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与不惑时期（三）

青山

一九九七年的春天，陕北的春，来得迟，却来得敞亮。河冰是在夜里咔嚓一声裂开的，谁也没听见，可第二天一早，阳湾里的水就涨了，带着碎冰碴子，轰隆隆往下游跑。山峁上的残雪一日比一日薄，背洼里还白着，阳坡上已经洇出一片褐黄。黄土高坡上那层干土，经风一刮，便扬起一股暖暖的、带着土腥气的味道——那是地活过来的气息。

风还是硬，刮在脸上刀割似的，可仔细品，已经不是三九天那种扎骨头的冷了。阳坡洼洼上，草芽悄悄顶破地皮，针尖大的一点绿，不仔细看瞧不见。崖畔上的野桃花，打着粉红色的骨朵，苞尖上还凝着晨露，过不了几日就要开成一片粉云。

庄户人扛着犁杖下地了。一声吆喝落进沟壑，在山梁间打个转，又悠悠荡回来。老黄牛慢悠悠踏在黄土地上，蹄子陷进松软的土里，一步一个窝。犁铧翻起的黄土，墒气十足，透出泥土香味。

燕子回来了，一双双斜着身子掠过土窑顶，最后落在檐下，叽叽喳喳商量着筑巢的事。大人在院里备籽种、修农具，簸箕里的谷种倒来倒去，筛去瘪壳，留下饱实的；娃娃们拎着小镢头上坡，掏小蒜、挖苦菜、掐苜蓿芽，一边走一边唱，歌声顺着山洼飘出二里地。

陕北的春，不娇不柔，就像这片黄土，朴实厚重，不声不响，却藏着一年的指望。

就在这一年春天，延安教育学院迎来了一次不小的人事调整。

原副院长杨坤林、杨永泉，原工会主席贾树生，年纪到了，要退二线。偏偏主管总务后勤的副院长位置先前就空着，这一下，四个领导岗位同时空了出来。这不是小事——学校一千多号人，教学、后勤、行政、工会，哪一摊子没人领都转不动。急得党委书记张生荣、院长郝美兆两人，一趟一趟往市教育局跑。

那个年代的规矩，县级单位的正职由市委组织部任命，副职呢，由主管局和学校协商提名，再报市委组织部批准。学校这边先搞了民主推荐，党委会反复研究，拟上报三名候选人：教务处处长高兆宏、政教系主任张晓宜、延安师范教务处处长许彦政。市教育局那边呢，也想从局里提两名科长下来。四个位置，学校想上三个，局里想上两个——这就僵住了。

张生荣书记和郝美兆院长，多次找教育局局长武耀东商量。武局长态度很明确：市局配两名，学校配两名。学校这边咬死了：学校配三名，市局配一名。

一来二去，话说到了桌面上。武耀东局长点着我的名字说：“你们报的这个高兆宏，从来没找过我，我都不认得。另外两位，我熟悉，也了解。既然你们能报他，说明他一定有能力，可名额就这么多，先放一放，以后有机会再说。”

郝美兆院长沉默了一阵，开口道：“武局长，要说在我校提拔一名，学校头一个推荐的就是高兆宏。民主推荐的时候，群众意见最集中的就是他。这三个人，都是头一回上报，谁也不比谁资历老。”

这话掷地有声。最后协商的结果是：我（高兆宏）、张晓宜、许彦政，还有教育局教育科科长白保新，四位同志拟任教育学院副校级领导，一并报市委组织部。

不几日，批文下来了。班子配齐之后，给我的分工是：一，主管大专部的教育教学；二，图书馆；三，学院印刷厂。

这些细节，是时隔近三十年后，我和当年知情的老同事坐一条炕沿上拉闲话，才一点点透出来的。我听罢，半天没言语——原来那一步，是多少人在背后替我掂过分量、争过长短的。

日子快得很，像陕北山峁上的风，一眨眼就过去了。不知不觉，我在副院长位子上一干就是五年。

转眼到了二〇〇二年秋收季节。

陕北的秋收，是黄土高塬上一年最踏实的光景。天高得望不到边，云淡得像被水洗过。日头温温地照在坡洼上，不晒人，却把庄稼一寸一寸烤得熟透。糜子染成一片金黄，谷穗垂得沉甸甸，压得秸秆弯下腰去；高粱举着一簇簇火红的穗子，在风里轻轻摇晃，像千千万万面小旗子。崖畔上的红枣红透了，一颗一颗，星星点点缀在墨绿的枝叶间，远远望去，像谁在黄画布上点了一串朱砂。

庄稼人扛着镰刀下地，田地里到处是沙沙的割禾声，那声音整齐、密实，像谁在给大地梳头发。捆好的谷垛一排排立在坡上，从山脚一直码到山梁。风里裹着谷物成熟的香气，混着黄土干爽的味道，吸一口，从嗓子眼暖到肚子里。

大家不言声，只顾着抢收——秋收不等人，几天连阴雨下来，糜子就要在穗上发芽。汗水顺着黝黑的脸颊往下淌，砸进脚下的泥土里，砸出一个个小小的坑。远山安安静静，梁峁起伏，不张扬，不喧闹。这份丰收，是一季苦汗换来的安稳，厚重，又暖心。

就在这一年秋收时节，我的事业也迎来了新的收获，同时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延安教育学院、延安师范学校校长张生荣同志，到了退休年龄，要退二线。延安市教育局决定，对两校实行“四制改革”。

所谓“四制”，是那几年人事制度改革的一套硬办法：

校长聘任制——公开招聘、竞争上岗，任期三年，同一所学校不超过两届；

教职工全员聘用制——双向选择、优化组合，聘期一至三年；

岗位目标责任制——因事设岗、量化考核、奖优罚劣；

校内结构工资制——百分之七十固定工资，百分之三十活津贴，多劳多得、优劳优酬。

校长的应聘条件写得清楚：拥护党的领导，热爱教育事业，有较强的教育、教学、教研和管理能力；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副校级（县）级岗位履职三年以上；年龄五十周岁以下。

招聘程序分四步走：个人报名，领导小组圈定竞聘人选；教职工大会演讲答辩，现场出题即兴作答，评委和全体职工百分制打分；组织考察，开座谈会、找离退休老领导和在职职工谈话；最后全体教职工无记名投票，推选新任院长。

为了防止走极端，规定不许打极端分——最低不能低于六十分，最高不能高于九十九分。

公开演讲答辩那天，大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四位应聘者依次上台，一个个都做了精心准备，讲施政纲领，讲治校方略，条理分明，慷慨陈词。台下教职工听得认真，公正地给每一位演讲者打分，起初果然没人打出极端分。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十二位评委当中，有三个评委给我打了极端低分，却给我最强的竞争对手打了满分一百分。这是工作人员统计分数时发现的，当即汇报给领导。领导表态：把情况如实记录，上领导小组会再说。后来听人说，这三位评委是被人私下里做了工作。就这样，这一环节，我的得分只比竞争对手低了零点五分。

唉，不管怎样，这一回合，我落在了下风。

可到了组织考察这一环，形势又转到了我这边。

我这人一贯低调，不爱出风头，只晓得踏实做事。在学校这许多年，从普通教师干到处室科长，再干到处长、副院长，一步一个脚印，哪间教室、哪个教研室、哪个后勤班组我没踏过？谁家里有什么难处，谁教学上有一手绝活，我心里都有一本账。问卷调查也好，个别谈话也好，无论面对领导小组，还是面对在职教职工、离退休老领导、老干部，大家对我的满意度都明显高过其他几位应聘者。

民主投票这一环，原本是我心里最没底的。

我主管的部门，教职工不过五十来号人；主要竞争对手主管的部门，多达一百四十人。论人头熟、论平时接触面，我本该吃亏。可结果一出来，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投票结果，我遥遥领先其他三位应聘者。

最后领导小组会前，还有一小段插曲。这是事过二十多年后，老友们在一起拉闲话当笑话说的。说的是当年时任延安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李文皓，兼任领导小组组长。会前他拉着闲话，说：“这次几个应聘教育学院院长的，水平都很出众，倒叫人难分伯仲。”说着，他扭头对领导小组工作人员杨勇开玩笑：“杨勇，你先拿个意见吧，你说对了就按你的意见定。”杨勇天生一张利嘴，爱开玩笑，脑子转得快。他说：“这有何难？就按咱延安酒桌上的规矩来——‘三拳两胜’。演讲答辩、组织考察、民主投票，算三拳。高胜两拳、输一拳；其他几位，有的三拳全输，有的只赢一拳。自然是高胜出。”

在座的人听了，纷纷附和，说这个主意妙，有道理。当然，这是会前的玩笑话，别当真。可事后回想，事情的走向，偏偏暗合了这“三拳两胜”。

领导小组会上，领导们把整个招聘程序、每一个环节都回顾了一遍，对每位应聘者做了客观公正的评判。按照招聘规则，最终确定我为上报延安市委常委会的候选人，等待批复。

不日，市委组织部正式发文，任命我为延安教育学院院长、延安师范学校校长。公示期满，我便走马上任。

上任之后，我按照市教育局“四制改革”的要求，在校内启动了全方位的改革。

说起来，我在这所学校深耕近二十年，从教师、处室科长、处长，一路摸爬滚打到副院长，学校的基本情况、师生的心思、家底的厚薄，我了如指掌。所以改革不是凭空设想，而是贴合学校实情稳步推进。

很快，一份完整的治校方案就拿了出来。

学校机构按高等院校设置，对外仍挂两块牌子——延安师范学校、延安教育学院；对内则是一个整体，一套班子统筹运转。校内设五系：文史系、理学系、外语系、艺术系、电子信息系；四处：教务处、学生处、总务后勤处、成人教育处；两室：院校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外加一个学院印刷厂。

按照组织程序，对校内各部门负责人逐一调整任命，把一批年富力强、有热情、有本事的教职工，放到合适的领导岗位上，让他们各尽其才。同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坚持以法治校，以德育人，我们核心的目标，就是为陕北大地培养合格的中小学教师。

那些日子，我常常夜里忙完工作，一个人在校园里慢慢走。路灯昏黄，树影斑驳，远处窑洞式教学楼的窗口，还亮着几盏灯——那是年轻教师在备课，是学生在自习。

风一吹，满院清宁。我站在台阶上，望着这一片被夜色温柔包裹的校园，心里头涌起万千感慨：早些年，我从县级中学调到这里。兜兜转转二十年，如今我成了这所学校的当家人。黄土高坡上这所承担陕北师资培育重任的院校，就像一艘大船，交到我的手上，要迎着时代的风浪重新扬帆。

这艘承载着延安中小学教师培养使命的母舰，就这样稳稳地，起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