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言和意顺

追看《伟大的长征》这些天，有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当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它如何才能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长征初期，毛泽东就是那个“少数派”。剧集第一集就呈现了他“遭到空前排挤”的状态，而真实历史比剧情更残酷：宁都会议后他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失去军权；长征出发前，博古、李德甚至一度想把他留在苏区，是周恩来力争才得以随军转移。当时的“多数”共识，是博古与李德推行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和“大搬家”式转移。结果湘江一战，红军从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这是建军以来最惨重的损失。

正是这种几乎灭顶的代价，让原本沉默的“多数”开始怀疑原来的“共识”。 真理的种子，是在血泊中才被大多数人看见的。

但代价本身不会自动转化为共识。毛泽东没有在排挤中沉默，他利用行军途中与王稼祥、张闻天同行同住的条件，反复分析“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王、张二人本身也因不满博古、李德的指挥而受排挤，共同的境遇与对红军前途的忧虑，让他们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共识的建立，首先需要找到那些心里已有疑问、只是还没说出口的人。

随后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三次较量”。通道会议上，毛泽东“避实就虚、进军贵州”的主张首次得到多数人赞同；黎平会议正式采纳了他放弃北上湘西、改向黔北进军的主张；猴场会议更从实际上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共识不是一夜翻转的，而是在每一次具体决策中，一点一点从“少数”变成“多数”。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在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根本在于严酷的现实教训。湘江战役的鲜血、指战员的痛切反思、根据地的失守，充分暴露了“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会上，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深刻剖析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许多同志由此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战略主张的正确，得到多数与会者支持。不少曾经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惨痛事实面前辨明对错，转变了立场。

然而，遵义会议的“共识”并不是终点。 有个细节就发生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红军进驻苟坝，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了“万急”电报，建议攻打打鼓新场，认为那里守军薄弱、打下可补充物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大多赞成，包括周恩来、朱德在内，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的判断是：红军刚恢复一点元气，不宜与优势之敌硬碰硬；打鼓新场附近敌军云集，随时可能合围。但会议表决的结果是：攻打决议通过，毛泽东刚恢复不久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甚至被一并表决掉了。

如果故事停在这儿，那不过又是一次“少数服从多数”的寻常记录。但毛泽东没有死心。深夜，他提着马灯，踩着泥泞的田埂小道，走了两公里多路，找到周恩来，请他暂缓下发作战命令。就在那一夜，军委二局破译的敌军密电送到：蒋介石确实正在向打鼓新场一带调兵，黔军增援、滇军靠拢，口袋正在收紧。第二天重新开会，情报摆在桌上，众人被说服，进攻计划取消。周恩来后来感慨：“如果我们贸然打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深夜提灯的情节，比任何辩论都更能说明问题。 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时，它要成为共识，往往需要那个“少数派”付出额外的、甚至显得有些固执的努力——在被表决否定之后，仍然不放弃，仍然提着灯走进黑暗里，去找那个还有机会改变结果的人。而共识最终翻转的契机，是事实：一封破译的密电，一份敌人已经张开的网，让所有人看清了如果按“多数”的意见走下去会是什么结局。

这或许就是那个问题的答案：当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时，让它成为共识的，往往不是辩论本身，而是错误路线带来的痛苦足够深、足够痛，痛到让沉默的人不得不开口；再加上那个少数派在所有人都以为事情已经定了之后，仍然不肯熄灭手里那盏灯。

看着于和伟饰演的毛泽东在剧中那种压抑中仍不放弃的样子，再对照史料里他挨个找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谈话的细节，以及苟坝深夜那盏孤零零的马灯，我感受到一种很沉的东西：坚持真理的人，不仅要承受被孤立的代价，还要在被孤立时保持对组织的忠诚和对同志的耐心。 他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在体制内一点一点争取，用事实和逻辑去说服一个又一个同志。

长征的伟大，不只在于翻过多少座山，趟过多少条河，度过多少道难关，也在于一个组织在濒死之际，终于学会了让对的人去做对的事。这个过程笨拙、惨烈、充满偶然，但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信，才值得今天的人回头看。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