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深几重 八叔未远去

墨漓

　　昨夜，梦境如雾，我又在恍惚中重逢了八叔。

他伫立在一栋四列三间的木屋阶沿坎上，身影清瘦，神情木然，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落寞。那木屋并非老家旧影，却莫名地契合着记忆深处的熟悉感。我在对面唤他：“八叔、八叔……”声音在空旷中回荡，他却置若罔闻，只沿着阶沿向右侧菜园方向缓缓踱步，似在躲避，又似在逃离。我慌乱小跑追赶，他始终头也不回。梦醒时分，窗外夜色如墨，心头沉甸甸的，仿佛灵魂的一角，已被永远遗落在了那座苍茫的大山里。

八叔，是祖父膝下最小的儿子。我父亲兄弟六人，父亲排行第五，因祖父亦居第五，为避家讳，父亲便成了老“幺”，侄辈皆称“幺叔”。而八叔本行第六，后谦退至第八，故乡邻亲友皆尊称一声“八叔”。

听父亲讲，曾祖早逝，祖父年少时，无人资助读书，却天资聪颖，过目不忘。九岁即替车家放牛割草，勤勉机灵。成年后迎娶本地王姓祖母，凭陪嫁的二亩良田与一片山林，开启了家业根基。祖父白日在大户人家帮工，夜间挑灯耕作自家田土，数年寒暑，竟置下百亩田产，雇工长伴。他通晓世故，思维敏捷，强记博闻，于礼数周全，常主持村中红白大事。祖母温良贤淑，勤俭持家，体恤帮工，接济贫弱，十里口碑，美名远扬。

我家乃耕读传家。大伯、二伯与父亲躬耕陇亩，三伯执教鞭，四伯被征入伍，服役于国民党部队。唯有八叔，潜心书海。他天资卓绝，勤奋不辍，终考入四川大学林学系。一九五四年留校任教，三年后，毅然申请调回湄潭县林业局，历任股长、局长，将青春许给了青山绿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乡林木葱茏，尤以万兴、双石为盛。县林业局专设站点收购原木，解放牌卡车机声轰鸣，将木材运往外地，支援国家建设。八叔每年仅春节归家，停留五六日，随后步行两公里，搭乘运木卡车返城履职。

八叔和八娘两地分居，八娘在家勤劳务农，谦和待人，邻里和睦。每逢年关，杀猪缴公、留用，日子虽简朴却安稳。每年的春节，也是八娘最忙录的时候，乡亲们都来和八叔叙家常有时也托付帮忙的事。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八叔高大英俊，腹有诗书，谈吐优雅，笑意盈盈，如春风拂面，温暖而明亮。

一九八三年秋，我入湄潭中学就读，与八叔同住一檐。那时他早出晚归，投身于中华山五倍子基地的建设与课题研究。他与助手袁长林——后者后来任县林业局长、组织部长——常深入山林。他也往返于黔南州长顺县，开展调研与技术培训。中华山属大娄山系，毗邻林场，海拔千余米，山高林密，人迹罕至，万物竞生。十多年前重访，景色依旧秀丽，极目远眺，苍海茫茫。虽五倍子基地已随风而去，但每逢金秋，村民仍上山采收，贴补家用，延续着人与自然的羁绊。

八叔好学不倦，精通俄、英、日三语，当时还在自学世界语。我常常看见他在深夜从对面办公室归来，伏案翻阅外文书籍的情景。我曾悄悄翻阅他带回家中的《育倍学》手稿，字迹工整隽秀，带着几分艺术的美感。那一刻，心中暗叹：八叔真了不起，如孤松挺立，静默而坚定。

一九八四年高考后，我离开故乡，进入贵州省供销学校求学。一九八五年春，八叔调任贵州省农业干部管理学院学员部部长，教书育人。八娘携堂弟堂妹随迁家属宿舍。每逢周日，我便前往，那里便是我的第二个家，充满温情与安宁。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八六年五月，噩耗传来：八叔病倒，入住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堂弟陪护四天，疲惫不堪。我匆匆赶到医院，堂弟简短交代后离去。此时八叔意识尚存，认得我，却发不出声音。次日下午两点，病情急转直下。他嘴唇干裂，面色渐黑，眼中泪水流淌——或许，他自己也感知到了生命的流逝。医生进进出出，病危通知书下达。那时通信不便，唯靠纸笔传信，我束手无策，只能跪在病床前，泪流满面，祈求苍天保佑。

夕阳西下，余晖洒满病房走廊，我的心境凄惶无助。没有恐惧，只有无尽的悲伤。下午五点半，一位在贵阳市消防大队工作的本家叔叔婶婶赶到，扶起我，通知农干院的八娘及远方亲人。

两天后，八叔的骨灰装入一只小木盒，在亲人护送下回到生养他的家乡，入土为安。

天妒英才。八叔年仅五十二岁，正值壮年，本可大展宏图，为国效力。他心中定有遗憾，定有不甘。“有心许身国，壮志难酬亦惘然”——这或许是他一生的写照，悲壮而苍凉。

多年前，我在重庆图书馆查阅谱牒，偶然瞥见陈列的《育倍学》一书。书上并无八叔之名。我不必考证那本书是否融入了他的手稿，值得庆幸的是，在他离去之后，有人接续了他的著述，继续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斯人已逝，精神不朽。

八叔，你在那边还好吗？

山深几重，路远几程。但我深知，你从未真正走远。每当秋风乍起，中华山上五倍子染红，湄潭林木依旧繁茂，我总觉得，你仍在那片山里，在故乡那条熟悉的阶沿上，慢慢地走，慢慢地思考，守护着这片你深爱过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