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大散文， 粟特人：丝绸之路的摆渡人，公丕才

一树老胡杨

导续撷语：昭武九姓的商旅驼队，丝路古道的摆渡行者。他们驮着西域珍宝东来，载着中原丝绸西去，用驼铃串联起隔绝的山河，用市井消融了族群的隔阂。他们是万里商道的织网人，最终也把自己的血脉与文化，织进了华夏一统的山河肌理。

引子：在斯坦因到过的地方

仲夏的敦煌西北戈壁，风裹着细沙打在脸上，带着太阳晒过的焦土味。我沿着汉长城的夯土烽燧线一步步往西走，脚下是散落的陶片与焦黑的积薪，身边的城墙在岁月里坍成了断续的土垄，唯有一座座烽台还倔强地立着，像站了两千年的哨兵。

行至一座残存的汉代烽燧下（斯坦因考古编号T.XII.a），我停下脚步。轻手拂过粗糙的夯土墙，风从墙缝里钻出来，带着千年未散的荒寒。一百多年前的清光绪三十三年，也是这样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的考察队走到了这里，随行雇工在烽台南侧积薪的缝隙里，扒出了一个用素色丝绸裹着的布包。丝帛已被风沙磨得发脆，边角结着泛黄的碱壳，像被时光随手掩埋的一段心事。

布包在掌心小心展开，八叠折得齐整的麻纸散落出来。纸上写满了斜体的陌生文字，芦管笔划过纤维的痕迹仍锐利清晰，像谁刚写完最后一笔，随手便塞进了墙缝。这便是现存最古老的粟特文手写文献——粟特文古信札[1]（大英图书馆藏，编号Or.8212）。此后百年，经多国学者接力破译，封存在烽燧里十六个世纪的文字，终于重新有了声音。

八封信里，最动人的两封出自一个叫米薇的粟特女子。

烽燧下的残信

时光倒退回公元313年，西晋永嘉七年，敦煌的风比今天更烈。

城东北的粟特聚落里，米薇正蹲在土灶边鞣制羊皮。沙粒顺着风钻进她的领口，她抬手抹了把脸，指腹蹭上一道灰黑。帐篷里传来女儿莎恩的哭声，喊着饿。米薇掀了掀毡帘，又低头继续手里的活——这几张羊皮是她仅剩的家当，赶完这趟集市，能换两斗麦，堪堪撑过春荒。

她总想起故乡。那是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谷，她的城邦叫康国，中原史书里归在“昭武九姓”之列[2]。九座城邦星罗棋布在河谷两岸，人人深目高鼻，男子五岁学书识字，成年便跟着商队远行，利之所向，无所不至。粟特商队的驼铃，西至地中海东岸，东抵长安市井，整条丝路的民间贸易，大半都握在他们手里。米薇的丈夫纳奈德，便是这样的商人。

嫁给纳奈德的第二年，她不听母亲恰提斯劝阻，抱着襁褓中的女儿莎恩，跟着商队一路东行。她见过葱岭终年不化的雪，见过罗布泊落满余晖的湖面，见过敦煌城楼上飘扬的晋朝大旗。那时天下还算太平，商队往来不绝，她以为只是暂居异乡，等丈夫收完账，攒够了钱，便能风风光光回撒马尔罕。

变故是跟着洛阳陷落的消息一起来的。

永嘉之乱的惨状，在商团首领那奈万达克写给撒马尔罕主事的信里，写得触目惊心：洛阳已经陷落，晋朝皇帝仓皇出逃，城内的粟特与印度商人尽数流离，财产遭到劫掠，邺城的粟特商团也四散奔逃。中原板荡，东西商路骤然断绝，从敦煌到金城的麻布、毛毡生意全数停滞，散落在酒泉、姑臧的商站各自为战，连互通消息都难。

纳奈德年初去洛阳收账，从此杳无音信。有人说他死在了乱兵手里，有人说他跟着流民逃去了南方，没人能给她一个准信。

盘缠很快见了底。米薇先去找了敦煌粟特社群的首领萨格哈拉克，对方推脱说，纳奈德在敦煌最近的亲属只有阿迪文。她又去央求阿迪文，阿迪文却说，是法克汉德从中作梗。等她找到法克汉德，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推诿：若是你丈夫的亲属不肯同意，我如何能送你返乡？暂且等候，或许纳奈德会归来。

一家家求过去，得到的只有冷脸与推脱。乱世里人人自危，谁也不愿多担一份风险。

起初她还能靠变卖首饰度日，等从故乡带来的织锦、鬓边的金花都卖光了，便只能去汉人家里做工。从前在康国连粗活都少做的女子，如今每天洗衣、牧羊、舂米，风沙刮得脸颊皴裂，掌心磨出厚厚的茧。她在信里跟母亲说，如今在敦煌度日艰难，无衣无钱，想借贷却无人肯接济，唯有一位祭司愿意施以援手，许诺可以安排一头骆驼与护送之人送她回乡，可二十斯塔特金币的路费，她无论如何也筹措不出。

二十枚金币，成了横亘在她与故乡之间，跨不过去的山。

这天夜里，莎恩睡熟后，米薇点亮了油灯。昏黄的光落在麻纸上，她捻起芦管笔，先给母亲恰提斯写了一封，絮絮说着自己的困境，说着对故乡的想念，恳求母亲想办法接济她，接她回去。写完之后，她对着灯盏坐了很久，又铺开一张纸，给三年杳无音信的丈夫纳奈德写。

起初语气还存着几分克制，写着写着，积攒了三年的委屈与怨愤便涌了上来。她说一封又一封寄信出去，却从未收到一字回信，早已不抱希望；他将她独自留在敦煌整整三年，前后有五队商队从此出发，可她拿不出路费，无法随商队西归。落笔越来越重，墨水在麻纸上洇开一小片：当初我听从你的安排来到敦煌，没有听从母亲与兄弟的劝阻。想必是我顺从你的那日，诸神便迁怒于我。如果你迟迟不来此地接我，我只能沦为汉人家的仆役；若你长久不至，我宁可嫁给猪、狗，也不愿再做你的妻子。

信的末尾，是女儿莎恩稚嫩的附笔。孩子的字迹歪歪扭扭，写着她们母女更难堪的处境：我们因为你的生意伙伴法克汉德欠下的债务被扣为人质。法克汉德已经逃走，汉人正在搜捕他。父亲，你并不缺少钱财，请尽快前来赎出我与母亲。

米薇把两封信折好，和那奈万达克写给撒马尔罕的商报放在一起，托给了一支要往西去的信使队伍。那人说会沿着烽燧线走，先到楼兰，再转往葱岭以西。她给了他半袋麦当酬劳，站在路口看着驼队的影子一点点融进风沙里，以为自己终于等来了归程的希望。

她不知道，那支信使队伍终究没能走出河西。没人知道他们是遇上了乱兵，还是被沙暴吞没，总之那个裹着八封书信的丝绸邮包，最终被遗落在了玉门关外的烽燧下。送信的人没了踪影，收信的人永远等不到回音，写信的人困在敦煌的黄沙里，是活了下去，还是死在了某个风沙漫天的日子，史书里没有留下半个字。

没有人知道米薇最终有没有等到丈夫纳奈德的音讯，有没有凑够那二十枚金币，带着莎恩回到撒马尔罕的河谷；没有人知道她是留在了敦煌慢慢老去，还是死在了某一个风沙漫天的春荒里。那支往西去的信使队伍，是遇上了乱兵，还是被沙暴吞没，也早已无人知晓。

烽燧埋了八封没寄出的信，也埋了一个女人全部的期盼。一千七百年过去，麻纸脆了，墨迹淡了，可那个蹲在土灶边揉羊皮、望着西边风沙发呆的身影，依然清晰得像就在昨天。

米薇的命运是乱世里一粒细碎的沙，可她身后，是整整一个族群在丝路上奔走了数百年的身影。这群人没有自己的统一帝国，没有强悍的常备军队，却凭着一驮驮货物、一句句传话，把欧亚大陆的两端，织成了一张活的商贸与文明之网。

万里驼铃摇出的商路

我在武威城郊的康家庄走访时，遇见过一位七十多岁的康姓老人。老人说，祖上世世代代住在这里，老辈人传下来，是从西域昭武地方迁来的，具体哪一年，早已记不清了。

这样的村子，在河西走廊沿线还有很多。康、安、曹、石、米、史、何、穆，这些带着中亚印记的姓氏，沿着丝路一站站散落，最终扎根在河西的土地上。它们共同的源头，便是《隋书·西域传》里记载的“昭武九姓”——中亚两河流域的九座粟特城邦，以撒马尔罕为中心，散落在泽拉夫珊河谷两岸。

这是一个刻入了族群基因的商业民族。粟特人的孩子出生，便要在口中放一点石蜜，掌心抹一层黏胶，盼着孩子长大后嘴甜善言、手紧聚财。前阵子在敦煌乡下采风，我见一户人家刚生了孩子，长辈用温水调了一点蜂蜜，用棉棒沾着轻轻抹在婴儿唇边。老人说这是老规矩，甜甜蜜蜜落地，一辈子不愁生计。我当时心里一动——隔了一千多年，隔了几千里路，这点入口的甜，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传了下来。

按照粟特人的传统，男孩五岁开始识字学算，二十岁便要跟着商队远行，逐利四方。他们从不固守故土，哪里有生意，哪里就是家。也正是这份流动的天性，让他们在公元4到8世纪，一步步搭建起了横跨欧亚大陆的民间贸易网络。以撒马尔罕为核心，西到拜占庭，东到长安，北到草原深处，南到印度河畔，沿途建起了数百个商业据点与移民聚落。碎叶、敦煌、武威、长安、营州，一站接着一站，商队沿着固定的路线往返，货物在站点中转集散，像一张细密的网，把整个欧亚大陆的商贸串联在了一起。

每一支商队都有统一的首领，叫作“萨保”，既是商队的管理者，也是族人的政教领袖。商队配有武装护卫，长途跋涉时结伴而行，沿途互通消息，甚至比官方使节更快传递各地的政局与物价。他们游走在波斯、突厥、汉唐各大政权之间，巧妙平衡各方关系，为商队争取稳定的通行保障。王朝更迭、战事起落，都没能彻底阻断他们的脚步。

西来的香料、珠宝、波斯锦、汗血宝马，被他们一驮驮运进中原；东去的丝绸、瓷器、纸张、茶叶，又被他们一路贩运到西亚与欧洲。几乎所有品类的长途贸易，他们都能做，也都能盈利。

早在霍去病率军打通河西走廊的时候，这条路就有了骨架；可真正让这条路长出血肉、日夜运转起来的，是这些逐利而行的粟特商人。军队打通的是物理的通道，商人织就的是活的网络。没有这张日夜流转的民间商贸网，再宽阔的驿道，也只是一条空旷的路。

当年鸠摩罗什初到凉州，只通龟兹语，汉语只识得零星几个单词，平日里上街采买、与人搭话，多靠聚居在此的粟特商人临时转译，也跟着学了不少日常用语。这些往来市井的商人，或许不懂佛经义理，却成了高僧初入中原时，最先对接世俗生活的桥梁。

元稹写《估客乐》，说“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则行”，写尽了行商的漂泊与坚韧。这些粟特商人，就是丝路上最执着的赶路人。他们没有帝王的雄心，没有名将的伟业，可正是他们一步一个脚印，把万里丝路走成了日常，把相隔万里的文明，拉到了彼此面前。

驿路译声人的人间烟火

早些年在省博物馆看悬泉置出土的汉简，其中一枚记着“送大宛诸国客，凡廿二人，译长一人，凡廿三人，食三斛”（悬泉汉简Ⅱ0115③:25）。两千年前的驿站里，西域使团过境，配一名专职译长，管着传话对接，连口粮都单独算一份。

这样的角色，从汉代到唐代，始终站在河西的驿路上。到了唐代，他们有了更常见的名字：译语人。

翟你潘就是其中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垂拱元年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里，清晰留下了他的名字[3]。那是大唐垂拱元年的一个清晨，敦煌州府的过所案前，站着一群深目高鼻的粟特商人，为首的叫康尾义罗施，来自康国。翟那你潘站在官吏与商队中间，俯身听官吏用汉语问话，再转头用粟特语转述给商队首领，接着把对方的应答译成汉语，一句句核对登记。

商队人数、携带货物、出行目的地、保人信息，每一项都分毫不能差。待所有条目核验完毕，他在案卷末尾落下自己的名字：译翟那你潘。

这是译语人最寻常的一天。

翟那你潘生在敦煌城东的从化乡，父亲便是译语人，自幼教他通汉语、粟特语、突厥语三种语言。长大子承父业，一边在州府挂名做临时译员，一边在集市上当牙人——既是翻译，也是经纪人与担保人。

上午在官署处理过所、传达政令，替官府与胡商之间搭话；下午便泡在城南集市，穿梭在胡商与汉人商户之间，议价、立契、作保。卖骆驼要立“卖驼契”，约定“三日不食水草还本主”；借粮食要立“便麦契”，写清利息与归还期限；哪怕是寻常的香料、布匹交易，也常有他在场见证。他懂两边的语言，更懂两边的律法与规矩，是胡汉商贸的缓冲带，也是边陲市集秩序的维护者。

像他这样的人，从化乡还有很多。

他们不译佛经，不译典籍，译的是政令、是契约、是柴米油盐的价钱、是家长里短的纠纷。历史总偏爱记住光芒万丈的摆渡者：东来的鸠摩罗什译经弘法，西去的玄奘求法归国，他们翻译经典，摆渡思想，名垂青史。可很少有人记得，在这些大人物身后，还有无数翟那你潘一样的小人物。

他们是丝路的毛细血管。没有这一条条血管的日夜运转，再宏大的文明交流，都只是空中楼阁。他们的名字，只留在过所案卷的边角，留在契约文书的末尾，留在驿站廪食簿的流水账里。没人给他们立传，没人记得他们的生平，可正是这些透明的、无名的人，撑着整条丝路一天天地走了下去。

那时候的粟特语，是丝路上公认的通用交际语。东来西往的商队、使团、游牧部落，都靠它传话对接。后来回鹘人参照粟特字母创制了回鹘文，再往后，蒙古文、满文的字母体系，源头都能追到这支芦管笔写下的文字。一条语言的长河，流着流着改了名字，换了河道，可水从来没断过。

从化乡里里的盛唐明月

敦煌城东一里，曾有一片特殊的乡里，叫从化乡，取“慕化内附”之意。

它的由来，要追溯到贞观初年。康国大首领康艳典率部落东迁，先在罗布泊畔的鄯善故地建起石城镇、蒲桃城等九座小城，安顿族人[4]（敦煌文书《沙州伊州地志》S.367）。后来西域战乱频仍，部落再向东退入敦煌，朝廷便在城东划出土地设了从化乡，将全部族人纳入正式编户。

天宝十载的敦煌差科簿上，清清楚楚记着从化乡的丁男数目：二百五十七人[5]（敦煌文书P.3559《天宝十载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他们多是康、安、曹、石、米、史等昭武九姓，有译语人，有管理集市的市壁师，有负责放贷的捉钱户，也有寻常卫士与白丁。

天宝年间的从化乡，是最好的时候。

街巷纵横，市集上从早到晚飘着葡萄酒香与胡饼的焦香。波斯锦叠得整整齐齐摆在摊上，金银器的光在日光下晃得人眼晕；深目高鼻的胡商站在柜台后，用带着口音的汉语和客人讨价还价；孩子们在巷子里跑跳，嘴里一会儿蹦出粟特语，一会儿换成汉语，切换得自然极了，谁也不觉得异样。

城东一里处立着祆神祠，“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6]（敦煌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每年赛祆之日，巷子里挤满了人，鼓点敲得震天响，胡旋女踩着节拍飞速旋转，裙摆飞成一朵盛开的花。有粟特人，也有来看热闹的汉人。有人端着酒碗沿街递去，对方接过来仰头便饮，不分彼此。酒香混着鼓点飘出老远，像把康国的风，搬了半场到敦煌。

他们入大唐户籍，交赋税，服徭役，子弟可以从军，也可以入朝为官。他们过中原的除夕元宵，也守故乡的祭祀节日；说流利的汉语，也在家中讲粟特语；拜祆神，也渐渐有人去莫高窟礼佛。信仰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日子怎么安稳怎么过，心里怎么踏实怎么来。

前几年看河西社火表演，有一段女子群舞，舞步快，旋转多，腰身软得像春风里的柳。老艺人说这舞传了上千年，祖祖辈辈就这么跳。我站在台下看，恍惚就看见了从化乡赛祆的胡旋女——舞还是那个舞，只是换了名字，换了衣裳，从祠庙前的广场，跳到了今天的社火队里。

李白写“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白居易写“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这些盛唐诗句里的异域风情，不是凭空想象的传奇，而是从化乡里、长安西市上，日日都在上演的寻常烟火。

粟特人带来的不只是货物。葡萄种植与酿酒技术留在了敦煌的土地上，胡旋舞、柘枝舞融进了中原的乐舞里，金银器的工艺、联珠纹的纹样，刻进了莫高窟的壁画中。他们沿着丝路东来，把故乡的饮食、音乐、舞蹈、信仰，一点点撒在了途经的土地上。

这里不是异乡人的寄居地，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丝路也不是只运货物的通道，是文明双向流动的河床。

风沙散尽后的粟特人

盛景碎得很快。

第一道坎是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营州的粟特后裔，一场大乱让中原大地生灵涂炭，也让民间掀起了排胡的风潮。原本习以为常的胡服、胡食、胡乐，忽然成了敏感的符号。河西的粟特人纷纷改汉姓、隐族源，把胡人的身份藏了起来，连赛祆的仪式都悄悄收敛了许多[7]。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吐蕃趁着河西唐军主力东调平叛，一步步蚕食诸州。公元786年，敦煌城陷，落入吐蕃统治。唐朝的乡里制度被废除，从化乡的建制，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部落散了。有钱有势的粟特贵族，有的西逃回鹘，有的南下中原；普通百姓走不了，只能留在敦煌。他们被打散编入吐蕃部落，有的成了寺院寺户，有的散入汉人乡里，靠种地、做小生意维生。从前聚族而居的聚落，拆成了一户户人家，散落在敦煌的各个角落。

最先淡去的是语言。吐蕃统治六十余年，官方语言先换成吐蕃语，归义军时期又恢复汉语。粟特语慢慢成了家中的私语，孩子上学说汉语，做生意说汉语，只有老人还会对着孙辈讲几句故乡的话。再往后，能说完整粟特语的人，越来越稀罕。

信仰也跟着变了。敦煌本就是佛教圣地，莫高窟的香火千年不断。粟特人慢慢开始拜佛，给石窟捐供养，有的人甚至出家为僧。祆神祠还在，赛祆的仪式也还保留着，可渐渐从宗教祭祀，变成了民间节庆——大家凑在一起喝酒、看舞、祈福，没人再记得最初供奉的是哪位神祇。

与此同时，西边的故土也回不去了。

八世纪起，阿拉伯帝国一路东扩，逐步征服了中亚的粟特城邦，推行伊斯兰化政策。粟特本土的祆教传统被摧毁，粟特语慢慢被突厥语取代。到十三世纪蒙古西征后，中亚本土的粟特文明印记，几乎彻底湮灭。

东边是战乱流离，西边是故土沦丧。这群在丝路上奔走了上千年的人，忽然就没了退路。

再往后，中唐以后丝绸之路渐渐衰落，海上贸易慢慢兴起。靠中转贸易吃饭的粟特人，失去了立身的根本。从前的商队首领、译语人、富商，慢慢变成了农民、工匠、小商贩，和本地人没了两样。

这不是消亡，是多向的融合。

有的跟着回鹘人西迁，融进了后来的维吾尔族里；有的进入中原，跟着沙陀政权起起落落，最终融进了汉族；更多的人留在河西，和汉人、吐蕃人、党项人通婚，血脉混在一起。姓氏还留着，康、安、曹、石、米、史，这些带着中亚印记的姓氏一代代传了下去，可姓这些姓的人，已经和汉人没了分别：穿汉服，说汉语，读儒家经典，与汉族通婚嫁娶。

到归义军时期，敦煌的户籍里已没有“从化乡”，也没有“粟特户”的分类。那些曾经的昭武九姓后裔，和本地的汉人、吐蕃人、回鹘人住在一起，共同成了“敦煌人”。

去年在武威乡下调研，我遇着好几个康姓、安姓的聚居村。老人都说祖祖辈辈住在这里，再往前的来历就说不清了。他们说汉语，过春节，种庄稼，和周围的村子没半点不同。可姓氏里藏着的密码，血脉里留着的印记，不会真的消失。

就像一滴水融进大海，看起来消失了，可每一滴海水里，都有它的影子。

他们没有被赶走，没有被屠戮，也没有集体西迁回到故乡。他们只是留了下来，一点点卸下族群的符号，把故乡的语言、信仰、风俗，慢慢揉进了敦煌的底色里。他们曾是丝路的过客，最终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摆渡着文明从西向东来，最后把自己也渡了进来，渡进了华夏的血脉里，从此再也不分彼此。

尾声：千年余痕在人间

疫情之后再去敦煌，正赶上丝路文化旅游节。夜晚的沙洲夜市灯火通明，烤胡饼的摊子冒着热气，自酿的葡萄酒摆了一排，舞台上的姑娘们跳着敦煌特色的舞蹈，裙摆飞旋。游客里有姓康的姑娘举着相机拍照，有姓安的小伙子陪着父母逛夜市，说说笑笑，没人会想起一千多年前，他们的祖先可能是骑着骆驼、沿着丝路一步步走到这里的商人。

我站在夜市的烟火气里，忽然就想起了戈壁滩上的那座烽燧，想起了米薇没寄出去的信。

很多人说，是中原王朝开辟了丝绸之路。这话没错，是军队打通了通道，是驿站维持了秩序，是政令保障了通行。可真正让这条路活起来、热起来、延续千年的，是粟特人这样的普通人。

中原王朝负责打通丝路的物理通道，粟特人负责搭建起贯通欧亚、持续运转的贸易与文明网络。他们驮着货物东来西往，他们说着两边的语言传话对接，他们带着故乡的风俗扎根落脚，把陌生的远路，走成了回家的熟路。

一千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人站在莫高窟里，看着壁画上牵骆驼的胡商，看着反弹琵琶的乐伎，看着壁画边角的葡萄纹、联珠纹，很少会想起粟特人。可那些鲜活的形象，那些异域的纹样，大多带着他们的印记。

我们日常的餐桌上，胡饼、葡萄、石榴，很多都沿着粟特商队的路线，一步步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传统乐舞里的旋舞、胡乐，源头都能追溯到中亚的风。甚至我们身边的姓氏里，康、安、曹、石、米、史，有不少人的祖先，能追溯到千年前的昭武九姓。他们或许早就不知道自己的族源，只知道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他们没有留下辉煌的王朝，没有留下不朽的著作，甚至连完整的族群记忆都没能留下。可他们留下的东西，早就渗进了文明的肌理里，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

风从戈壁吹过来，带着沙粒，也带着烟火气。两千年过去了，驼铃声淡了，商队的影子远了，可粟特人留下的东西从来没走。胡饼的香还在，葡萄酒的甜还在，旋转的舞步还在，新生儿唇边的那一点蜂蜜还在。

黄沙吹老了岁月，却吹不散文明的印记。那些摆渡了贸易、摆渡了语言、摆渡了风俗的人，最终把自己，也渡进了华夏的山河里。从此河西的每一缕烟火里，都藏着他们的影子。

这便是丝路的答案：从来不是征服，不是奇观，是一群又一群人的到来、停留、扎根，然后把自己，变成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本章注释

[1] 粟特文古信札：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西北汉代长城烽燧遗址（编号T.XII.a）中发掘出土，共8封麻纸信件，以粟特文书写，现藏大英图书馆，编号Or.8212/92-100。信件写于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前后，是粟特商团成员寄往中亚故乡的家书与商业信函；其中第2、3号信为粟特女子米薇（Miwnay）分别写给母亲与丈夫纳奈德的书信，是研究丝路民间贸易与民众生活的核心一手史料。

[2] 昭武九姓：隋唐时期对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粟特城邦诸国的统称。据《隋书·西域传》记载，包括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火寻等国；相传其先民原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后西迁中亚，以“昭武”为族号，诸国皆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

[3] 《垂拱元年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编号72TAM230：46/4。案卷记载唐垂拱元年（685年），粟特商团首领康尾义罗施等人申请过境过所（通行证明），粟特译语人翟那你潘参与翻译、作保的全过程，是研究唐代丝路管理制度与粟特译语人身份的核心史料。

[4] 康艳典与石城镇：唐贞观初年（约632年），粟特首领康艳典率部众归附唐朝，在罗布泊南岸原鄯善国故地修筑石城镇、蒲桃城、弩支城等九座城池，定居屯垦、管理丝路商贸，见敦煌文书P.367《沙州伊州地志》。

[5] 从化乡与差科簿：唐代敦煌县十三乡之一，为粟特移民聚居乡，因“慕化内附”得名。敦煌文书P.3559《天宝十载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记载，天宝十载（751年）该乡有在册丁男二百五十七人，多为康、安、曹、石、米等昭武九姓后裔，承担赋税、徭役与军事戍守职责。

[6] 祆神祠与赛祆：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为粟特人原生信仰。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载：“祆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赛祆是祆教的祭祀仪式，伴有乐舞、酒宴，唐代敦煌民间每年定期举办，后逐步演变为地方民俗。

[7] 安史之乱后的粟特人：安禄山、史思明均为营州粟特后裔，安史之乱后中原兴起排胡风潮，河西粟特民众纷纷改汉姓、隐没族源，逐步融入汉族与其他民族；至归义军时期，粟特移民已基本完成本土化，族群边界逐渐消弭。

主要参考文献

[1] ［唐］魏征等. 隋书[M]. 中华书局, 1973.

[2] ［后晋］刘昫等. 旧唐书[M]. 中华书局, 1975.

[3] 荣新江.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4] 荣新江、张志清主编. 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M].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5] 姜伯勤.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M]. 文物出版社, 1994.

[6] 郑炳林.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M]. 甘肃教育出版社, 1989.

[7] 毕波. 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8] 王素. 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M]. 紫禁城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