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大与民主革命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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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欲晓——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诞生的》连载

下篇:开天辟地：建党期间的峥嵘岁月之十二

作者:邵维正 编辑:韩水霖

　　严格来说，在一大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还没有最终完成。由于党的一大还没有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纲领和革命道路，因此还需要一次会议来承担这一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样一次大会，党在创建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二大的召开，特别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于当时革命斗争的指导，以至后来的革命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党的二大是在国际帝国主义加紧争夺远东地区和远东各国人民进一步觉醒的国际形势下召开的。远东，尤其是中国，历来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重点争夺的地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英、美等国无暇东顾的机会，加紧在中国扩张势力，使其在华势力明显地增长。大战结束后，获胜的帝国主义国家召开了分赃的巴黎“和平会议”。巴黎和会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巩固了它在中国的地位。这时候，在战争期间大发横财的美国，经济实力得到急剧增长。1919 年，美国在国外投资总额达 130 亿美元，成为战后最大的资本输出国。

于是，日美两国在远东地区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英日之间、美法之间、英法之间也在这一地区有一系列矛盾和利益冲突。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在太平洋和中国的利益，调整其内部冲突，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 年2月6 日，召开了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九国华盛顿会议。

会议签署了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协同侵略中国的“九国公约”。这一公约打破了日本在中国的独占状态，又使中国恢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华盛顿会议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帝国主义之间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矛盾，在帝国主义侵华的新协调中，反而隐伏着更大的矛盾和冲突。

为了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罪恶行径，揭露华盛顿会议的侵略实质，促进远东各国人民的觉醒，共产国际决定在华盛顿会议期间，针锋相对地召开一次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代表会议。

1922 年 1 月，在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关怀、领导下，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国、日本、朝鲜等远东国家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指派张国焘、瞿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出席了这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季诺维也夫、萨发洛夫等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强调东方各被压迫国家当前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谋求自己的解放。各国代表也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了本国的社会状况和斗争形势。会议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决议和宣言。列宁在会议期间亲切接见了中国代表，对中国革命表示了特别的关注。会议以后，中国代表还在苏俄各地进行了参观访问，直至 4 月以后才陆续回到国内。

远东民族会议，充分体现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思想。早在 1920 年 6 月，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就阐述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基本思想。列宁指出：必须“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明确地区分开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应当一致行动，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阻碍东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东方各国人民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中世纪的剥削制度；必须同农民和其他一切被剥削者结成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同时，也“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开辟一条解放的道路，它的发展前途将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是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列宁的上述伟大思想没有能够及时地、系统地传到中国来。通过远东民族会议，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才得到了比较广泛深入的传播，并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

　　党的二大又是在国内军阀战争加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逐步展开的形势下召开的。

随着美、英、日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的争夺，代表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利益的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加剧了。在北方，1920 年 7 月，美、英支持的直系军阀和日本支持的皖系军阀进行的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直系军阀夺得了北京中央政权，占据了华北和长江流域。美、英势力的扩张，威胁着日本在华的利益。于是，日本帝国主义便扶植奉系军阀，与直系军阀争夺北京中央政权。1922 年 4 月，终于爆发了直奉战争，其结果是奉系失败，退出关外，日本在华势力又受到一次大的打击。直系军阀获胜后，便妄想“武力统一”全国。6 月，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通电下野，新任总统黎元洪以“废督裁兵”作为复职的条件。在南方，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标榜“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北伐，并于 6 月 16 日发动军事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转赴上海。其他军阀也都依据实力的大小，或高唱“武力统一”，或主张“联省自治”。这时，资产阶级学者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鼓吹由“国内的优秀分子”组织一个“好人政府”，以便早日召开南北和会、实行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公开财政等。

针对上述国内形势的发展，党认为有必要按照远东民族会议制定的方针，发表声明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1922 年 6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压迫，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不从根本上推倒旧制度，其他都不过是空话；“好人政府”的主张散布改良妥协的幻想，只会阻碍革命的发展。同时，号召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开战，“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

从一大到二大前夕的一年时间内，党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1921 年 9 月，一大后不久，党的书记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返回上海主持党中央的工作。11 月，一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局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告”，对党、团组织发展，工人运动，以及宣传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全党工作逐步走上轨道，并有计划、有成效地开展了各项革命活动。

一年来，党的地方组织进一步建立或健全起来，并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和发展了一批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到 1922 年 6 月底，全国党员人数已从一大时的 50 余人发展到 195 人。其中上海 50 人，长沙 30 人，广东 32 人，湖北 20 人，北京 20 人，山东 9 人，原来没有党组织的郑州、四川等地，以及留俄、留德的学生中也发展了党员。党十分重视在工人、妇女中发展党员，此时工人党员已达 21 人，女党员4 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已建立 17 个地方团组织，团员发展到5000 人左右。1922 年 5 月在广州召开的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团已成为党领导下的思想上组织上统一的革命团体，成为党的坚强的后备军。

一年来，党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大以后，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了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并相继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武汉、湖南、广州、山东等分部，使全国工人运动有了统一的指导中心。1922 年 1 月香港３万多海员和运输工人（以后又发展成为香港全市 10 余万工人）为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长达 8 周的大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5 月初，在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来自 12 个城市，代表着 100 多个工会、23 万会员的 162 个工人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大会通过了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这些斗争和活动极大地鼓舞、教育和团结了全国工人，进一步推动了当时的罢工高潮。

　　一年来，党继续坚持不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于 1921 年秋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直接组织马克思、列宁原著的出版工作。到 1922 年6 月底，先后出版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列宁的《劳农会之建设》《共产党星期六》，以及共产主义的普及读物等 15 种。党还结合斗争需要印发了大量的小册子、传单和宣言。党的公开刊物《新青年》继续发行，青年团又创办了机关刊物《先驱》。这些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报道各地群众革命斗争的同时，还有力地批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党组织的发展以及实际革命斗争的展开，迫切需要党制定出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纲领。而此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制定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成为摆在党的面前的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人员，由一大中央局成员、部分地区党组织的代表，以及出席远东民族会议后回国的党员代表三部分人组成，计有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施存统、项英、王尽美、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共 12 人，代表全国党员 195 人。

第一次会议，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举行。陈独秀代表中央局向代表大会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了出席远东民族会议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大会通过的决议。

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二大决定少开全体会议，每次会议都更换地址。在二大召开的 8 天期间，共举行三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作为起草文件和分组讨论。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这个宣言反映了二大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成果；会议通过了关于联合战线、关于加入第三国际等决议案，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会议决定出版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

会议选举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为中央候补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二大的中心议题和突出贡献在于这次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思想，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特点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

二大首先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的国际环境，指出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特点。

党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特别是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这要追溯到党成立以前的五四运动前后。那时大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比较明确而坚定的，可是不少人对英、美帝国主义存有幻想，没有看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党在创建初期，并未超脱五四时期对帝国主义认识的局限性。经过华盛顿会议，尤其是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会议之后，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党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初步的认识。到党的二大，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加深。

这次会议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和战争的实质。《宣言》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最足表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本相。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止：你争我夺，都想夺得最优越的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

　　会议回顾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华史，指出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采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种手段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结果，使中国丧失了领土的完整、政治的独立、经济的发展，人民大众处于贫困恐慌之中。中国社会性质也由此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国际帝国主义的新争夺，是“形成中国的特殊政治状况”——军阀战争连绵不绝的根本原因。

会议还进一步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实质和帝国主义的伪善面目，指明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道路。《宣言》戳穿了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一针见血地指出华盛顿会议的真正目的在于帝国主义国家对远东各国特别是对中国的“重新宰割”，其结果是从历来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帝国主义者们高唱什么人类平等、民族自决的动听词句，“但是中国人民受了这几十年被压迫的经验，却最易了解帝国主义者所宣称的平等和自决是什么意义，而且也容易了解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中国人民在痛苦的经历中逐渐觉醒。党作为最广大劳苦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在指出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实行协同侵略的同时，还指出世界另一种发展趋势，即在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形成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必须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潮流之中，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共同的压迫者。这是中国人民把自己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唯一道路。

二大接着又分析了国内经济政治状况，以及社会各阶级地位和动向，指出了中国民主主义的革命方向。会议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内经济状况，指出：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商品不能顾及中国，日本商品又遭抵制，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兴旺发展的机会，但从整体来看，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半原始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的军阀政治统治，在国外代表着幕后支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在国内主要代表着封建地主的利益。军阀相互之间的混战，不论是以“联省自治”，还是以“武力统一”的名义，都绝不会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治性质。而这种军阀政权之间的争夺混战，反而有利于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推翻封建割据式的军阀统治。

会议进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初步的分析。指出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控制压迫下，不可能“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而达到独立的地位，只不过做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中间物罢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着改变自身这种受压抑受控制的地位，而图兴旺发展的前景，必然要起来与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和 1919 年的排日运动，便是这种反抗的表现。中国的农民以独立耕种的小农和佃农、雇农占绝大多数。他们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的扰乱、地主的剥削和军阀的额外征税等因素，生活于穷困和痛苦之中。农民的这种经济地位使他们具有极大的革命性，成为“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等小资产阶级，在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国内民族资本又有所发展的环境里，经济地位很不稳定，破产和失业时刻威胁着他们，“这个大量的群众也势必痛恨那拿痛苦给他们受的世界资本主义，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中国的工人阶级正在不断地成长发展，工人组织的建立和罢工运动的发展，显示了他们伟大力量之所在。中国工人阶级受着外国和本国资产阶级的两重压迫，又受着军阀和封建势力的盘剥和镇压，因此具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和坚定性，在革命斗争中“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

　　会议在正确地分析了国内的经济政治状况，估计了各阶级的动向及其关系之后，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从而，使中国人民明确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敌人。

上述情况表明，党对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的分析以及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二大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二大提出的党的最高纲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二大提出的党的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二大不仅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而且对两者的关系作了明确说明。

有了正确的纲领，还必须有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方针、政策、策略的保证。只有这样，纲领才可能付诸革命实践。因此，二大在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还提出了为实现这个纲领所必须采取的联合战线的策略。《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会议还专门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的依据和意义，规定了党在联合战线工作中的政策和原则，强调“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这个议决案还确定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实施步骤和计划：先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会商讨建立联合战线问题；联络倾向共产主义的激进民主派组成“左派联盟”；再与工、农、商、学、妇女、法律、新闻各界群众团体建立联系，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二大关于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的决策，为党的西湖会议以及次年召开的三大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党的二大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没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而只是把工人、农民摆在民主革命参加者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也就不可能提出在民主革命胜利时建立工农联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目标。这个缺陷是在经过长期的曲折的革命斗争之后，才逐步取得正确的认识，并在革命实践中得到弥补的。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对于当时的中国革命有着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由于纲领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因此，民主革命纲领提出后即为各阶层群众和社会人士所拥护和接受。党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提出联合战线的口号，不仅武装了工农群众，指导了革命斗争，而且广泛地团结了各方面的力量，使党实际上成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核心，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的初步结合。在 1922 年以前，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那时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总目标。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情况而提出来的。尽管这时的结合是初步的，但有着重大意义，为后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圆满完成。众所周知，一大宣告了党的正式成立，提出了建党思想，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它的功绩是不言而喻的，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党没有提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现阶段革命纲领。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二大的肩上。二大完成了这个重要的使命，这就标志着党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她的创建工作。

作者简介:

邵维正，浙江黄岩人，1951年初参军，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著名党史专家、国防大学一级教授、少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1935年9月8日生于江苏常州，祖籍黄岩。1951年初入伍，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9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专业技术一级。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被总后勤部授予"一代名师"，2001年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2002年获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主编、参编著作36部，发表文章200篇，获国家和军队各类奖30项。主讲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党史故事100讲》。

2024年，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