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长征

张崇文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无数行迹湮没于岁月洪流。九十载风雨淘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鲜亮如初，在我们心底激荡起深厚绵长的精神回响。

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英雄史诗。甘肃，作为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之一，是红军长征过境部队最全、转战时 间较长、行经地域较广的省份，是党中央最终确定长征落脚点和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地，是胜利结束长征、实现革命力量大团结的会 师地。依托得天独厚的革命基础、至关重要的战略抉择、坚决有力的反分裂斗争、里程碑式的三军会师以及深厚扎实的群众支撑，陇原 大地为长征胜利收官、中国革命开创新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翻越冰山雪岭，穿越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抵达陕北时仅剩七千余人。正是这七千多人，把中国革命的火种带到陕北，推向全民族抗战的前线。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评价：“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具有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永恒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学校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阵地。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生命线的独特优势和作用，通过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方式，把伟大长征精神贯穿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各环节，转化为激励学生成长成才、矢志报国的强大精神力量和丰厚育人资源，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确保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精神深刻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把伟大长征精神全面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意味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放在核心位置，引导学生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2]为此，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建好用好课堂教学这个知识传授、理论阐释与价值引领的主渠道，着力强化规范化、体系化、结构化的知识建构和理论教育，通过进阶式的学科教育和灵活性的知识探究，讲好长征精神蕴含的道理哲理学理，切实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集体是靠不住的。“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一文中的两段记述，将我们的思绪带回那段苦难辉煌的峥嵘岁月，让我们的目光投向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的那栋小楼。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此时中央红军已完成长征，但各路红军的长征尚未全部结束。正是在这份报告中，他对长征做了这样的评价：“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最惊人的不只是两万五千里的路程，而是走完之后，它仍然是一支军队，保存着完整的指挥链、基层组织、政治工作和作战能力。长征之所以成为传奇，是因为它拥有一种能力，使它从巨大失败中制造出了战略胜利。

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句话打通了历史与当下。长征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段需要铭记的历史，更是一套面对困境的方法：面对长期目标，做好久久为功的准备；面对巨大压力，要守住组织根基；原有路径走不通，就勇于校正路线；面对有限资源，坚持实事求是、审时度势，在战略机动中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长征何以胜利回答长征何以永远，先要弄清长征何以胜利。1936年12月1日，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役结束不久，毛泽东同志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劝导信，信中说到山城堡之役，“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蒋介石是否“清夜扪心一思其故”，不得而知。假设他真的有所反思，答案也摆在那里：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这边，而不在他那一边。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眼观大势，胸谋大局，坚定理想信念和战略意志，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团结一致、前赴后继地奋斗。由此，哪怕身处逆境甚至绝境，也会闯出生路，开创新局。具体说来，长征胜利的“天时”，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大势。十年内战，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把“剿共”摆在“抗日”之上，看不清自然也抓不住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个大势，违逆了时代潮流。而红军长征的基本口号是“北上抗日”，这就顺应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强烈愿望的大势，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把“天时”弄得透透亮亮，让人民看得明明白白，牢牢掌握了历史主动。长征胜利的“地利”，就是党和红军紧紧贴在中国社会政治土壤上前行。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代表穷苦百姓利益的红军，在长征途中严守纪律，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这是红军天然拥有的立身之“地”。与此同时，当时中国社会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有利于红军北上抗日的政治土壤，中国革命重心逐步从南方转向北方：中央红军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约50天后，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红军三大主力1936年10月22日胜利会师约50天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两大事件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特别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党和红军紧紧抓住了历史转变的“枢纽”。长征胜利的“人和”最为重要，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政治属性上的本质区别。国民党军队凝聚军心的东西，无非是地盘和利益，各派系之间勾心斗角，谈不上主义和信念。蒋介石不光是要“剿灭”红军，也是借机让中央军进占红军长征沿途的省区，被称为“驱虎吞狼”之策，由此失去内部的“人和”。反观红军长征途中，有信念坚定的精神高地，有“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有前赴后继“过关斩将”的英雄战士，有各路长征红军队伍的战略配合……此番“人和”，怎能不使长征的各路红军汇聚成不可战胜的铁流。

在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10年前，1924年10月到1927年2月，在世界的另一头南美洲的巴西，也有过一次让人惊叹的远征。

领头的叫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他在城市里领导了一次军队起义，组建起“普列斯特斯纵队”，决定实施贯穿巴西腹地的“大回环”远征。他们转战巴西14个州，行程约2.6万公里。高峰时期，纵队曾有三四千人，最终仅剩几百人离开巴西抵达玻利维亚。巴西左翼媒体曾将“普列斯特斯纵队”的远征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并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两次革命远征”。相隔10年的两次远征，都拥有彪炳史册的苦难与辉煌。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普列斯特斯纵队”，终究因为没有开创新局面而失败了，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淡去、远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虽然牺牲损失很大，却因为创造了新局面，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遭遇严重挫折的严峻时刻，我们党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表现出无所畏惧的实践精神、浴火重生的创造精神，在血与火中蹚出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道路，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

红军长征出发以前，革命根据地大多在长江流域，全国革命的重心在南方。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哪种政治力量能成为抗日的中坚，哪种政治力量就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就能获得迅速发展。革命重心的北移，既是抗日斗争的需要，也是摆脱困境、发展革命力量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红军长征的胜利，使各路红军集中到了离抗日前线较近的西北地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迅速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出重要作用，自己的力量也获得迅速发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长征是改变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的命运之途。经过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如果再发挥一下，可以这样理解长征：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从不成熟的小党、弱党开始走向成熟大党；对人民军队而言，是从挫折走向胜利；对中国革命而言，是从危局、困局、险局、死局中突围出来，进而走向新局面。90年前的长征，各路红军总计约六万五千里艰苦转战，遭受了巨大损失。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在出发前共有20万余人，到达陕甘地区时只剩下了五六万人。既然损失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还说是一场胜利的远征，还说是创造了新局面呢？刚到陕北，毛泽东同志就回答过这个疑问。他说，“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什么是“精华”，就像从沙子里淘出的金子，从矿石里炼出的钢铁，埋在土里的种子，经过严酷斗争考验增长了才干，成为将来开创新局面的骨干。长征的幸存者不断出发到崭新的未来，真的像神奇的种子，不仅在陕北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还撒向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结果。

长征何以永远？因为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跨越时空、跨越民族，长征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精神的成长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以长征精神走好自己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