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把琴来的豪无征兆

岩泉闲叙

那把琴来得毫无征兆。

初二暑假前一天，班主任抱着一只棕色的木盒子走进教室，说是学校响应“丰富课余生活”的号召，每个班发几把乐器，我们班分了把小提琴。同学们呼啦一下围上去看，又很快散了，那盒子孤零零躺在讲台上，像是被遗忘的物件。放学时不知怎么，鬼使神差，我把它带回了家。出校门的时候，太阳正毒，我把琴盒夹在自行车后座上，骑得小心翼翼，生怕颠坏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其实那琴便宜得很，琴身是压板做的，漆面摸上去有些毛糙，可在我眼里，它比什么都珍贵。

夏天漫长。父亲在公司加班，母亲在食品厂三班倒，哥哥们出去玩了，白天家里只有我和那把琴。打开盒子，琴身泛着暗红的光，四根弦绷得紧紧的，弓上还带着松香的气味，闻起来有种树脂的清苦。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试着把琴夹在脖子下面，像画报上小提琴家那样歪着头，下巴硌得生疼，弓搭上去，一拉，吱——一声尖响，像老鼠被踩了尾巴。我吓了一跳，赶紧把琴放下，心咚咚跳。

第二天又拿起来。每天做完暑假作业，我就和这把琴较劲。没有老师，没有任何教材，甚至连个会拉琴的人都不认识。我就那么瞎琢磨，左手按弦，右手拉弓，声音刺耳得像锯木头，又像谁在哭。邻居家的范大爷隔着墙喊：“小崽子，别闹了！”我停下来，吐吐舌头，等他没声了，又悄悄继续。手指头按弦按得红肿，起了水泡，破了皮，贴上胶布接着按。弓毛松香打了一遍又一遍，拉几下就打滑，我不懂，还以为是弓坏了，急得直跺脚。

半个月后的一个黄昏，太阳斜斜地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块金黄。我不知怎么摸到了调，一、三、五、六——我竟然拉出了《东方红》的头几个音。那一瞬间，汗毛都立起来了，心脏像被人攥了一下。我反复地拉，一遍又一遍，拉错了从头再来，拉对了就笑出声来。直到母亲推门进来，她刚下班，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眼圈忽然红了。“好听的，”她说，声音轻轻的，“真好听的。”后来那把琴拉断了两根弦，暑假结束时，我已经能歪歪扭扭地把整首曲子拉下来了。虽然音准还是晃，但每个来家里的亲戚，我都非要拉给他们听，拉着人家的袖子不撒手。母亲就在旁边笑：“魔怔了，这孩子魔怔了。”

一九八四年高中毕业，我提着大哥给家里买的单卡录音机走进玉门石油技校。十几盘磁带，都是省吃俭用的零花钱买的，邓丽君、刘文正、凤飞飞、费翔、程琳、张明敏、张行，翻来覆去地听。磁带盒里夹着歌词纸，翻得起了毛边，上面的字都能背下来。宿舍里八个男生，就我有这台录音机。晚上熄了灯，我把音量调到最小，耳朵贴在喇叭上听，有一回听《何日君再来》，听得太入神，下铺的老四用脚踹我的床板：“还让不让人睡了？”我把声音拧小一格，整个人缩在被子里，像只蛹，只露出一只耳朵贴着喇叭，邓丽君的声音细细软软地从缝隙里钻出来，听得心里又甜又酸。

后来开始弹吉它。第一把吉它是红棉牌，木头颜色，（几十年里搬了几次家，一直留存着，虽然琴柱已弯了，发音不准，就是舍不得丢弃。）弦离品柱很高，按下去手指生疼，像被细铁丝勒着。但我不在乎，下了课就抱着它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弹《外婆的澎湖湾》，弹《踏浪》，弹《童年》，弹《大约在冬季》。技校的女生从旁边走过去，有几个会回头看我，我的头埋得更低，手指拨弦的劲道却更足了。那时觉得，世界真大，音乐真好，连风都是跟着节奏吹的。

工作后发工资了，攒了很长时间，我买了台CD机。那时CD还稀罕，一张正版的要三四十块钱，我每月工资才一百出头。同事笑我：“买那个干什么？又不能当饭吃。”我不说话，把碟片小心翼翼地放进机器，按下播放键，声音出来的那一刻，比当年第一次拉出《东方红》还要震颤——那么干净，那么清晰，像水洗过一样。我记得第一张CD是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封面上是一片蓝色的海。那晚我把机器摆在床头，听了足足七遍，到后来邻居敲墙，才恋恋不舍地关了。

结婚那年，最要紧的是买套音响。家里连电视机都没有，我和未婚妻商量，能不能先不买电视，把钱省下来买音响。她沉默了一会儿，低头绞着手指，说：“行，你喜欢就好。”我借了钱，买了一套建伍的组合音响，两个大音箱立在客厅里，像两尊神。钱还了大半年，每月工资发下来，先留出还账的，剩下的才过日子。婚后第一年，我们没什么家具，客厅空荡荡的，但有音乐。晚上关了灯，放一张德彪西的《月光》，银色的声音从音箱里流出来，把墙壁都浸透了。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满屋子都是流动的光和声音。妻子坐在我旁边，头靠着我的肩膀，什么也不说。那个晚上，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富有的人。

日子慢慢好起来。音响换了一套又一套，从日本的建伍（KENWOOD）到英国的天朗（Tannoy），再到法国劲浪（Focal）乌托邦（Utopia）、德国的（Accustic Arts），再到后来添的胆机配书架箱。每次添新设备，我都像过年一样，安装那天不许任何人插手，自己蹲在地上一根根接线，摆位，调角度，一蹲就是大半天。搬新家第一件事不是看卧室多大、厨房多敞亮，而是看客厅那面墙够不够放音箱，声场能不能打得开。装修时为了声学效果，在墙上贴了吸音板，妻子说像进了录音棚，我说那正好，咱家就是录音棚。

CD碟片越攒越多，五千多张，占满了整整一面墙的碟柜。那些进口的原版碟，封面上全是英文，我看不懂，就买来英汉辞典，一张张查，在网络上把曲目、指挥、乐团、出版年份，甚至每首曲子的背景资料都整理出来，做成一本本的目录册子。常常弄到深夜，台灯下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妻子端杯茶放在桌边，拍拍我的肩：“又在伺候你的宝贝了？”我抬起头，脖子咔咔响，冲她笑。那些目录本子现在还躺在每张CD盒里，绿色的卡纸上面密密麻麻的打印字，每一页都排列得工工整整，哪个作曲家哪年写了什么曲子，哪家唱片公司出的，指挥是谁，录音师是谁，乐曲的创作背景等，备注里偶尔还画个五角星，表示“极好”。有时烧友看到我的CD，很是疑惑，我的怎么和你的不一样，我会得意地笑笑。

后来去广州、深圳、成都、西安、天津出差，总是要把带在身上宽裕的钱花干净才肯收手。记得有一次去上海出差，办完事直奔音乐学院附近。那一带藏着好几家唱片店，门面都不大，但货品精。有一家店老板自己就是个发烧友，店里摆着一对老式LS3/5A音箱，正放着瓦格纳。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序曲刚好推到高潮，整个人像被按在了门口。老板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看我站着不动，笑了笑，也不招呼，继续低头看他的书。那段放完，他才开口：“听出来了？”我说听出来了，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他点点头，指了指角落里一箱刚到的二手碟，说：“那边，随便翻，有好的。”那天我在他店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走的时候拎了二十几张，老板给我打了个折，又送了我一张他自己转录的现场录音。后来每次去上海出差，我都要拐到那家店去坐坐，我和老板成了朋友，有一回他跟我说：“你不是来买碟的，你是来找乡愁的。”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说得对。

出国更是了不得。头一回出国是去英国，行前我就做了功课，把伦敦几家唱片店的地址抄在小本子上。工作间隙，别人去逛商场买名牌，我直奔唱片店。那天下着小雨，我按着本子上的地址从地铁站出来，拐进一条窄街，湿漉漉的石板路反着光。店不大，门口的招牌已经褪色了，推门进去，一股旧纸和松香混合的气味扑过来。四面墙从地板到天花板全是黑胶，码得密密匝匝，我仰着头看，脖子酸了也不舍得低下来。店主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我拿着碟片翻来覆去地看背面，凑过来用英语问我要不要帮忙。我的英语磕磕绊绊，但说到作曲家名字的时候，眼睛是亮的。他马上明白了，从柜子底下翻出几张好货，说这些录音师都是顶级的，版本稀有。我看了看价格，咬了咬牙都买了。结账的时候，老头多送了我一张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很久的话：“Music is the only language that doesn't need translation.”（音乐是唯一不需要翻译的语言。）那张赠碟我至今珍藏着，每次放都想起伦敦那个雨天，和圆框眼镜后面的那双温和的眼睛。

在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意译为西敏寺），倾听了诗班代祷，当诗班成员站在那里，歌声像清澈的溪流缓缓流淌，每一音符都是一颗饱含情感的种子，在人们的心中种下对美好的向往。走出教堂在游客中心还淘到了几张就在此教堂录制的弥撒曲音乐，哥特风格管风琴旋律，精湛技艺和天籁和鸣的美妙音乐，营造出一种宏大、庄严、独特而浪漫的氛围，传递出一种神圣、肃穆的情感，让人久久难忘。

后来去俄罗斯，又是不一样的体验。莫斯科有家很大的唱片店，地下好几层，每一层一个风格。古典那一层在负二楼，安静得像图书馆，每个人都戴着白手套在翻碟。我在那里找到了一张罕见的日本版肖邦，录制于七十年代，钢琴家是个不太出名的日本人，但弹得极好，有种欧洲人没有的纤细和敏感。那天我在试听台前坐了一个钟头，戴着耳机，一首一首地听，听到夜曲第三首的时候，眼泪忽然就下来了。旁边一个俄罗斯老先生递给我一张纸巾，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我后来在目录本子上记那天的感受，写了很长的一段，末尾一句是：音乐这东西，国界是挡不住的，语言是拦不住的，它想找你，就一定能找到你。

在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观看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现场是乐队在乐池伴奏的，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的演员，在舞台上演绎着白天鹅公主奥杰塔与王子齐格费里德历经考验的爱情故事，管弦乐队的声音回荡在剧场上空，散场后又在剧场大厅掏到一张在剧院现场录音的《天鹅湖》CD唱片，很是难得。

在去越南，去日本，去哈国，每次出国，我都是“白天工作，晚上淘碟”。有一回在西贡，为了找一家传说中的二手唱片店，在雨中走了四十分钟，到了才发现店铺搬迁了，新地址写在门玻璃上。我又按着新地址找了半个钟头，到的时候鞋子湿透了，裤脚滴着水。老板给我倒了杯热茶，说：“你是今天第三个找来的，前两个都是美国人。”我说我中国人，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把我带到里间，那里有一整排便宜的古典碟，随便挑。那天我挑了二十多张，老板只收了十五张的钱，说那五张算送我的。我在那堆碟里翻到一张极冷门的法国作曲家——杜蒂耶的小提琴协奏曲，试听的时候，第一声弦乐出来，人就像被钉在了原地。那旋律不甜不腻，有种说不出的孤独和倔强，听着听着，忽然想起当年在技校操场上弹吉它的样子，一个人，一把琴，天快黑了也不肯走。那一刻我明白了，音乐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它让你高兴，而是它懂你的沉默。

同事不理解，说你好不容易出国一趟，不买点好的，净往旧货市场钻。我说你不懂，旧碟里有故事。封套上可能贴着几十年前主人的名字，内页里或许夹着一张当年的票根，或者某个人用铅笔标注的聆听笔记。我有一张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封套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英文，大意是：“1978年圣诞节，大雪，和玛丽一起听。”后来我把这张碟放给妻子听，跟她说起这行字，她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不知道那个叫玛丽的人现在怎么样了。音乐就在那里，时光却流走了，每次放这张碟，都像是在替一个陌生人重温某个雪夜。

淘着淘着，我发现自己在找的不只是声音了。我在找一种东西，说不清，但感受得到。那些碟片漂洋过海，辗转多人之手，最后来到我的架子上，每一张都带着来历。时间在它们身上留下了痕迹，划痕也好，泛黄的封套也好，那都是岁月自己盖的章。

几十年的音乐陪着，不知不觉间，生活里的道理也慢慢听明白了。

二十多岁的时候，工作辛苦不顺心，觉得全世界都亏欠自己。放一张贝多芬的《命运》，听那四个著名的音符咚咚咚咚砸下来，心里想，贝多芬耳朵聋了还写呢，我这点事儿算什么。到了三十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大到睡不着，半夜起来听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听着听着心就静了。巴赫一辈子没离开过德国那些小城，生活清苦，子女成群，可他写出来的音乐却那么安详，那么稳定，像一棵树的根扎在土里。我后来常跟儿子说，什么是坚韧？你去听听巴赫就知道了。

四十八岁那年，父亲病重，我在医院陪护，大年三十守夜的晚上就戴着耳机听马勒。马勒写交响乐的时候，把整个人生都写进去了，生老病死、爱恨别离，都在那些庞大的乐章里翻滚。父亲走的那天早上，我在医院走廊里听了一首《大地之歌》，末乐章“告别”那段，女中音唱得那么平静，像秋天的湖水。我忽然就不那么怕了。音乐告诉我，有些东西会结束，但结束本身就是另一种开始。

五十岁以后，有了些阅历，反倒听懂了以前听不懂的东西。年轻时觉得莫扎特甜，老了才听出那甜底下有层苦，像冰糖里裹着一滴泪。莫扎特一辈子穷困潦倒，写出来的音乐却那么明亮那么轻快，那不是傻乐，那是一个人咬着牙在对着世界微笑。我后来在工作上遇到再大的难处，就想想莫扎特，人家快饿死了还在写《魔笛》呢，我这点挫折算什么。

有一回听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听得我整夜没睡。勃拉姆斯写这部作品写了十几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写了一段，恩师舒曼去世的时候他又写了一段，每一段都带着失去至亲的痛，可整部作品听下来，却有一种巨大的安宁，像是有人拍着你的背说，没关系，一切都会好的。我那时正经历单位里最难熬的一段时期，被上级领导责难，被同事误解，回到家一句话都不想说。那天晚上听完这部安魂曲，我忽然就释然了。勃拉姆斯失去那么多人，还能写出如此安慰人心的声音，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第二天上班，我推门进办公室的时候，腰杆是直的。

这些感悟都不是别人教的，是音乐自己说给我听的。听得多了，耳朵就长了眼睛，能看见音符背后的东西。那些作曲家在几百年前写下的心事，隔着时光穿过来，你接住了，就成了你自己的。 《霸王卸甲》乐曲情绪高昂，气势磅礴，琵琶在低音区奏出低沉悲壮的隆隆战鼓声和断断续续的号角声，成就了一副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有一回听肖邦的夜曲，听着听着忽然想，肖邦三十九岁就走了，一辈子多病多愁，可他留下的那些音符，每个都在说“活着真好”。我今年六十多了，身体也大不如前，但每天早上起来放一张碟，音响里声音涌出来的那一刻，浑身都是劲。音乐从来不劝你放弃，它只是一遍遍地告诉你：继续走，继续听，前面还有你没听过的声音。

每天早晨，我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音响。这个习惯几十年没变过，比刷牙洗脸还准时。选什么，全看心情。阴雨天听肖邦的夜曲，雨点打在玻璃上，钢琴声在屋里流淌，有种说不出的妥帖。初春时节来一曲《阳春》《白雪》古曲，清新流畅的旋律，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生长，勃勃生机。阳光好的早晨放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低音提琴的共鸣从地板传上来，震得脚心发麻。有时候什么都不想听，就放一张老磁带，邓丽君在那头唱“甜蜜蜜”，恍惚间又回到二十岁，骑着自行车穿过垂柳树影下的街道，后座上绑着那台单卡录音机。

音乐是会让人感动的。有一回听马勒的第五交响曲，小号独奏那段，不知怎么，忽然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不是难过，是那种说不清的、被什么击中了的感觉。头发真的会竖起来，后背一阵阵发麻，像过了电一样。妻子在旁边织毛衣，抬头看我一眼，没说话，只是伸手过来，握了握我的手。她的手是暖的，音乐是热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活得特别结实。

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心里有事的时候，我就坐下来听。一两个小时，有时候整个下午。什么也不做，泡杯茶就那么坐着，让声音包围着。听完了站起来，伸个懒腰，那些烦的、乱的，好像都被梳理过了，世界又变回清清爽爽的样子。有一年年底单位考评，压力大到失眠，半夜爬起来放了一张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听到第二乐章，心忽然就静了，回去倒头就睡，第二天精神抖擞地去上班。

几十年就这么过来了。有时候整理那些目录，看着自己一笔一划打上去的字句，年轻时的页面简洁清新，中年时的啰里啰嗦，近几年手有些懒了，字迹开始松散。忽然觉得，这大概就是我这一生最得意的事了。五千多张CD，我未必每张都听过，但只要知道它们在那里，整整齐齐地排着，心里就踏实。像守着一个小小的王国，我是国王，也是唯一的臣民。

音乐是我的知心爱人，也是我的美貌情人。它从来不跟我吵架，不会嫌我烦，永远在那里等着我。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投入它的怀抱。烦了它哄我，累了它抚我，高兴了它陪我一起疯。时常要去写的文章，在找不到灵感和内容的时候，依情绪压茬去听，自然也就喂饱了头脑。妻子有时候酸溜溜地说：“你跟你的音响过一辈子得了。”我就把她拉过来，按在沙发上，放一首她最喜欢的《卡门》序曲，她听着听着，脚就开始打拍子，脸上绷着笑，嘴硬着说：“也就还行吧。”

那天下午，我又翻出了一张老碟，是很多年前从北京胡同那家小店淘来的。封套旧了，边缘有些发毛，里面的碟片却没有一丝划痕，保存得极好。我把它放进去，音乐响起来，是舒伯特的弦乐五重奏。那旋律清清浅浅的，像一条溪水流过石头。我靠在沙发上，闭着眼听，忽然想起很多事：初二那个暑假，阳光打在琴盒上；技校宿舍里贴着录音机的耳朵；结婚那晚借钱买来音响放的《月光》；北京胡同里蹲着翻碟片的下午；伦敦雨夜湿透的裤脚；上海小店里那声让我钉在原地的弦乐；还有父亲走的那天早上，走廊里的《大地之歌》。

这些东西串在一起，就是一辈子了。

执着是什么呢？执着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就是你喜欢，你放不下，你愿意为它花时间、花钱、花心思。别人看着傻，你自己觉得值。就像我这些年换设备，攒了五千多张CD、近千张黑胶、五六百盘磁带，可我知道每一张是怎么来的，每一张背后都有个故事。整理目录的册子上密密麻麻的打印字，是我几十年一笔一划敲写下的，那些字替我活了一遍。

音乐没给我挣来名声，也没换来多少财富，但它给了我别人拿不走的东西。它让我在困顿的时候有地方去，在孤单的时候有人陪，在迷惑的时候有答案从声音里浮上来。它让我知道，生活不容易，可还是值得过；坚持很难，可坚持下来的人都有光；工作上的事儿，咬着牙顶一顶，总有个说法；而人生，说到底是一场漫长的聆听，你得张开耳朵，才能听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儿子有时候问我，你这一辈子，最得意的是什么。我想了想，说不是升了多大的职，也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这么多年过去，每天早上起来，我还是想去打开音响。这个念头没变过，跟十二岁那年暑假一样。

阳光又照进来了，和那个初二暑假的黄昏一样，金黄的一整块铺在地板上。我走到音响前，手指划过一排排CD，最后落在一张上，那是《东方红》的管弦乐版，前些年淘到的，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的，录音极好。

放上去。

唱盘转动。

号声响起来的那一刻，我又回到了十二岁，脖子下夹着那把破琴，笨拙地、虔诚地拉出第一个音符。满屋子的阳光，满屋子的声音，满屋子的，这辈子没说完的话。

这一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