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集《商林外史》之鹭城

岁月倾城

商林外史之鹭城
作者：岁月倾城
美编号：73598086

楔子

话说天下万物，衰久必盛，盛久必衰；世间财货，聚久必散，散久必聚。这道理，古人说了千百遍，写在书上，唱在戏里，三岁孩童也念得几句。可真到了那金银堆满屋、权势大过天的时候，十个里头倒有九个半忘了干净——忘了那烈火烹油，终究要烬；忘了那鲜花着锦，到底要凋。待到那楼塌了、宴散了、人走了、茶凉了，才蹲在墙角根儿上拍着大腿哭，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说自己当初瞎了眼。可若再给他一回重来的机会呢？他保准还是往那老路上走，一步都不带偏的。

看官，你道这是何故？原来这“贪”字一入心窍，便如那鸦片上了瘾，再难拔出来。任你读了多少圣贤书，受了多少苦煎熬，一旦尝过那权钱勾兑的甜头，便似那偷过腥的猫儿，再也看不上清水煮的白菜帮子。

闲话少叙。今日说的这一桩故事，出在闽地滨海一座唤作鹭城的去处。这鹭城，老一辈人都知道，从前不过是个渔村模样，海边歪歪斜斜几百间石头房子，渔民们日出摇橹、日落收网，日子过得紧巴巴，倒也安生。九十年代往后，海禁松了，商船来得多了，一夜间满街都是倒腾电子表、尼龙布、洋烟洋酒的贩子。有些胆大的，腰里别着几沓票子，说话嗓门儿也粗了，走道儿也横了，见人便拍胸脯：“兄弟，跟哥干，保你三年买楼！”——真买了楼的倒也有，可更多的是把裤子都赔进去的。这便是鹭城的光景。

单说这鹭城南隅，靠海处有一片洼地，早年是盐场，后来荒了，野草长得比人还高，野狗在里头下崽。九十年代中，忽然有一天，推土机轰隆隆开进来，说是有个赖姓老板买下了这地皮。人们这才知道，鹭城出了个大人物，唤作赖昌星。

第一回 闽海贾商兴海市 朱楼绮户藏乾坤

赖昌星这名字，如今在鹭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可倒退二十年，谁拿正眼瞧他？

他老家在闽北山里，村子小得在地图上找不着，十来户人家，守着几亩薄田，饿不死也撑不着。赖昌星在家里排行老三，打小瘦得跟猴儿似的，脑门儿大，脖子细，一双眼睛滴溜溜转，那光景就像田埂上嗅来嗅去的黄鼠狼。他爹是个老实庄稼汉，起早贪黑刨食儿，到年底一算账，还欠着东家两斗米。他娘更是个闷葫芦，受了气只会在灶台后头抹眼泪。这样人家养出来的孩子，要么比爹还老实，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要么就反着长，心眼儿比筛子还多。赖昌星偏偏是后一种。

七八岁时，他便晓得拿家里的鸡蛋去换麦芽糖，再转手把糖高价卖给嘴馋的村童，中间赚的差价藏在墙缝里。他爹发现了揍他，他嘴上认错，回头照样干。村里老辈人摇头：“这娃子，心眼儿太活，长大了不是发大财，就是闯大祸。”

后来他跑到泉州讨生活，先是在码头扛包，肩膀磨得烂了结痂、痂掉了长茧，一天挣三块五毛钱。扛了半年，他琢磨出味儿来了：扛一辈子包，肩膀扛烂了也买不起一间房。得变。

他改行倒腾海货，弄几条小杂鱼，搁在冰块上码齐整，推个破三轮车沿街叫卖。他嘴甜，见大爷叫大爷，见大妈叫大妈，秤杆子还翘得高高的，人都爱买他的。可小打小闹的，一年下来也就混个肚儿圆。夜里躺在出租屋的竹床上，听着隔壁打呼噜，他翻来覆去地想：这样下去不行。

想什么呢？他想明白了——这世上的钱，全在规矩的缝儿里头藏着。你老老实实在规矩里头挣，累死也挣不了仨瓜俩枣。你得瞅准了那缝儿，钻进去，把规矩底下的东西掏出来。这道理，书上叫“钻营”，老百姓叫“投机倒把”，可他自己心里有数：这叫本事。

九十年代初，两岸往来松动了，海上私下交易多起来。赖昌星把卖鱼攒的几千块钱全拿出来，租了条旧渔船，头一回出海接私货。那天夜里风大浪急，船帮子拍得啪啪响，他蹲在船舱里吐了半夜，胆水都吐出来了，可上岸一清点货，转手净赚一万二。他攥着那沓票子，手直哆嗦——他妈的一万二啊！扛包得扛十年！

从那以后，他算是入了行了。油、烟、车、化工料，什么利大倒什么。起初是小打小闹，几箱烟、几桶油，跟海关的人打游击，见灯就躲，见船就跑。可赖昌星脑子活，没两年就琢磨出门道来了：光靠自己躲猫猫，成不了气候。得有人。上头得有人。

这念头一出来，就跟毒蛇咬了似的，再也按不下去。他开始往鹭城官场里钻。

看官，你道他怎么钻的？那赖昌星别的本事没有，就一样——看人下菜碟，一看一个准。他请人吃饭，从不问“您想吃啥”，而是提前三天就把对方的底细摸清了：老家哪里的、什么口味、好哪一口酒、抽什么烟、家里几口人、婆娘身体如何、儿子念书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难处。请客那天，桌上摆的准是他老家最地道的土菜，酒是他爹当年喝的那种土烧，话头儿全往他心坎儿上递。三杯酒下肚，对方眼圈儿就红了，拍着他肩膀叫“兄弟”。

有那好面子的，他不送钱——送钱那是骂人。他送“名”。某某会长、某某理事、某某荣誉市民，头衔一大堆，印在名片上金光闪闪。有那家里有难处的，他不出面——托个中间人，悄悄把事儿办了，办得滴水不漏，对方想谢都找不着主儿。有那确实贪的，他也不直接塞——逢年过节，拜年帖子里夹张卡，密码是对方生日。对方收了，他装不知道；对方退了，他笑呵呵接回来，下回换个法子再送。

十来年工夫，鹭城大大小小的衙门，上上下下，明里暗里的关节，让他拿钱拿物拿面子，一个一个全给打通了。市井间有明白人私下说：“赖昌星那公司，楼盖在海上，根扎在衙门里。”这话传到赖昌星耳朵里，他非但不恼，还哈哈大笑：“说得对！我赖某人就是一棵树，根不扎深了，台风一来就倒！”

有了根，就得有枝有叶。他在城南买了三百亩地，请了苏州的匠人来，照着拙政园的路子，又掺了西洋的做派，起了一座大宅子。白墙黛瓦，飞檐翘角，园子里太湖石叠得跟真山似的，曲廊绕来绕去，转得人头晕。最扎眼的是正中间那栋楼，三层高，通体贴着红木，窗棂上镶着琉璃，太阳一照，半条街都是红的。鹭城人给它起了个名儿，叫“朱楼”。

朱楼里头的陈设，那真是——用后来一个进去过的老吏的话说——“进了那门，腿肚子先软三分”。地上铺的是和田玉的薄板，踩上去凉沁沁的，夏天比空调还管用。桌椅是紫檀的，沉得两个小伙子抬不动。墙上挂的，有唐伯虎的仕女，有郑板桥的竹子，全是真迹，每幅底下都配着射灯，暖光一打，画上美人儿的眼珠子跟活了一样。最绝的是后院那间“暖阁”，推门进去，一股子沉香味儿直往鼻子里钻，纱帐是苏绣的，被褥是杭绸的，床头搁着银盘，盘里摆着各色果子——全是反季的，大冬天有荔枝，三伏天有冻梨。伺候的姑娘穿着软缎小袄，腰肢一捻细，说话轻声细语，走路跟水上漂似的。

自打朱楼落成，鹭城的官场就添了条不成文的规矩：但凡有要紧事，白天在衙门里说不透的，天一擦黑就往朱楼去。那朱楼门口，每晚停的车比市府大院还多，黑的白的银的，一溜排到街口。门房老黄头后来跟人念叨：“我在这门口站了十年，见过的官儿比我们县长一辈子见的都多。有的白天在台上拍桌子骂娘，说‘老子最恨贪官污吏’，晚上一到这儿，搂着姑娘唱《十八摸》，嗓门儿比谁都大。”

朱楼有副对联，是赖昌星请人写的，刻在正门柱子上：

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

横批：

四海皆兄弟

有个退休的老学究路过，眯眼看了半晌，回家跟孙子说：“你记住了，往后看见哪家门上挂这副对子，绕着走。”孙子问为啥，老学究叹口气：“孟尝君养客三千，最后鸡鸣狗盗都跑了。这家人养的，怕是比鸡鸣狗盗还不如哩。”

第二回 朱楼夜夜开盛宴 权商脉脉结私盟

看官，你道朱楼夜宴究竟是何等排场？待在下慢慢道来。

鹭城有句俗话：“朱楼的灯一亮，鹭城的钟都走慢了。”这话不假。每天下午四点钟一过，朱楼的后厨就热闹起来。粤菜师傅、闽菜师傅、川菜师傅，各占一个灶台，刀剁得案板当当响。海鲜缸里养着龙虾、鲍鱼、东星斑，全是当天从码头上直接送来的，路上稍微死了条把，赖昌星的规矩是——整缸倒掉，不留。用他的话说：“我这儿请的是爷，不是叫花子。拿死鱼糊弄人，那是自己砸自己招牌。”

掌灯时分，客人陆续到了。第一个到的往往不是官最大的，是那个最急的——家里有案子压着、手头有批货卡在海关、小舅子赌钱欠了债还不上。这类人来得最早，脸上堆着笑，心里揣着火，一进门就拉着赖昌星的胳膊往角落里拽，压着嗓子嘀嘀咕咕。赖昌星也不急着应承，先拍着他手背说：“不急不急，先吃饭，先吃饭。天大的事儿，吃饱了再说。”那人越急，他越稳；那人越催，他越笑。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跟炖老鸭汤似的——急火攻心，文火入味。

正主儿到的时候，赖昌星亲自迎到大门口。来人若是穿便服的，他老远就伸出手，一握半天不松开，上下晃着说：“哎呀我的大兄弟，你可算来了！昨儿我还跟人念叨你呢！”来人若是还端着架子的，他也不恼，侧着身子引路，自己走后半步，嘴里的话一箩筐一箩筐地往外掏：“您上回提的那个事儿，我记着呢。您放心，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当自己事儿办。”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来人再有架子也端不住了，嘴角一咧：“老赖啊，你这张嘴，死的都能说活了。”

入了席，那才叫开眼。大圆桌是整块花梨木旋出来的，转盘上先摆八碟凉菜：糟鹅掌、醉泥螺、拌海蜇、卤墨鱼、腌血蚶、炸花生、渍萝卜、酸黄瓜。看着不起眼，吃一口才知道——糟鹅掌是用三十年花雕吊的，醉泥螺用的是头道生抽，卤墨鱼的香料包是潮汕老师傅配的，光那包料就值两千块。凉菜还没吃利索，热菜就上了。头一道必是汤，闽南人讲究“汤开路”，有时是佛跳墙，有时是土龙汤，有时是红蟳米糕。汤一入口，满座便响起一片吸溜声，有那心急的烫了舌头，嘶嘶地吸气，赖昌星就笑：“慢慢来，慢慢来，汤有的是，管够！”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气氛就活泛了。赖昌星一拍手，丝竹声起，屏风后转出七八个姑娘来，年纪都在十八九，穿得薄而不露，红绸绿缎在灯底下晃得人眼花。领舞的那个唤作小桃红，身段最软，眼风最媚，一个旋身能把裙摆甩成一朵花。她跳着跳着就跳到客人身边去了，袖子往人肩上一搭，眼波一递，那客人便浑身酥了半边。有那定力差的，手就不老实了，小桃红也不躲，只抿着嘴笑，笑得那客人魂儿都飞了。

可你要以为这不过是酒色场所，那就小瞧赖昌星了。他请客有个规矩：头三杯酒只谈风月，不提正事。三杯过后，他给姑娘们使个眼色，姑娘们便三三两两把客人往偏厅里引。偏厅里的布置跟正厅不一样——正厅是热闹，偏厅是私密。一张小桌，两把椅子，一壶茶，一碟蜜饯，墙上挂着幅山水，灯光昏昏黄黄，说话不用扯嗓子。进了这屋，客人便觉着浑身松弛，话匣子就打开了。赖昌星自己端杯茶，坐在对面，身子微微前倾，一脸专注地听，时不时“嗯”一声、“对”一声、“您接着说”一声，等客人倒完了苦水，他才慢悠悠开口：“这事儿啊……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有个兄弟，正好管这摊。赶明儿我组个局，你们认识认识？”

——话说得滴水不漏。他从不直接承诺什么，只是“认识认识”“坐坐”“聊聊”。可这一“认识”、一“坐”、一“聊”，事儿就成了七八分。剩下那两三分，就看客人上不上道了。上道的，下回再来，赖昌星便有了新话头儿：“您那事儿办妥了，我兄弟说问题不大。不过嘛——他最近手头有个小缺口……”话不说透，点到为止。能坐在这屋里的，没有蠢人，一听就明白。于是便有了下文。

且说这满城官员中，最难请的是谁？主理鹭城政务的沈公岳。

沈公岳这名字，在鹭城官场提起来，人人竖大拇哥——至少明面上是。此人出身书香门第，他爹是退休的中学语文老师，从小拿《朱子家训》给他开蒙，“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背得滚瓜烂熟。他自己也争气，二十岁考上名牌大学，毕业后从科员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四十出头便坐到了现在这位子。早年间，他是真清廉。他婆娘在街道办上班，一个月拿两千来块，儿子考上大学那年，学费凑不齐，他硬是没跟任何人开口，把家里一台旧电视卖了凑上的。这事传出去，市里给他评了个“廉政标兵”，照片挂在宣传栏里，底下配着大红字：“清正廉洁，一心为民”。沈公岳每回路过那宣传栏，都目不斜视，走得飞快。

赖昌星头一回托人请沈公岳吃饭，沈公岳把请帖往桌上一扔，说：“不去。”第二回，赖昌星托了个跟沈公岳有旧交的中间人，沈公岳还是那句话：“不去。”第三回，赖昌星亲自登门，拎了两盒茶叶，说是“老家自己种的，不值钱，给领导尝尝鲜”。沈公岳连门都没让进，站在门口说：“赖总，你的心意我领了。茶叶拿走，有事上办公室说。”赖昌星脸上笑呵呵的，心里记了一笔。

他回去琢磨了三天三夜，抽掉了五包软中华，终于想明白了：沈公岳这种人，你跟他谈钱，那是打他脸；你跟他谈权，那是脏他手。可他沈公岳再硬，总有软肋吧？人嘛，哪能没软肋呢？

赖昌星派人把沈公岳摸了个底朝天。沈公岳自己确实滴水不漏，可他儿子在省城念大学，住不惯宿舍，要出来租房——租房的钱谁出？沈公岳的婆娘有个弟弟，做生意亏了本，天天上门哭——窟窿谁填？沈公岳有个老母亲，在老家住着，腿脚不便，想请个保姆——保姆钱谁掏？这些事，沈公岳自己咬咬牙都能扛过去，可扛得了一时，扛得了一世？赖昌星不着急，他让手底下人一件一件去办。沈公岳儿子租的房子，忽然房东说有人替他付了一年租金，水电全包；小舅子的债主忽然说不要利息了，本金分十年慢慢还；老母亲那儿去了个保姆，说是社区安排的“居家养老服务”，免费。沈公岳心里明镜似的——这世上哪来这么多“忽然”？可他张不开嘴问。一问，就等于认了。

事情过了大半年，有一天沈公岳加班到晚上九点多，累得眼皮打架，正要回家，赖昌星的电话来了：“沈领导，我这儿刚到了一批新茶，您过来帮我品品？不吃饭，就喝茶，十分钟，您给我个面子。”沈公岳握着电话，沉默了好几秒。鬼使神差地，他应了一声：“……就十分钟。”

他走进朱楼那扇红木大门的时候，脚底下那和田玉的地板凉气顺着鞋底往上窜，他打了个激灵，心里说：沈公岳啊沈公岳，你今天来错了。可两条腿不听使唤，跟着赖昌星穿过曲廊，进了暖阁。暖阁里没别人，就赖昌星一个，桌上摆着一壶茶、两只杯、一碟桂花糕。赖昌星倒茶的手稳得很，一边倒一边说：“沈领导，您是文化人，我大老粗一个，跟您聊不了别的。我就问一句——您累不累？”

就这一句话，沈公岳的防线塌了。他半辈子绷着，白天防同僚，晚上防老婆查手机，上级面前装孙子，下级面前装大爷，回家还得装没事人——他能不累吗？他端起茶杯，咕咚一口灌下去，烫得嘴皮子疼，可心里头竟有种说不上来的痛快。赖昌星没再多说一个字，又给他续上茶，推过去一碟桂花糕：“您尝尝，我老家带来的方子，比外头卖的地道。”沈公岳捏了一块放进嘴里，桂花香混着猪油香在舌尖化开，他眼眶忽然有点酸——他想起小时候，他爹发了工资，会给他买一块桂花糕，用油纸包着，爷儿俩分着吃。 那天晚上沈公岳到底没撑过“十分钟”，他待了一个钟头，喝了三壶茶，吃了半碟桂花糕，说了半辈子没跟人说过的话。走的时候，赖昌星把他送到门口，只说了句：“沈哥，往后累了就来坐坐。茶水管够，不谈事儿。”沈公岳回头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终究什么也没说，钻进车里走了。

有了第一回，就有第二回、第三回。起初是喝茶，后来是吃饭，再后来，暖阁里添了姑娘，再再后来，赖昌星“随口”提的那些事儿，沈公岳“随口”就应了。应完了心里也后悔，可下回赖昌星再提，他还是应。为什么？——他跟自己说：人家帮了我那么多，我总不能一点忙不帮吧？他忘了，赖昌星帮他那些忙，花出去的钱，早晚要从别处加倍捞回来。

沈公岳一松口，鹭城官场就跟推倒了的多米诺骨牌似的，哗啦啦全倒了。管海关的赵巡检，原先是个抠门儿的主儿，收条烟都得掂量半天。赖昌星请他去朱楼吃了三顿饭，第四顿的时候，赵巡检自己端着酒杯说：“赖总，下回我那船货，你让报关行少填两页单子就行。”管稽查的李佥事更干脆，赖昌星给他儿子安排进了一家外资公司，月薪开两万——实际上那公司就是赖昌星自己开的，他儿子每天的工作就是喝茶看报，月底领工资。李佥事从此对赖家的走私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回上头来查，他提前四个小时给赖昌星打了电话，说“最近风大，船靠靠岸”。赖昌星接了电话，笑眯眯地跟手下说：“看见没？这就是自己人。”

到了后来，朱楼的规矩越来越多：哪一级的官坐哪一桌，哪个衙门的人走哪个门，什么级别的能进暖阁、什么级别的只能在偏厅喝茶，全有讲究。有一回一个新来的小科长不懂规矩，一屁股坐到了主桌旁边的位子上，赖昌星脸上还笑着，转头就叫人把他引到后院小屋里去了。那小科长后来再也没来过朱楼——倒不是赖昌星记仇，而是他自己吓得不敢来了，听说回去做了半个月噩梦。

鹭城的老百姓不是瞎子。朱楼门口天天停着公车，车牌号大家都认得。有人编了顺口溜：“鹭城有个朱红楼，里头养着一群猴。猴儿戴着乌纱帽，吃了原告吃被告。”这顺口溜传到了沈公岳耳朵里，他脸黑了好几天，可到底没下决心管。为什么？——他自个儿屁股底下也不干净了。

第三回 市井苍生含疾苦 朱楼权贵逐浮华

看官，上面说的都是朱楼里头的事。可朱楼外头呢？咱得把镜头摇到鹭城的街面上，看看那些没资格进朱楼的人，过的什么日子。

鹭城西边有个渔港，叫沙坡尾。早年间这儿热闹得很，渔船一条挨一条，桅杆密得像树林子，上岸的鱼虾活蹦乱跳，整个码头都是海腥味儿。后来城市改造，渔港搬走了大半，剩下一小片破破烂烂的码头，停着些小舢板，靠帮人运点零碎货过日子。

码头上有个扛包的，姓陈，排行老四，人都叫他陈四。陈四五十来岁，脸黑得像炭，脊背微微佝偻，肩膀上两块老茧硬得跟牛皮似的，拿指甲掐都掐不动。他一天干十二个钟头，扛一包货挣八毛钱，运气好一天扛两百包，挣一百六。听着不少？可他婆娘有哮喘，药费一个月三百；儿子在念技校，学费一年四千；租的那间民房，一个月六百。算下来，一个月能剩个百八十块就算不错了。陈四干了二十年，存折上从来没超过五千块。

陈四有个邻居，姓林，大家都叫他林婶。林婶在菜市场摆个摊卖海蛎煎，五块钱一份。她每天凌晨四点起来撬海蛎，撬到六点出摊，晚上八点收摊，中间没歇过。有一天来了个穿制服的，说她的摊子“占道经营”，要没收。林婶跪在地上抱着那人的腿哭：“大哥，我这摊子养着三个孩子啊！”那人一脚踹开她，把炉子、锅、桌子全搬上了车。林婶追着车跑了半条街，鞋都跑丢了一只，最后蹲在马路牙子上嚎啕大哭。有人把她扶起来，说：“你哭有啥用？你去朱楼门口哭去啊。那些当官的天天在那儿吃香的喝辣的，你去找他们啊。”林婶还真去了，在朱楼对面的马路牙子上坐了一下午，里头的人进进出出，没一个拿正眼瞧她。天擦黑的时候，出来个穿黑西装的年轻人，递给她两百块钱，说：“大姐，赖总说了，您那摊子的事他问过了，是区里管的，他插不上手。这两百块您拿着，给孩子买点吃的。”林婶攥着那两百块钱，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她恨自己没出息，可她太缺钱了。

还有一个，是陈四的侄子，叫陈小虎，十八岁，刚从老家来投奔他叔。小虎念过高中，脑子灵光，起先想在鹭城找个正经工作。他去一家电子厂应聘，人家说“招满了”；又去一家物流公司，人家说“要有经验的”；再后来总算有个中介说能介绍工作，收了他三百块“押金”，让他回去等消息。等了半个月没动静，他跑去找，那中介早搬走了。小虎蹲在街边哭了一场，陈四找到他的时候，他正拿拳头砸电线杆子，砸得指节上全是血。陈四把他拽回出租屋，给他倒了杯凉水，说：“哭啥？这地方就这样。你叔我扛了二十年包，不也活着？”小虎抬起通红的眼珠子，咬着牙说：“叔，我不想扛包。我要混出个人样来。”

后来小虎真混出名堂了——他在夜场里给人看场子，帮着收账，胳膊上纹了两条带鱼，说话也粗声粗气了。陈四劝他别干这个，小虎嗤笑一声：“叔，你扛包扛得腰都直不起来，我干这个一个月挣你半年的。你说谁傻？”陈四哑口无言。

鹭城的世道，就是这么个世道。朱楼的灯亮着，街面上的路就暗着；朱楼的酒倒着，老百姓的汗珠子就砸着。有明白人看得透透的，可看透了又能怎样？你敢说吗？说了有人听吗？有一回市里开大会，一个政协的老委员站起来发言，说“要警惕官商勾结”，话没说完，沈公岳就笑着打断他：“老同志，您这话言重了嘛。咱们鹭城的投资环境，省里都是表扬的。”老委员坐下之后，再没开过口。第二年换届，他的政协委员就给拿掉了。

也不是没人告。鹭城下面有个县，县里有个退休的审计局长，姓周，六十多岁，一根筋，把鹭城这十来年的走私账、行贿账、土地账，一笔一笔全记在本子上，往上递了十几回举报信。信递上去，有的石沉大海，有的转回到鹭城自己处理——沈公岳拿着信笑呵呵地跟赖昌星说：“老赖你看，又有人告你呢。”赖昌星接过来翻了翻，也笑了：“这老头儿字写得不错。”俩人对视一眼，哈哈大笑。后来周局长被人诬了个“挪用公款”的罪名，虽然后来查清了是诬告，可他老伴儿经不起折腾，脑溢血走了。出殡那天，周局长跪在灵前哭得昏死过去，醒过来把本子烧了，再不提举报的事。

可公道这东西，跟地底的野火似的——你看着是灭了，其实还在烧，烧得地皮都烫脚了，早晚有一天要蹿出来。

第四回 繁华极处藏朽坏 暗流涌动起风波

朱楼最盛的时节，是赖昌星发达第十个年头的春天。

那年的朱楼夜宴，排场大到了什么地步？——赖昌星请了个香港明星来唱堂会，一晚上出场费八十万。又请了北京的相声演员、上海的魔术师，连杂技团都拉来一个，在院子里搭了棚子耍狮子。菜从中午就开始备，光龙虾就订了三百只，后厨地上爬得密密麻麻。酒开了两百瓶茅台、一百瓶五粮液，还有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路易十三，一瓶两万多，开了二十瓶。

那天晚上，沈公岳坐在主位上，喝得满面红光，举着杯子说：“老赖啊，你这日子，皇帝老子也不换！”满座哄堂大笑。赵巡检醉得站不稳，搂着个姑娘唱《爱拼才会赢》，唱得跑调跑到了爪哇国。李佥事更离谱，拿筷子敲着碗边儿喊：“赖总，再叫两个妞儿来！要十八的，十九的不要！”赖昌星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连声说：“有有有，都在后头呢！”

就在这满堂喧哗的当口，朱楼门口来了个人。

这人六十来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脚上一双解放鞋，鞋帮子上沾着泥点子。门房老黄头拦住他：“干啥的？”老头儿从怀里掏出一张纸，说：“我是周德昌，来反映问题的。”老黄头一看那纸——又是举报信，这十来年他见多了。他摆摆手：“去去去，今天赖总宴客，没空搭理你。”周德昌没走，他在马路牙子上坐下来，从怀里又掏出个搪瓷缸子，里头装着凉白开，就着一块干馒头慢慢啃。

里头唱啊跳啊笑啊闹啊，声浪隔着院墙传出来。周德昌听着，啃着，脸上没什么表情。老黄头瞅了他好几眼，见他不闹也不走，也就没再管。到后半夜散席的时候，客人们东倒西歪往外走，周德昌站起来，把搪瓷缸子往包里一塞，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了。

老黄头后来跟人说：“那老头儿怪得很，也不闹，就坐那儿听了一晚上。”

可就是这个不闹的老头儿，这回换了个法子——他把举报信直接寄到了北京，挂号信，一式三份，一份寄纪委，一份寄审计署，一份寄给了某家大报。他在信里写得明白：“我老了，活够本了，不怕了。你们查不查？不查我就接着寄，寄到有人管为止。”

信寄出去两个月，鹭城官面儿上还风平浪静。赖昌星照旧开他的宴会，沈公岳照旧剪他的彩，赵巡检照旧收他的烟酒。可暗地里，水面底下已经起浪了。先是省里来了一拨人，说是“调研”，住了一个礼拜，谁也没见，专翻账本。沈公岳有点慌，打电话给赖昌星：“老赖，省里来人了，你底下人嘴严不严？”赖昌星满不在乎：“沈哥你放心，我那些账，三套，两套是假的，一套真的藏在我小舅子的鱼塘底下。神仙来了也找不着。”

又过了一个月，北京来人了。这回不是调研——是专案组。

专案组进鹭城那天，开了六辆车，直接住进了郊区的招待所，把手机全收了，不许跟外界联系。消息传出来，朱楼里那些常客们脸都绿了。赵巡检第一个坐不住，连夜跑去找赖昌星：“老赖，怎么办？我经手放行的那些船，账上都有记录！”赖昌星还端着：“你慌什么？你经手的账，我早让人改过了。”赵巡检不信：“真改了？”赖昌星把胸脯拍得啪啪响：“我赖某人什么时候骗过你？”赵巡检将信将疑地走了，回去一宿没睡，第二天早上起来，头发白了一片。

李佥事更绝，他直接跑到朱楼后院，找了个锄头，要把暖阁底下埋的那几个铁盒子刨出来——那里面是他这些年收的金条。刨到一半，赖昌星赶过来，一把按住他：“你他妈疯了？这地方多少人看着？你现在刨出来往哪儿藏？”李佥事急得直跺脚：“那你说怎么办？”赖昌星把他拽到屋里，压低嗓子说：“你听我的——你回去，该怎么上班怎么上班，天塌了有我顶着。我赖昌星别的本事没有，保自己人的本事还是有的。”

这话说得漂亮，可赖昌星自己心里也在打鼓。他连夜给他认识的北京朋友打电话，一个一个打过去，有的不接，有的接了说“回头再说”，有的直接说“老赖，这事儿我真帮不上”。他打到第五个电话的时候，手开始抖了。他扭头跟他老婆说：“收拾东西，明天走。”他老婆还没反应过来：“走？去哪儿？”赖昌星咬着牙说：“出国。”

第五回 一朝大厦轰然倾 万贯浮华尽成空

赖昌星跑得快，可专案组更快。

他出关的时候用的是另一本护照，名字、照片全换了，边检那一关差点混过去。可他没想到，专案组早就把他所有可能的口岸都布了控。他在机场贵宾室里刚端起一杯咖啡，两个便衣就站到了他面前，亮出证件：“赖昌星，你涉嫌走私、行贿，跟我们走一趟吧。”赖昌星手一抖，咖啡泼了一裤子，他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最后只挤出一句：“我打个电话……”便衣说：“电话先放我们这儿，回头让你打。”

同一时间，朱楼被查封了。专案组的人进门的时候，后厨灶上还炖着一锅佛跳墙，火没关，咕嘟咕嘟冒泡。查封清单列了三天三夜：金条一百二十公斤、现金三千七百万、茅台一千八百瓶、路易十三两百瓶、翡翠摆件四十七件、字画一百三十二幅（后来鉴定，假的占一半）、手表六十七块、汽车二十三辆。清点的人一边清一边摇头：“啧啧，这哪是过日子，这是开博物馆呢。”

沈公岳被带走那天，据说很平静。专案组的人敲他办公室的门，他正在看一份文件，抬起头说：“等我签完这份。”签完了，他把钢笔帽拧上，站起来整了整衬衫领子，跟着走了。到了走廊上，迎面碰见赵巡检，赵巡检腿一软差点跪下去，沈公岳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到了审讯室里，沈公岳一开始还端着，说“我记不清了”“这事儿我不清楚”“赖昌星跟我就是普通朋友”。审了两天两夜，专案组把他儿子租房的事、小舅子还债的事、老母亲保姆的事一件件摆出来，沈公岳不说话了。沉默了很久，他忽然问：“能给我根烟吗？”烟点上了，他抽了半根，眼泪就下来了，说：“我对不起我爹。我爹教了我一辈子‘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到末了我连自己屋里的脏都扫不干净。”

赵巡检交代得最快——他进去三个钟头就全撂了，连哪年哪月哪天收了赖昌星几条烟都记得清清楚楚。审他的人都说：“你这脑子，干海关可惜了，该去干会计。”李佥事嘴硬，扛了一个礼拜，后来专案组把他儿子那家“外资公司”的工资表甩他面前，他看了一眼就瘫了：“我说，我全说。”

最逗的是管市场监管的王主事。这人贪得不多，就收了赖昌星一套红木家具，可他老婆不知道那是受贿来的，天天拿湿抹布擦，擦了半年把漆都擦花了。专案组上门的时候，他老婆还跟人显摆：“你看我家这家具，老赖送的，十几万呢！”王主事在旁边脸都绿了，一个劲儿拽他老婆袖子。他老婆还嚷嚷：“拽我干啥？我说错了？就是老赖送的嘛！”专案组的人忍着笑把家具搬走了，王主事蹲在门口抱着脑袋说：“我半辈子攒的那点脸，全让我老婆这张嘴给说没了。”

赖昌星在里头扛了三个月，专案组把他那本藏在鱼塘底下的真账本挖出来了——他小舅子头一个礼拜就招了。赖昌星看到账本复印件的时候，脸刷地白了，问：“这你们都能找着？”审他的人说：“你小舅子说，你让他藏在鱼塘底下，还特意嘱咐他‘上面压两块砖’。他压了三块砖，怕不够。”赖昌星听完，闭上眼，往后一仰，说：“我认。”

案子审了两年多。最后判决下来那天，法庭里坐满了人——有记者，有涉案官员的家属，还有几个鹭城的老百姓，专门坐火车来旁听的。赖昌星站在被告席上，瘦了整整一圈，头发白了大半，那个曾经在朱楼里拍着胸脯说“保自己人”的赖总，这会儿跟个霜打的茄子似的。

审判长念判决书念了四十分钟，最后几句是：“被告人赖昌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赖昌星听完，没吭声，低着头被法警带下去了。旁听席上有个老太太——就是当年在朱楼门口被递了两百块钱的林婶——她站起来喊了一嗓子：“活该！”法警过来制止她，她一边往外走一边还在喊：“我那炉子锅子桌子，你们倒是赔我啊！”

沈公岳判了十二年。宣判那天，他老婆在旁听席上哭得昏过去。沈公岳回头看了她一眼，嘴唇动了动，法警催他走，他忽然扭过头来大声说了一句：“把我那些书捐给图书馆！”——这话后来传出去，有人嗤笑：“装什么装？早干嘛去了？”也有人叹气：“临了临了，总算想起自己还是个读书人。”

朱楼后来被拍卖了，买家是个搞旅游的，打算改成“反腐教育基地”。装修的时候，工人从暖阁墙里刨出个暗格，里头塞着一捆捆的现金，都用橡皮筋扎着，橡皮筋都老化了，一碰就碎。工头打电话问老板：“这钱咋整？”老板说：“上交。”工头嘀咕了一句：“这得多少啊……”老板在电话那头骂他：“你少碰！碰了跟你没关系也成有关系了！”

第六回 繁华落尽观世态 功过是非留人间

朱楼查封之后，鹭城消停了很长一段日子。

街面上的变化是慢慢来的。先是朱楼门口那条路重新铺了柏油——以前让赖家的豪车轧得坑坑洼洼，雨天一踩一脚泥。然后是菜市场那个林婶，又推着车出来卖海蛎煎了，这回没人踹她炉子。有一回她生意特别好，收摊的时候数钱，数着数着忽然哭起来。旁边卖菜的大姐问她哭啥，她说：“我想起那年我在朱楼门口坐了一下午，人家给我两百块钱，我还觉着遇上好人了。现在想想——我那炉子锅子桌子，值两千都不止啊！”

陈四还在扛包，不过他儿子陈小虎从牢里出来了——小虎当年跟着夜场那帮人收账，打伤了人，判了两年。出来后老实了，跟着他叔在码头干活，胳膊上的带鱼纹身洗了，留了一圈疤。有一回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呲牙一笑：“后悔啥？我在里头学会了开叉车，现在一个月挣四千五，比收账踏实。”陈四在旁边听见了，闷声说了一句：“早该这样。”小虎挠挠头，没接话。

周德昌老头儿——就是那个坐了一晚上马路牙子的退休审计局长——后来被评为“感动鹭城人物”。颁奖那天，主持人让他讲两句，老头儿站起来，清了两下嗓子，说：“我没啥感动的。我就是觉着，人活一辈子，总得有一件事，是你到死都能拍着胸脯说‘这事儿我干得对’的。”台下掌声雷动。老头儿摆摆手，又说：“你们别鼓掌。我举报了十年，前九年屁用没有。要不是后来赶上时候了，我到现在还是个老疯子。”台下先是一静，然后笑成一片。

朱楼改的“反腐教育基地”开张那天，门口排了老长的队，大多是单位组织来参观的。讲解员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普通话标准，讲得声情并茂。讲到暖阁那间屋子的时候，她指着墙上的暗格说：“大家看，这个暗格是后来装修的时候发现的，当年赖昌星就把贿赂款藏在这里……”人群里有个老头儿忽然嘟囔了一句：“这地方我来过。”旁边人问：“大爷您来过？”老头儿干咳一声：“……我是说，这地方跟我以前一个同事家挺像的。”人群哄笑。

沈公岳在里头服刑，据说表现还行，减了两次刑。他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外地，再没回过鹭城。他老婆每个月去探视一回，带几本书，带一罐自己腌的咸菜。有一回探视回来，邻居问她：“老沈咋样？”他老婆说：“瘦了，白了，话少了。跟我要了本《论语》，说想从头再读一遍。”

赖昌星在监狱里倒是活得挺自在——这人到哪儿都能活。他先是找了几个狱友，教他们怎么用废旧材料做小工艺品，做出来的东西挺精致，狱警看了都稀罕。后来又毛遂自荐当了狱中的“文艺委员”，组织犯人排节目，过年的时候搞了台晚会，他自己上去唱了一首《爱拼才会赢》，唱到“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时候，底下犯人们起哄：“赖总，你这回是拼过头了！”他也不恼，嘿嘿一笑：“是过头了，过头了。”

有记者去采访他，问他后不后悔。他想了想，说：“后悔。后悔没早收手。我要是在挣够一个亿的时候就收手，现在正搁哪儿钓鱼呢。”记者又问：“那您觉得您这一辈子，值吗？”赖昌星沉默了一会儿，说：“值不值的，都这么过来了。我就是觉着对不住那些跟着我干的弟兄——他们有的判得比我还重。”记者后来把这段采访写成报道，标题叫《赖昌星狱中谈悔恨：挣够一个亿就该收手》。网上评论吵翻了天，有人说他“鳄鱼的眼泪”，有人说他“至少说了句实话”。

可鹭城的老百姓，渐渐不怎么提朱楼了。朱楼变成教育基地之后，参观的人去了一拨又一拨，热闹了半年，后来也冷清了。门口卖烤地瓜的老汉说，一天能卖二十来个地瓜，“比赖昌星在的时候强——那会儿门口全是豪车，谁敢在这儿摆摊啊？城管撵得你满街跑。”

倒是有一件事，挺耐人寻味。朱楼基地的留言簿上，有个游客写了一段话，没留名字，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我今儿带着儿子来的。我儿子问我：“爸，这些人这么有钱，为啥还要贪？”我想了半天，跟他说：“儿子你记住——人要是把‘过得比别人好’当成了奔头，那多少钱都不够。真正的奔头，应该是‘过得比昨天的自己好’。”我儿子似懂非懂，可我觉着这话，我得跟他记一辈子。

看官，这故事说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

后来有人把鹭城这十来年的变迁，编成了一出戏，在乡下草台班子唱。唱词写得糙，可老百姓爱听：

朱楼高，朱楼长，

朱楼里头摆华堂。

白天是人夜是鬼，

帽子底下藏贪狼。

一朝云开见日头，

金砖银瓦全泡汤。

劝君莫羡赖老板，

牢饭不如稀粥香。

戏唱到赖昌星落网那一折，台下准有人拍巴掌叫好。可你要是仔细瞅，也能看见前排几个穿得人五人六的，跟着鼓了两下掌就悄悄走了——谁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呢？

吴敬梓老先生写《儒林外史》，最后填了一首《沁园春》：

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

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徜徉。

凤止高梧，虫吟小榭，也共时人较短长。

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

今儿咱这《商林外史之鹭城》，没老先生那支笔，可道理是一样的——

朱楼塌了，可朱楼外头，太阳照常升起来。扛包的扛包，卖菜的卖菜，念书的念书，当官的——但愿能当个明白官。

正是：

金玉满堂终是梦，权钱一枕总成空。

鹭江日夜东流去，留与人间说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