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博物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一）

集敏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旧西藏是最为反动黑暗残酷落后的人间炼狱,占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迎来了迈向现代文明的曙光。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维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改”,于1959年3月悍然发动了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平息叛乱，开展了改天换地的民主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百万农奴翻身解放、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社会变革,谱写了人类文明史和世界人权史上的光辉篇章。

作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主人，广大翻身农奴和他们的后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祖国温暖的怀抱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社会主义新西藏建设成了真正的人间天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砥砺奋进、开拓进取、奋力拼搏,开创了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局面。

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教育后人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建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生动展示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砸碎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枷锁、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恢弘画卷,充分展现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治边稳藏战略思想的成功实践,教育激励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奋力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西藏篇章。

苦难深重

农奴在旧西藏“三大领主”的残酷压迫下，陷入苦难的深渊，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有的被农奴主挖去双眼，有的倒在支差路上，有的拖着沉重铁镣被流放，他们在无声地控诉着腐朽黑暗、吃人不吐骨头的旧西藏。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演进中，中华各族人民休戚与共，在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开发和守护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始终是西藏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

神圣国土共同家园

中国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疆域的开拓，是数千年来中国自然地理、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

汉藏语系分布图

青藏高原是世界最高的高原，被称为“地球第三极”，总体地形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逐渐向东南倾斜，南部、西部、西北部相对封闭，而东部、东北部相对敞开。独特的地理环境，使生活在高原上的先民，与祖国内地兄弟民族形成了血缘和文化上的天然联系，始终以中原文明为中心，倾心内向、东向发展，并最终在中华文明大家庭中绽放异彩、融为一体。

史前（新石器时代）

血脉相连同根同源

昌都卡若文化、拉萨曲贡文化以及藏北新石器文化等考古发现表明，西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与黄河、长江流域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新石器时代西藏地区原始文化与中原文化密切联系，有力证明西藏原始文化正是从中华文明的源头迸发而出，藏族与祖国其他兄弟民族具有同根同源性统一体的历史起点。

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

汉风藏韵 密切联系

阿里噶尔县故如甲木寺遗址出土的绣有汉字的“王侯铭文锦”,表明在距今约2000年前西藏地区已经与中原王朝有了密切联系。图为“王侯铭文锦”。

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形成政权，西藏高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渐发达起来。

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和同一家 社稷如一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与松赞干布成婚。唐蕃双方通过联姻、会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建立密切联系，最终实现“和同一家”“社稷如一”。图为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像。

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12岁释迦牟尼等身像至今仍供奉在拉萨大昭寺。

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藏联姻，进一步巩固了唐蕃政权的舅甥关系。公元730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上表唐玄宗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图为金城公主像。

唐蕃古道路线示意图

唐会盟碑

唐蕃会盟碑又称“舅甥会盟碑”，实物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碑文内容五次强调唐蕃“社稷如一”，既是藏汉民族团结的象征，也是藏民族为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贡献的见证。

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加强贸易 促进友好

宋朝在四川、甘肃等地设置茶马司，专事西藏与内地茶马贸易，进一步加强了贸易往来与藏汉团结友好。图为成都街子古镇茶马司。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茶马古道路线图

凉州会谈

元（公元1271年～1368年）

主权治理 全面施政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称帝，改国号为元，创建了继汉、唐之后中国版图内各地区、各民族大一统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元朝中央政府设置宣政院专管西藏地方的军政事务，在西藏地方进行全面施政和主权治理。

元代西藏地方属于元朝中央政府宣政院辖地，设置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下设万户府、千户所等行政组织，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及官员的任免、升降、赏罚之权均在中央；清查户口，规定赋税额度；设置驿站，增强中央政权军政统辖的便利；掌管司法诉讼，调处地方矛盾；建立帝师及僧官制度，有效管理宗教事务。

元朝疆域图

明（公元1368年～1644年）

多封众建 因俗以治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称帝。明朝中央设立“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朵甘行都指挥使司”“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等机构管理西藏等地方，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使西藏地方始终处于明朝中央的统一管理之下。明朝实行多封众建，分封西藏地方政教首领为“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等五教王以及“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等，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和册封。

清（1636年～1912年）

钦定章程 全面治理

达赖喇嘛封号的由来

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之初，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到蒙古地区传教，蒙古部落首领俺答汗赠其“达赖喇嘛”称号。清朝建立后，扶持格鲁派以稳定蒙藏地区。1652年，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进京入觐，受到顺治皇帝优隆接见，次年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格鲁派追认宗喀巴大师的弟子根敦珠巴为一世达赖喇嘛，追认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喇嘛，称索南嘉措为三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为四世达赖喇嘛。格鲁派在历代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扶持下，建立起达赖世系第一世至第十四世的传承世系，由中央政府认定达赖成为历史定制。

顺治皇帝接见第五世达赖（壁画）

为杜绝在灵童认定中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的现象，乾隆皇帝决定用“金瓶掣签”确定达赖、班禅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1793年，清朝中央政府颁赐一个金瓶置于大昭寺（后移至布达拉宫），专掣达赖、班禅等西藏地区大活佛，又颁赐一个金瓶置于北京雍和宫，以掣定蒙古及青海、四川、甘肃等地的大活佛。自此制度设立后，蒙藏地区大活佛转世灵童认定都需经过金瓶掣签再上报中央政府批准。图为金本巴瓶。

福康安率军驱逐廓尔喀人之后，清军在日喀则、拉萨等多地修建了关帝庙，将关帝信仰带到西藏，成为各民族共同捍卫中华民族神圣国土、缔造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重要见证。图为拉萨关帝庙。

1726年,雍正皇帝批准“设立驻藏大臣一员，办理前后藏一切事务”。1727年，正式派遣僧格、玛拉二人为驻藏大臣赴藏办事，并设立驻藏大臣衙门。自雍正五年（1727年）至宣统末年（1911年）的185年间，清朝共派出136名办事大臣、帮办大臣等前往西藏主持政务，从未间断。图为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也将侵略魔爪伸向西藏，但清朝中央政府从未放弃对西藏的主权，清末仍力图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派员查办藏事、整肃吏治，筹办西藏新政。图为慈禧太后接见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壁画。

清代驻藏大臣一览表

民国（公元1912年—公元1949年）

主权持续 五族共和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是曰领土之统一。”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3月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此后，中华民国政府所举行的一系列重要国事会议和立法组织中，西藏地方均派代表参加和出席。图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1914年改为蒙藏院），取代清朝的理藩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1940年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常设机构。民国期间，中央政府多次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达赖、班禅等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19年，十三世达赖表示“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1930年又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不亲英人，不背中央”。九世班禅在遗嘱中说，“余生平所发宏图，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

西藏地方政府分别在南京、北平、西康设立办事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抗战时期，西藏虽然远离战场，但是西藏各族人民高举抗日大旗，积极成立“抗日救国会”，发表抗日宣言，举办祈福法会，组织捐资捐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府循旧例于12月20日向中央电告达赖喇嘛圆寂的消息。国民政府向十三世达赖追赐了“护国弘化广慈圆觉大师”的封号，并派专使黄慕松入藏致祭。

在国民政府专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看视下，十四世达赖在拉萨坐床。

1940年1月，西藏地方政府就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免予掣签事宜请示中央政府。1940年2月5日，国民政府按照《喇嘛转世办法》等法规，批准青海省湟中县祁家川5岁男童拉木登珠继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2月22日，循历史定制，中央政府代表吴忠信与五世热振活佛一起主持了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图为国民政府特准拉木登珠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令。

反对侵略 维护统一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已载入史册，也是全世界所共知的事实。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不断入侵中国，中国西藏地区也遭受帝国主义蹂躏，西藏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粉碎了帝国主义势力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妄图分裂中国、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捍卫了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

从1941年到1949年，由于帝国主义和西藏分裂势力互相勾结，残酷迫害西藏爱国进步人士，亲帝势力逐渐篡夺了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权，制造了一次次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但西藏人民和爱国进步人士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断进行坚决斗争。正是由于西藏爱国人士和各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使帝国主义和亲帝势力的分裂活动都以失败告终，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从来没有改变。

1946年4月，在西藏广大爱国僧俗民众的要求下，西藏地方政府排除英国人的干扰，派扎撒凯墨·索朗旺堆等十人为代表赴南京参加了国民大会。爱国活佛五世热振出任摄政后，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国家统一，最后惨遭毒害，但他反帝爱国的事迹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图为五世热振活佛。

所谓“西藏独立”的由来

20世纪之前，“西藏独立”词在藏语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谓“西藏独立”，是近代以来新老帝国主义出于攫取中国西藏的野心，出于分裂中国的目的而一手策划、制造的政治阴谋。1912年，英国趁中国政局混乱之机，提出不允许中国政府干沙西藏内政等五点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严辞拒绝。1913年，英帝国主义召开西姆拉会议。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私下勾结,非法制造所谓“麦克马洪线”。1946年，唆使西藏地方参加在印度举行的所谓“泛亚会议”。

1888年、1904年，英国两次发动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面对侵略，西藏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尊严，在中华民族反帝爱国斗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篇章。

江孜保卫战

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的旧西藏

20世纪50年代，当奴隶制、农奴制、黑奴制已为现代文明所彻底唾弃之时,西藏地方社会依然处于僧侣贵族专政、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这种黑暗制度扼杀人权、摧残人性，是人类社会最为落后的制度。

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

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一种由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强制占有农奴阶级人身为基础的封建农奴剥削制度。广大农奴在政治上遭受黑暗残酷的压迫，没有任何权利,地位极其低下；在经济上遭受乌拉差役和高利贷盘剥的压榨，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生活极其悲惨；在精神文化上遭受神权至上文化专制主义的奴役，使西藏社会盛行愚昧和迷信。旧西藏，人民灾难深重、生存维艰，社会陷入极度贫穷落后和封闭萎缩的状态。

清朝中央政府辖属西藏地方职官系统表

达赖还有一个内侍系统，设基巧堪布一人为达赖的内侍总管,下设卓尼钦波（副官长)一人,负责传达达赖命令；设森喝特巴（侍卫长）一人，负责警卫；设苏本堪布、森本堪布、曲本堪布各一人，负责达赖日常饮食、卧室卧具和宗教供祀活动。

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组织是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三大领主”集团的重要成员，其上层僧侣集团具有地方政府的最高决策权和一系列封建特权。在召开商讨重大事务的“官员扩大会议”时，要有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和四大林（功德林、丹吉林、策墨林、次觉林）的住持参加。形成决议后，需要地方政府和三大寺共同加盖印章方能生效。

寺庙是集开展宗教活动、控制一方政权、实施经济剥削、囤积武装力量、进行司法审判等功能为一体的统治堡垒。寺庙不仅成为“三大领主”实施精神控制的工具，而且直接压迫和剥削农奴：一方面对广大信教群众实行神权统治和宗教专制，使农奴安于现状、逆来顺受；另一方面赤裸裸地剥削、奴役、处罚广大农奴。

“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领执掌政教大权这一困素，导致西藏丧失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的能力。”

——《喇嘛王国的覆灭》 梅·戈尔斯坦

宗教上层僧侣和寺庙势力庞大,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

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的残忍和血腥令人发指

贫苦僧人为上层僧侣支差背水

旧西藏的农奴主与农奴两大阶级

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社会中存在着农奴主和农奴两大尖锐对立的阶级。农奴主阶级仅占西藏总人口的5%左右，但却占有西藏的几乎全部土地和大部分牲畜、生产工具，他们不劳而获，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占西藏总人口95%左右的农奴阶级，则祖祖辈辈依附在农奴主的庄园土地上，其人身也隶属于农奴主阶级，被迫进行繁重的劳动，负担着沉重的差役租税，世世代代挣扎在贫困、饥饿、死亡线上。

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农奴主阶级

旧西藏的农奴主阶级由官家、贵族、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组成。他们占有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农奴主生产资料所有制既是农奴主残酷剥削农奴的基础，也是农奴主占有农奴人身的重要前提。

官家

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

官家，即封建地方政府。对于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一是实行土地再分配，封赐给新一世达赖的家属、有功官员以及对寺院的布施；二是分给高级官员作为薪俸地；三是分给噶厦的各级政府机构，直接派官员经营；四是作为各种专项差地，分派给农奴耕种并收取各种特殊差税。

民主改革前十四世达赖及其家族财产统计

每年在农牧奴身上榨取:青稞462000公斤，酥油8750公斤，牛羊300多头（只），氆氌175卷，藏银200多万两。

贵族

刮骨吸髓的剥削阶级

贵族，指获有贵族封号的政府官员及历世达赖、班禅的家属。西藏历代被封为贵族的大约400家左右,到1959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197家贵族，其中大贵族25家、中等贵族26家、小贵族146家。世袭贵族每家都占有一个到数十个庄园，拥有几百市亩到几万市亩土地。

牧区的世袭千户也是贵族，其中三十九族（过去分布在西藏、青海、西康结合部的三十九个游牧部落）地区的千户达珠本一家就占有牦牛2000多头、羊6000多只、骡马200多匹。

大贵族帕拉家族在其400多年的家族史上，有4人当过“噶伦”。帕拉庄园现存房屋57间，室内名贵药材、珍贵裘皮、贵重金银珠宝、名贵瓷器以及进口名药物、名表等琳琅满目。图为帕拉庄园奢靡生活。

农奴主阶级养尊处优，役使成群奴仆，大肆挥霍，尽情享乐。上图为拉萨贵族们骑马郊游；下图为上层贵族乘轿出行的场景。

寺院上层憎侣——披着宗教外衣的大农奴主

寺院上层僧侣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大农奴主。旧西藏寺院内部同世俗社会一样等级森严、阶级分明，活佛、堪布、管家及担任重要职务的僧官喇嘛是上层僧侣，约占喇嘛总数的4%。他们把持寺院的一切大权，占有农奴缴纳的各种税赋。民主改革前，西藏达到寺院领主级别的大小活佛约有500名左右，拥有经济实权的上层僧侣约4000余人，普通僧尼11万多人。

哲蚌寺的帕拉吉索（全寺财务总管）意希群佩，在任职期间积累下的个人私财，为人所知的就有4个卡，土地1000多市亩,牛羊900多头，每年收入3.3万多银元。

哲蚌寺的一个吉索（总管），经常到寺属豁卡作威作福，百姓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达卡热”（意为“老虎嘴”）。他常常住在同寺喇嘛降巴图登的村子里，肆意妄为。1958年他毒打了降巴图登的全家，降巴图登73岁的伯父被他打死了，70 岁的父亲被他打得半死不活，老母也被打得几个月都不能行动。全村60多户的妇女，连尼姑在内，都遭其奸污。（摘自王森、王辅仁《废除西藏喇嘛寺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

农奴主代理人——“三大领主”的鹰犬爪牙

农奴主代理人，包括“三大领主”的“强佐”（一般称大管家）、“涅巴”（小管家）、“雞本”“豁堆”（管理庄园的官员)及“大差巴”、世袭“根保”（村长）等。

“三大领主”依靠无限度剥削农奴阶级劳动价值，拥有巨大的财富和种种特权，他们不仅不参加劳动，甚至连生产的管理也大都委派代理人和管家代劳，已经堕落为社会的寄生虫。

卑微的朗生

旧西藏“三大领主”的经济基础是领主庄园制，以剥削农奴的无偿劳役和实物地租为主。农奴和奴隶不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得不依附于领主的庄园为生或充当世代家奴，没有任何权利和人身自由。

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

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支配，可随意用于赌博、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的生、死、婚、嫁大权。农奴一出生，就有主人。农奴要结婚，要向所属农奴主先送礼。不是同一领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事先取得双方领主的同意。嫁出和外赘的农奴要缴纳一项名为“本卓”的赎身费。有的经婚嫁双方领主同意，原领属关系不变，婚后男孩归男方领主，女孩归女方领主。

1943年，大贵族车门·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僧官洛桑楚成，每个农奴的价钱是60两藏银（3元人民币，1两藏银约为0.05元），另外，他还把400名农奴送给功德林寺抵债。

广大农奴在长夜中叹息：“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是被领主占有；就是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

依附于“三大领主”的农奴阶级

在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下，农奴主对农奴的人身占有关系，是靠封建农奴主专政的暴力来维持的。

农奴和奴隶不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得不依附于领主的庄园为生或充当世代家奴，没有人身自由，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农奴悲愤地说：“生我的是父母，占有我的身体和生命的是领主。”

旧西藏封建农奴阶级

差巴

指领种农奴主的份地而支差的人。“差巴”的人身依附在份地上，为农奴主所占有。每户差巴根据领种份地的多少为农奴主支差。支差的内容包括支应劳役、交纳实物和货币。

堆穷

（意为冒烟的小户），是农奴阶级中地位较差巴低的阶层。其中一部分是由破产的差巴转变而来，一部分是由差巴户分家或失去“份地”而逃出来的。从事手工业或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其他职业芦以及租赁大差巴住房的外来户也叫堆穷。堆穷是没有差地或失去差地的农奴，他们的人身依附于农奴主。”“堆穷”约占农奴的30-40%。图为一户堆穷家的床、被、衣。

朗生

（意为“家里饲养的”)，朗生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丝毫人身自由，被领主看成是“会说话的牲畜”。他们受农奴主的绝对支配，农奴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礼品赠送亲友，或当作陪奁随同农奴主的子女入赘或出嫁，或当作牲畜标价出售。朗生的子女皆为朗生，世世代代为奴。

游民

指农奴中一部分无地可耕、四处流浪的人，他们虽然过着乞讨生活，却还要定期向所属领主交人役税。民主改革前，仅拉萨住在贫民窟的乞丐游民就达三四千人，日喀则城镇乞丐游民二三千人。

贫苦僧侣

占寺庙僧侣的90%以上，处于受奴役、受剥削的境地，劳役繁重，生活贫困，实际上是穿着僧袍的贫苦农奴。

图为差巴给布达拉宫背运货物

据1959年调查，朗生占西藏当地人口的5%左右。在拉萨、山南一些地方，朗生占到当地人口的10%左右。

非人的生活

旧西藏“三大领主”掌握着绝对权力，农奴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牲口”和“会走路的工具”，农奴主可以肆意欺压农奴。

人换驴

狠毒的领主要用小朗生换取一条小毛驴！被领主挖去双眼、榨干血汗的老爷爷闻声赶来，伸出枯瘦的双手，愤怒地控诉豺狼的罪行。

农奴主对农奴政治上的压迫

为了维护统治利益，“三大领主”对农奴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软的一手是用藏传佛教来毒害农奴的灵魂，硬的一手是用残酷野蛮的刑罚镇压农奴的反抗。农奴主阶级制定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维护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社会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地方政府、大寺庙都设有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实施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残酷野蛮的刑罚，肆无忌惮地压迫农奴。

蝎子洞

旧西藏地方政府、大寺庙都设有法庭、监狱，领主还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实施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野蛮的刑罚，肆无忌惮地残害农奴。

森严的社会等级

在旧西藏各级地方政府中，官员职位都被“三大领主”世袭、垄断，广大农奴和奴隶没有丝毫政治权利和人权。

旧西藏法典所反映的等级情况

上等

上上：藏王等最高统治者（无价）

上中：善知识、轨范师、寺院管家、高级官员[有三百以上仆从的头领、政府宗本、寺庙的堪布等(命价三百至四百两）]

上下：中级官员、僧侣[扎仓的喇嘛、比丘、有三百名仆从的政府仲科官员（命价二百两）]

中等

中上:一般官员、侍寝小吏、官员之办事小吏[属仲科的骑士寺院扎仓的执事、掌堂师等（命价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两）]

中中：中级公务员[小寺院的扎巴（命价五十至七十两）]

中下：平民[世俗贵族类（命价三十至四十两）]

下等

下上:[无主独身者，政府的勤杂人员（命价三十两）]

下中：[定居纳税的铁匠、屠夫、乞丐（命价二十两）]

下下:妇女、流浪汉、乞丐、屠夫、铁匠（命价草根一条）

本表据《十三法典》《十六法典》编制。

方括号内的内容摘自《十六法典》。

残酷的刑罚统治

旧西藏法律宣称，“三大领主”统治农奴是神的意志，农奴受苦是命中注定，不能反抗。法律规定：“不受主人约束者捕之，打探主人要事者捕之，百姓碰撞官长者拘捕之。”“下打上者，小官与大官争执者犯重罪,均应捕。”“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

大的寺院设有法官，叫做“协敖”,审理僧人中的案件。僧人犯法首先由寺院管理，各级政府不得干预。寺院的判决与政府判决效力相同。

“三大领主”常常抛开法律，为所欲为。农奴一旦犯错，动辄被农奴主鞭笞,甚至被挖去双眼、砍去双脚。农奴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就会被主人一脚踢开,任其饿死、病死、冻死。20世纪初到过拉萨的俄国人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一书中写道：“在拉萨，每天都可以看到因贪图别人的财产而受到惩罚的人，他们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从事乞讨的盲人。”

贵族在林卡打牌娱乐

《十三法典》

《十六法典》

被领主儿子为了玩乐用枪打断左臂的奴隶多扎瓦，带着断了的干枯手臂到处讨饭。

在旧西藏臭名昭著的监狱里，有名目繁多的刑具20多种，包括剁手脚的刀子、挖眼用的铁勺等。

被砍掉右手的牧民贝姆洪贞

农奴主对农奴经济上的剥削

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建立在农奴主对生产资料和农奴人身占有基础之上的。“三大领主”高度集中占有和垄断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使农奴从根本上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被迫依附在农奴主庄园里，遭受着强制的乌拉差役、差税和高利贷三重剥削，生活在死亡线的边缘。据不完全统计，仅噶厦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噶厦政府和庄园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一大半，60%以上的农奴背负着沉重的高利贷。

吸血的庄园经济

沉重的差役租税

一户差巴一年间的乌拉差役负担表

旧西藏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征收名目随心所欲

在旧西藏，农奴生小孩要向领主缴纳出生税，农奴流落外地谋生要向原属领主交人役税，养马的人要交养马税，不梳发辫的女人要交发辫税，下雪要交扫雪税，以及赎孽税、胡琴税、唱歌税、养花税、水井税、池塘税等。

惊人的高利贷盘剥

高利贷利率示意图表

官府为借十还十一（年利率为10%）

贵族为借五还六（年利率为20%）

寺庙为借四还五（年利率为25%）

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每年放高利贷的利息收入

青稞3920000公斤

藏银290000余品

注：藏银为旧西藏的货币单位，1品等于50两

约占寺院总收入的25%—30%

十四世达赖家族尧西达拉一年的债息收入占到家庭总收入的25%左右。

高利贷利滚利，造成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和以借贷人、担保人全部破产的“连保债”。

子孙债

据朗塘、卡则、林周、旁多等拉萨以北四个宗的调查，各宗负债户一般占户口总数的90％左右。这些农奴的债务，大都是上辈遗留下来的“子孙债”，是世世代代也还不清的阎王债。墨竹工卡农奴次仁贡布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了700公斤粮食，还利息还了18年，他父亲接着又还利息还了40年，他又还了19年，总共还了4.2万公斤粮食，可是领主说他还欠债粮140万公斤。

连保债

一户借债，一至几户作保；几户借债，互为保人；全村借债，全村连保。有一户逃债，众户偿还；一户无力偿还,众户代还；借债户死亡，众户代赔。另外，如果欠债户死亡或逃亡，来接替耕种差地的新差户，要负责还旧差巴户欠下的债务。墨竹工卡的农奴格桑，原来所在的庄园有10户农奴，其中8户农奴逃亡，领主就把8户农奴的债务加在他和另一户未逃亡的农奴身上。他仅租种了22市亩土地，但需偿还的债务竟高达560多万公斤粮食。

农奴主对农奴精神上的控制

“三大领主”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推行神权统治、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严重扼杀理性精神、科学技术、文化活力，严重禁锢人们思想，阻碍了西藏社会发展。

吃人神权

在那间阴暗的经堂里，一伙披着袈裟的恶魔，以修建寺庙为名，正要把一个小孩钉在箱子里活活地埋在房基的角下！母亲听见孩子的哭喊声急忙奔来，老木匠和支差的农奴也一齐赶来，冲向寺庙。

农奴的悲惨生活

旧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地区。在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广大农奴生活极为悲惨，因饥寒贫病而死者不计其数。农奴中流传着这样的话：“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

当牛做马 衣不遮体 食不果腹

居无定所 学无所教 病无所医 老无所依

农奴的悲惨生活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扼杀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旧西藏生产方式原始落后，生产水平极其低下，广大农奴的生活极度贫困，很多人因饥寒贫病而死。

“三大领主”在牧区最普遍的租税

吉美其美

意为不生不死，领主将一定数量的牲畜租给牧奴，牧奴每年向领主交纳畜产品，而牲畜的数量必须永远保持原来的数目。即使牲畜因病老淘汰或遭受其他意外损失，领主的租税永远也不减少。

吉约其约

意为有生有死，指牧主把牲畜租给牧民放牧，繁殖幼畜归牧主，每年牧民按所租养母畜数交纳酥油。一头母牛，一年要交酥油7至10.5公斤，约占母牛所产酥油的55%。协租的剥削量一般要占到当年畜产品的50%—60%，少数甚至达到70%。

被流放的农奴

旧西藏“三大领主”常常抛开法律，为所欲为。农奴一旦犯错，动辄被农奴主鞭笞，甚至被流放他乡。

旧西藏封建农奴主统治阶级的挥霍无度和对农奴的经济掠夺损害着整个社会，没落、腐朽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充斥着与文明进步强烈冲突的制度已失去继续存在的条件和依据，社会变革势在必行。

旧西藏，人口增长长期处在停滞状态。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200多年间,人口长期徘徊在100万人左右。据清朝政府1734年至1736年的户口调查，当时的西藏人口为94.12万人；1953年西藏人口为100万人，200年间仅增约5.8万人。

废除黑暗落后贫穷专制封闭的农奴制是历史的必然

在农奴制近乎绝迹的20世纪中叶，世界上最大的农奴制堡垒依然盘踞在中国的西藏，严重阻碍着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使西藏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这不仅阻碍着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也是对人类文明、良知和尊严的羞辱。

向西藏大进军

遵照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布的进军西藏训令，人民解放军各路进藏部队陆续由四川、青海、新疆、云南，分四路向西藏进军，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

向西藏大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