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毕业即失业”，这位浦东人开过方子

蓝色的狮子王

引子：一场一百多年前的“就业难”

1913 年前后，中国的学堂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新式学校越办越多，毕业生却越来越难找工作。雇主的抱怨，黄炎培后来记了下来：“农场尝用农学生矣，其知识其技能，或不如老农也。商店尝用商学生矣，其能力不足应商业用，而其结习，转莫能一日安也。”

意思是：农场雇过农校毕业生，本事还不如老农；商店雇过商校毕业生，既不够用，又坐不住。

学生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和道德，到了社会上几乎用不上。“毕业即失业”这个词，今天听来很熟，它出现得并不晚。

黄炎培对此的判断很直接：“中国最困难问题厥为生计；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为教育。”在他看来，生计和教育是同一个问题。

他本可以做个安稳的读书人

黄炎培，字任之，1878 年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幼年丧父丧母，寄住在外祖父家。他是科举出身，晚清举人。

他却不是个安分的举人。1903 年，他在南汇新场镇公开演说，被清政府逮捕，险些丢了性命，后经美国牧师营救，逃往日本。回国后，他办川沙小学堂，又创办浦东中学。这所学校后来与南开中学齐名，教育界有“北南开，南浦东”的说法。

辛亥革命后，他任江苏省教育司长，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厅长，主持全省教育规划。1914 年，他辞职了，因为他想去看真正的问题。

此后几年，他以《申报》记者的身份走遍数省考察教育，又随实业团体赴美国考察 25 个城市、52 所学校，之后去了日本和菲律宾。他总结出一条方法：“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

意思是：看外国是读药方，在国内调查是找病根。药方要读，但病因各不相同，拿旧方子治今天的病，拿别人的方子治自己的病，病是好不了的。这种先诊断、再开方的做法，让他与当时只谈教育救国的人区别开来。

开方：中华职业教育社

1913 年，黄炎培在《教育杂志》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评旧教育与生活脱节、文字与实物脱节，主张“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文章在教育界引起不小的反响。

1915 年考察美国回来，他认为抽象的“实用主义”还不够，需要“具体的职业教育”。1917 年，他与蔡元培、张元济、穆藕初、蒋梦麟等 48 位教育界、实业界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这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开端。

职教社的宗旨是十二个字：“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使无业者有业”解决的是吃饭问题，给没有职业的人一条谋生的路；“使有业者乐业”关心的是劳动者的尊严与价值感。前者是民生，后者是人本。一百年前就把“乐业”写进职业教育的目标，在当时并不多见。

具体而言，他提出“四个准备”：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从个人到社会到国家，一层层推开。

第二年，职教社创办中华职业学校，设铁工、木工、机械、珐琅等工场，学生半天上课、半天做工。学校校训为“敬业乐群”，黄炎培还提出“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把尊重劳动定为信条。

这套做法很快有了规模。1921 年，全国职业学校及补习学校有 700 余所；1926 年增至 1695 所。四川、山西、陕西等内陆省份，也在杨森、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支持下办起了职业教育。

手脑并用：一百年前的“知行合一”

黄炎培把职业教育的教学法概括为：“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

这针对的是中国读书人的老毛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动手的人不肯动脑，读书的人羞于干活。他说得直白：“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联系起来。”

在他看来，只读书的人只是“半个体”，手脑结合才是“整个体”。这和同时期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思路相近，两人共同代表了中国近现代实用教育思潮的两个方向。

他对学生的道德要求也值得一提。职业教育容易滑向“教一门手艺谋生”的工具主义，黄炎培并不认同。他认为人生应以服务为天职，并为职校学生题词：“责在人先，利居众后。”后来他也把这八个字写给儿子。

自我修正：大职业教育主义

办职业教育九年后，他回头复盘，结论并不乐观：“十余年来的职业教育成果，百分之七八十都没有达到所希望的预期水平。”

问题在于职业教育越办越像教育界自己的事，与社会脱节。1926 年，他发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提出三个“不能”：

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他的对策是：办职业学校的，要同时与教育界、职业界多沟通；提倡职业教育的，要拿出一部分精力，投入全社会的运动。

这就是“大职业教育主义”：职业教育不能关起门来办，要嵌入整个社会体系，与企业、乡村改造、职业指导、职业补习联动。职教社随后创办了城市职业补习学校，设立昆山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1927 年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职业指导机构——上海职业指导所。

今天说的“产教融合”“职普融通”“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若追溯内核，与他一百年前的三个“不能”一脉相承。

转向：九一八之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的工作重心随之改变。

他说：“职业教育固然重要，但非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不能解决，职业教育亦无办法。”

这是他对职教局限的承认。此后，他把主要精力转向抗日救亡和社会运动：组织民众支援淞沪抗战，营救“七君子”，参与创建民盟、民建。

1945 年 7 月，他与几位国民参政员应邀访问延安，在窑洞里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能否跳出这个周期？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一个长期研究“生计与教育”的人，最后关心的是政权如何长久存续。两条线索其实是连贯的：他始终关心普通人能否活下去，也关心一个组织能否不腐化、不懈怠。

“利居众后，责在人先”，这八个字是他留给学生的，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尾声：他的问题，今天仍有人在答

黄炎培 1965 年在北京去世，没有看到“文革”结束。他留下的答卷，今天读来依然有用。

“毕业即失业”的焦虑，今天的年轻人很熟悉；“重理论轻实训”的批评，仍是职业教育改革的难题；“职教低人一等”的偏见，离他所说的“正统的”“整个的”“一贯的”职教体系，还有很长的距离。

他一百年前提出的答案，产教融合、手脑并用、敬业乐群、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正是我们现在仍在补的课。

好的职业教育，不只是教人一门吃饭的手艺，还要让人有尊严地劳动、有出路地生活。这一点，川沙的这位举人在一百年前就讲清楚了。

主要参考：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1913）、《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1926）、《国难中之职业教育》《八十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黄炎培卷》；黄方毅《黄炎培与〈生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中华职业教育社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