲学一千五百年的脉络，如数家珍。段琪研究员是位女学者，上海人，银发，声音不高，却极清楚。她一九六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后来赴美国麦考米克神学院深造，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著有一部《奋进的历程》。课间我问段老师：“您信吗？”她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六位中国老师，多数对基督教怀有显著好感，都有海外访学的经历，可一问到信仰，多半含糊其词。我想，这正是那道墙的所在。

赵敦华教授著作等身，坊间有人称他是国内哲学界的泰斗。我在揭阳一位读书广博的朋友，听说我现场听过赵敦华讲课，十分惊叹，连连说这位学者分量极重。我自己也购置过他那部两大卷本的《圣经历史哲学》。这本书哲学思辨很深，历史考证的学术功底严谨扎实，可阅读当中我也明显感受到，这部著作是一套不带信仰立场的学术解读，站在人本的哲学视角审视圣经文本，书中甚至有几处连圣经基础常识都出现偏差。

赵敦华老师的课结束之后，我常常走上讲台，抓住课间有限时间，向他接连抛出许多疑问。在我看来，这里就牵涉两种完全不一样读经路径：人本读经与神本读经的分野。

人本读经，是把《圣经》当作一份古代人文文献，以人的理性作为至高标尺去拆解、评判文本，用世间的历史、哲学逻辑去推演一切，人的理解优先于启示。而我们信徒所行的是神本读经，遵循古老“信仰寻求理解”的道路，也就是先存信仰，再去寻求更深的理解。并非放弃理性，而是承认：有很多真理，没有信仰在先，人的理性很难真正洞透；当信仰在先，圣灵开启内心，我们才能够读懂经文背后属灵的内涵。

课堂上我举过几处实例跟赵老师探讨。比如对于神迹叙事，人本的研究习惯于把神迹还原为古代社会心理、文学象征，从外部历史去做推测；而从信徒神本的立场，神迹是上帝真实的作为，是启示的一部分，不能单纯只用世俗史学框架消解。再比如对旧约先知、对保罗书信的解读：哲学的分析可以把保罗的思想拆解成希腊哲学、时代环境的产物；可在信仰的眼光里，保罗的根基首先来自上帝的启示，人间文化只是他表达启示所借用的器皿。

旧约人物故事，同样能看见两种读经路径的分野。以亚伯拉罕的故事为例：若采取人本读经，我们容易把叙事当作古代人物传记，评判亚伯拉罕的胆怯、算计，仅仅从中提取做人的道德教训。而神本读经，是把目光从人的品格得失转向神的救赎计划：亚伯拉罕本就充满软弱，并非天生信心完备，是神主动拣选、操练他；当人的计谋、身体条件已经完全没有生育可能时，神才成就应许，保全弥赛亚的后裔线，整件事的主导者是神，而不是亚伯拉罕本人。

约瑟被兄长出卖、遭主母诬告的经历，也是一组鲜明对照。人本的解读容易把约瑟当作励志范本，感叹好人受苦，把结局归功于约瑟个人的德行与才干。神本的读经并不消解人的罪恶，承认兄长与旁人存心作恶，人要为自身行为负责；同时看见，神允许苦难发生，扭转恶人的图谋，借着一连串苦难的境遇熬炼约瑟，保全以色列全家，推进神救赎的历史，人的阴谋反倒成为神计划使用的器皿，正如约瑟所言：“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两种读经背后，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信仰逻辑。人本思路常常以 “人得益处” 作为思考起点；神本读经，则把神的荣耀与救赎计划放在首位，人的福分是跟随而来的结果。神本读经并非消解人的责任。神拥有主权，并不代表人就可以放任自己；圣经同时清晰记载，人仍要为自己的罪、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需要认罪悔改，专心顺服于神。

当然我十分敬重赵敦华教授的学问，他梳理一千五百年基督教哲学脉络，《基督教哲学 1500 年》一书，至今仍是国内这一领域无法绕开的经典。只是学术的严谨，不能够替代信仰里面的启示。学术可以剖析信仰的外壳，却难以抵达信仰的内核，这也正是横亘在信徒与学界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墙。

D. Stephen Long教授讲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来自威斯康辛的马凯特大学。他不像别的教授那样西装革履，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衣，胸前挂着一枚十字架。他是卫理公会的牧师，曾在洪都拉斯牧会多年。有一回他讲起洪都拉斯的教堂，讲起那些贫穷的信徒如何在泥地上唱赞美诗，声音低下去，又扬起来，像海浪。吴玉萍老师讲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是北大的讲师，课讲得平实，有学生私下说她讲课让人犯困，可我记得她说的一句话：“基督教在中国，应该发挥更正面、更积极的作用。”就这一句，够我想很久。

一门门课程学下来，讲义摞起来足有一尺高。夜里在宿舍灯下翻讲义，我总想起一句话：西方的信仰与学术，长在同一棵树上；中国的信徒与学者，却站在一条河的两岸。

第三节 三十九个名字：五湖四海的同窗

报到那天，教室里摆着长条课桌，阳光从大窗子涌进来。每个人领到一册通讯录，薄薄几页，印着三十九个名字。我借着窗外的光，一个一个读过去：陈明琴、陈素雅、陈祖军、陈媛、崔和彬、丁庆庆、董科研、杜恩光、付新德、高改梅、关娜、韩德芳、洪江龙、侯宝红、黄俊丽、金光植、康东、孔锦、李希哲、刘宏志、刘玉武、刘中长、刘琪、孟鸿声、宁左群、钱芸、任霞、宋光艳、苏美恩、孙振奕、谭凌、王宏梅、王建祥、王素霞、杨春虎、张敏、张清岳、赵永光。读到最后一个，是自己的名字：郑云翔。

男班长刘玉武是东北人，身材高大，说话慢，却稳：“各位同学，往后两年，跑腿的事我来。”女班长孔锦同步就任，姊妹们的相关事务归她来管。报到那两天，我的铺盖还没打开，刘玉武已经替我把讲义领了回来，一摞，用胳膊夹着；孔锦又提醒我去办听课证，怕我人生地不熟走错地方。都是头一回见面，却像一家人。

三十九个名字，从三十九个不同的城市来。全班之中，孟鸿声还尚未信主，也未曾接触圣经，胸中满是国学积淀。第一个学期过后，他看过我的课堂笔记，对我生出浓厚兴趣，我们时常展开探讨。我本是中文专业出身，刚信主不久，和他有着不少相通的学术背景。任霞是长沙城北堂的主任牧师，我、孟鸿声、任霞三个人相互之间交流最多。后来我还受邀前往长沙城北堂，一同探讨教会报刊的办刊思路。那时我在揭阳创办了教会报纸《橄榄枝》，她看到这份刊物很感兴趣，便邀约我过去，帮忙思考他们教会办报办刊的相关事宜。

金光植是朝鲜族人，他曾经带我去过一间带有灵恩背景的教会，亲眼见到灵恩派聚会里众人身体东倒西歪、施行医病赶鬼的现场景象。

课堂讨论时，崔和彬坐在我旁边，新疆人，一开口是西北口音，笔记记得极细，一页纸写得密密麻麻；高改梅从辽宁来，讲话利落，一句话一个钉；沈阳的关娜、韩德芳坐在一起，课间总在交换各自教会的消息，压着嗓子，像怕惊动谁；洪江龙是东北汉子，嗓门大，笑声更大，一笑，整个教室的窗户都跟着震；河南的杜恩光，《圣经》背得滚瓜烂熟，谁起个头，他就能接下去；孟鸿声，写得一手好字，课间有人围着他看他的笔记本；贵阳的宁左群话不多，总是头一个到教室，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兰州的赵永光年纪与我相仿，下了课爱拉着我争论《罗马书》，争到脸红脖子粗，末了又一起哈哈大笑。

食堂里最热闹。一桌子人，能同时听见东北话、闽南话、西北话和潮汕话。陈祖军端着饭碗问我：“你哪里人？”我说潮汕。他咧咧嘴：“潮汕人信耶稣，少。”我笑：“少，但是真。”刘中长和苏美恩是一对夫妇，同在班里读书，食堂里总见他俩坐一处，一个替一个夹菜，苏美恩把肉夹到刘中长碗里，刘中长又推回去，推来推去，看得人心里发暖。陈媛、任霞、宋光艳几位姊妹坐在后排，课间爱凑在一起翻讲义，低声商量哪一页要抄下来，谁的笔迹清楚，就借谁的；董科研话不多，笔记却整整齐齐，像印出来的，常有人向他借去誊抄。

陈素雅、孔锦、张敏几位姊妹，一到课间就凑在教室一角，垂着头低声祷告，声音轻得像落在窗沿的风。陈素雅歌唱得格外出众，带领大家唱诗的时候格外认真。人如其名，演唱投入饱满，很能唱出歌词字里行间的意境与内涵。有一个午后，离上课还有空隙，素雅转过身，轻声提议，带领全班弟兄姊妹一同唱起《爱喜乐生命》。

时空不能隔绝祂的爱
因祂爱我直到万代
世界不能阻挡祂的爱
因祂爱我永不更改
祂的爱胜过死亡阴霾
祂的爱驱走忧愁悲哀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
喜乐泉源涌自心底
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
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
生命火花扬自心底
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歌声慢慢漾开，一点点填满整间教室，周遭一下子静了，连翻书、挪椅子的声响都悄悄停了。一曲将近，素雅才缓缓开口，声音温和，却分量很重。她说，我们三十九个人，跨越山川汇聚在燕园，有人一路风尘仆仆，有人在新旧思想的拉扯里茫然，也有人埋首书卷，常常被疲惫攥住心。“时空不能隔绝祂的爱”，不只是山海相隔拦不住祂的眷顾；那些知识的藩篱、文化的差别、地域带来的隔阂，同样不能把我们从主的爱里分开。我们来自不同教会，带着各自独有的生命故事，在一起相处，难免看法相左，有讨论，甚至有争执。可支撑我们一同研读、彼此相交的根基，从来不是共识，而是祂永不更改的爱。死亡的幽暗、心头的愁烦、现实里重重叠叠的阴霾，都无法掩盖这份爱。我们坐在这课堂上求学，所求的不只是书本上的见识，更是让主的爱浸润内里，让学问扎根在真实的喜乐之中，脚步始终朝向永恒。

歌声继续往后走，弟兄姊妹中间，好些人眼尾慢慢湿润，泪光在安静的光里轻轻闪动。

孙振奕、谭凌、刘中长、金光植几个弟兄，爱在未名湖边散步，边走边谈神学，走到兴头上，手舞足蹈。有一回我听见张敏跟侯宝红说：“咱们这班人，是祂从五湖四海捞上来的。”侯宝红没答话，只把目光投向湖面。我默默记下这句话。三十九个名字，原是三十九块石头，被同一位工匠凿进了同一面墙。

第四节 学术与信仰：一道看不见的墙

读满一年，我心里那道最深的疑问，渐渐有了形状。

那天晚上，我从图书馆出来，抱着一摞书，走在未名湖边。秋天的风穿过银杏，叶子沙沙地响，落在地上，又被风卷起来。我在长椅上坐下，看着湖水里晃动的灯影，忽然想明白一件事——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较高学术素养的精英阶层，绝大多数没有信仰，连研究基督教的人，许多也不信；而大多数有信仰的信徒，却往往缺乏学术研究的素养。两个群体隔着一道墙，谁也够不着谁，基督教的传播因此被大大削弱。

可西方不是这样。七位外籍老师，个个有信仰，有的还在教会牧会；他们用学界公认的方法研究神学，重视论证的科学性，重视历史考证，也重视文本结构分析。信仰与学术，在他们身上是一体的。我坐在长椅上，风灌进领口，我打了个寒战，心里却像点了一盏灯。

神的话语有两本：一本是《圣经》，一本是祂用话语创造的世界。特殊恩典写在《圣经》里，普遍恩典写在大自然与人类社会里。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都是普遍恩典的高峰，可普遍恩典有极限——圣人、神仙、菩萨，到头来都是镜花水月。人的极限，是神的开端；人的终点，是神的起点。

奥古斯丁在罗马倾覆时写下《上帝之城》；保罗站在雅典的亚略巴古，用希腊人听得懂的话讲复活。真正的信徒，是用信仰去救赎文化，而不是被文化异化。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北大非常了不起，成立了宗教研究院，赵敦华教授兼任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出版了几百本《基督教图书馆丛书》，一本一本走进大学图书馆，公开出版发行。杨克勤教授就是这套丛书的主编。

夜里我合上讲义，窗外是未名湖的灯影。我五十岁的人了，忽然像一个刚入学的小学生，连“怎么信”的门道都还没摸全。祂没有让我的信仰停在查经班里，祂把我领进燕园，是要我学会用学问的刀，去侍奉信仰的火。 第五节 真理堂回响：燕园的水浇回潮汕的土

二〇一〇年二月七日，揭阳真理堂。那天是个阴天，空气里湿漉漉的，教堂门口那棵老榕树的根须垂下来，在风里轻轻摆。但以理团契的弟兄姊妹坐满了教室，长条凳上挨挨挤挤。林武忠坐在前排，膝盖上摊开一本笔记本，手里攥着笔，说：“云翔老师，您讲，我记。”

我从燕园回到潮汕。讲台上放一只白瓷杯，里面照例是白开水。我讲了两个钟头：北大有什么，二十门左右课程讲什么，那些外籍教授怎样信、怎样研究，那道墙又怎样拆。我讲大秦景教流行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历尽风雨，始终进不了学界的话语圈；我讲信徒查经细、深，却容易断章取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讲学问不能救灵魂，可学问能替福音铺路。林武忠埋头记，笔尖沙沙地响，偶尔抬头看我一眼，又低下头去。

台下有人问：“郑老师，读两年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想了很久。窗外传来一阵风，老榕树的叶子哗哗地响。我说：“从前我查经，是关起门来查。如今才明白，祂的真理大到装得下一个世界。中国未来的路，是普遍恩典渐渐被特殊恩典救赎的路。我们信徒若只会自言自语，基督教就永远进不了中国的话语圈。高度决定影响力——北大请得来世界一流的学者，一流学者凝聚得住人气。我这一趟去，就是替大家去看看，那条路怎么走。”

散会时，一位老姊妹在门口拉住我的手。她穿着靛蓝的斜襟衫，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手背上青筋突起，紧紧攥着我，说：“云翔，你讲的我们听不太懂，可我们知道你是替我们去读的。”她浑浊的眼睛里，有一层亮亮的东西。我喉咙一哽，说不出话来。

后来林武忠把那天的分享整理成文，题目就叫《北大基督教文化研究生课程班相关情况分享》。我留了一份，收在讲义夹里，和通讯录放在一处。

收尾·合上通讯录

雨是后半夜落下来的。雨点敲在窗玻璃上，一声紧似一声。我合上那本通讯录，纸页沙沙响。三十九个名字，一个一个在灯下浮起来：崔和彬的西北口音，高改梅的利落，洪江龙的笑声，杜恩光背经的样子，赵永光同我争辩《罗马书》的傍晚；十二门课的名字也浮起来：基督教思想史、宗教学导论、罗马书诠释、宗教与科学、历史书与先知书、基督教专题、五经与智慧书、福音书与使徒书信、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圣经诠释学与研究方法、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帝之城》导读。

有个学生问过我：老师，你信了大半辈子，信到最后，信到了什么？

我那时没回答。如今坐在这张书桌前，雨声一起，我忽然想清楚了。祂把我从光华埠的泥地里拔出来，让十七岁的我落回泥里去，又在五十岁那年，把我送进中国最高学府的课堂。荣光我尝过，也落过；学问我沾过，我还是一个信徒。这一生，祂不是要把我磨成一块供人观赏的玉，祂是要把我凿成一把能用的器皿——能盛水，能装粮，能端到渴了、饿了的唇边。

通讯录压在讲义夹底下。三十九个名字，天南海北，聚散有时。可我晓得，祂把我放进这群名字中间，不是偶然。每一堂课是一凿，每一个坐进教室的人是一凿，连同那些我问了、他们不曾回答的问题，也是一凿。我这一辈子被雕琢的痕迹，有一道，是从燕园开始的。

雨声小了。我关了台灯，把那本通讯录放回抽屉底层。它在暗处，同顶针、同那些泛黄的讲义待在一处。我忽然想，五十年前那个在门槛边捡顶针的少年不会料到，五十年后，还有一个五十岁的老学生，在雨夜里翻着一册三十九个名字的通讯录，数祂在他身上落下的凿痕。后来的光，就是这样一道一道，照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