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被定性为暴君，可是他修的那条运河，今天还在通航，他开创的科举制度，却是今天高考雏形

蓝精灵

　　隋炀帝被史书定性为暴君，可是这个暴君，他修的那条运河，今天还在通航，他开创的那套科举制度，却是今天高考和公考的雏形。

世人骂了他一千四百年荒淫无道。可骂他的人里，有多少人是靠着他开创的制度改变命运的，又有多少人是走着他挖的运河谋生吃饭的。历史的标签和真实的遗产撞在一起，总让人一声长叹。

大业二年，他下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后来改变了一千三百年里无数普通人的命。

在这之前，想做官靠的是别人的举荐，靠的是“孝廉”的名声，靠的是你爹是谁。在汉代的察举制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到了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把这条路彻底堵死了。

世家大族的孩子生下来就有官做，寒门子弟读再多书也入不了仕。那个时代，你再有才华，不是世家出身，就永远只能待在底层。

隋炀帝设了进士科，用考试取人。

这一刀下去，把三百年的门阀制度劈开了一道口子。不管你爹是种地的还是做买卖的，卷子答得好，就能进。他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了可能。后来的读书人，考上了进士，做了官，却写诗骂他荒淫。可他们做官的那条路，是他创办的。

他大概不会想到，一千多年后，他设的进士科演变成了高考，演变成了公务员考试。

如果说科举是撬开了阶层固化的天花板，那大运河，就是他焊死了南北分裂三百年的裂痕。

世人总说他修运河是为了下扬州看琼花，是穷奢极欲的铁证。可剥开民间戏说的外衣，他修运河的根本原因，从来不是享乐。

在隋朝之前，南北朝已经分裂了三百年，不止是政权各立，南北的经济、文化、人心早就裂成了两半。北方不懂南方的稻作，南方不懂北方的兵戈。

大隋刚统一十几年，看着是个大一统帝国，实则却是根基浮得很，人心各异，如果没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大动脉，这个王朝说散就散。只有把这条大动脉打通，南北的人、货、政令才能顺着河水顺畅流动，分裂了几百年的国土，才能从根上焊在一起。

更现实的难处在于，关中地狭人稠，长安城的粮食早就不够吃了。南方的粮食走陆路运到长安，山路崎岖，成本高、耗时长，遇上灾年，关中就要饿殍遍野。如果运河能开通，那南方的粮食就能顺流直抵关中，帝国的心脏才算真正活了过来。

北方边防的粮饷、军械，也能靠运河快速调度，面对突厥、高句丽的威胁，帝国才有底气从容应对。

但是，反对的声音也存在。有人劝谏他说：陛下，修河役重，动辄几百万人，不如放缓个十年二十年，分几代人慢慢修吧？

隋炀帝站在殿中巨大的地图前，手指划过南北纵横的水脉，沉默半晌才开口：南北分裂三百年，人心各怀其旧。今日不借河水凝为一体，他日兵戈再起，又是生灵涂炭。朕等得起，天下等不起。

他难道不知道修运河要死很多人吗？不知道民力会被榨干吗？他当然知道。可他等不了。分三代人慢慢修，等三代人修完，国家可能又分裂了，等北方边防崩了，等关中饿殍遍地了。

他选择了赌。赌用自己这一世的骂名，赌上大隋的国运，换后世千年的南北一体、国运绵长。结果他赌输了，民怨沸腾，天下大乱，大隋二世而亡。可他挖的那条河，却喂饱了唐宋元明清，滋养了后世一千多年。

后世的王朝，坐着他划的船，走着他开的路，吃着他运的粮，然后站在史书的笔端，齐声骂一句：暴君。

在内政上撕开了世家的口子、打通了南北的血脉，在边疆上，他同样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世人都知道盛唐时期万国来朝，知道李世民的天可汗尊号，却少有人记得，是隋炀帝先重新打通了断绝几百年的河西走廊，把青海东部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是他派裴矩出使西域诸国，招抚各国君主。

大业五年，在燕支山下的帐幕，连绵数十里，西域二十七国君主躬身朝见，商旅使者连绵不绝，驼铃响遍山谷。那是中原王朝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 “万国来朝”，是盛唐西域秩序的雏形。

裴矩归来复命时，炀帝抚着案上的西域地图，叹道：汉武通西域，距今数百年。今日复通丝路，万国来朝，方见大隋气度。

他把西域重新拉回中原的怀抱，拓地千里，畅通丝路。可后世说起拓疆开土的雄主，只提汉武唐宗，没人记得他也曾经站在河西的大风里，看着西域的驼队一步步朝自己走来。

可就是这样一个步步走在时代前列的帝王，最终落了个暴君的骂名，身死国灭，遗臭千年。

没人能否认他的过。征高句丽百万民夫殒命辽东，修运河尸骨填满河道沟渠，建东都徭役无休无止，百姓流离失所，天下怨声载道。他太急了，把几十年、上百年才能做完的事，压缩在短短十几年里做完，把整个帝国的民力压榨到了极限。弦绷得太紧，终究是断了。

他不是仁君，他是个野心勃勃、急于求成的统治者。这一点，史书没说错。

可换个角度想：后世那么多帝王，有他这份远见的，未必有他这份魄力；有这份魄力的，未必敢担这千古骂名。历朝帝王多愿意做守成之主，步步为营，把难题留给子孙后代，自己落个贤明的身后名。唯有杨广，像个孤注一掷的赌徒，所有的功业自己建，所有的骂名自己扛。

这世上最孤独的事，莫过于走在时代的前面。

你看见的是百年后的格局，旁人看见的是眼前的饭碗；你想的是万世的基业，旁人想的是当下的安稳。你走得越快，身后的骂声就越响。

隋炀帝就是这样的人。他看得太远，走得太急，把整个时代都甩在了身后。于是时代反扑过来，给他扣上最恶毒的罪名，让他遗臭万年。

可历史终究是诚实的。他挖的河还在流，他创的制还在用，他拓的土还在版图里。这些无言的遗产，比所有的史书都更有分量。

历史从来不会功过相抵。

功，是后世千秋万代的利；过，是他当朝当代的罪。他栽了树，后人乘了凉，乘凉的人站在树荫里，骂栽树的人不懂体恤民情。这很公平，也很残忍。

千年过去了，大运河的水还在流。南来北往的船载着粮食，载着货物，载着一代代人的生计。河水不会说话，它不会替谁辩解，也不会替谁正名。它只是静静流着，像在诉说一个简单的道理：

有些事，总得有人做。有些骂名，总得有人担。

他做的那三件事——科举、运河、丝路——没有一件是错的。他错的只是太急了。他急着让一个王朝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走完本该几代人走的路。他走完了，王朝也走完了。可那条路留下来了。

我们还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