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岁月回忆

太极养生

一、奔赴兵团
改变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我踏上了内蒙古这片广袤的土地。当时一片红，没有别的选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军区生产建设部队” 这个响亮的名号，如同一块镀金招牌。并且在市体育馆召开宣讲，对兵团的前途、对内蒙古大草原的描绘，吸引了大批应届毕业生的踊跃报名，人人都希望能被认定为优秀青年。当时兵团政审貌似十分严格，对出身不好、个人表现不佳的一律不予招收；没能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这批人里，有一部分前往云南插队，其余被认定表现不好或符合留城条件的，留在原籍后被就地安排工作。
我们班共有17名城镇户口学生，其中男生5人、女生12人，其余都是农家子弟。也就是说，有17名同学面临全部下乡的选择。校长亲自带着我们这批城镇学生走访了几个地方，还组织拍摄了手拿红宝书、立志上山下乡的照片。我至今还保留着那张照片，照片里的你、我他，都那么的虔诚，一副认真学习、时刻准备着的表情。照片里的五位男同学，自这次合影之后，从此天各一方，再也不曾相聚。
学校筹备组建了赴内蒙古战斗队，我因为不是红卫兵，没能入选，但被安排上台发言。具体说了什么早已记不清，无非是表决心，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父亲当时是罗店镇党的核心组副组长，也是革委会成员，因有子女在上山下乡行列，被安排当众表态。赴内蒙古的人员名单批了下来，一共有7人：李兵兴、徐佩珍、陈霁、龚燕飞、严萍、钱永婷和我。那几天，我第一次体会到失眠的滋味，脑海里充斥着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满怀憧憬。那时的我，根本没想过还能返回上海，更不曾预想前路会有多少艰辛。
邻居罗店中学的邓老师曾预判我的前途，说我出身好、能吃苦，到兵团后很快就能入党提干，能干出一番事业。我在农村呆过，吃苦是没问题的，党到是也入了，提干是在离开兵团后，事业却是在形势的变转后放弃，然后便随了大流。
因为我不是红卫兵，校红卫兵组织派陈霁来找我，动员我加入，被我拒绝；之后校革委会又来找我谈话，同样被我回绝。拒绝的原因是刚入学时我曾是红卫兵筹备组成员，但出了一件在当时被认为我有反革命行为后，我被迫回老家种地，一年多后返回上海等待分配。莫名其妙的帽子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又让我加入红卫兵，我拒绝了。在我出发去兵团之后，学校竟然到我家里，向我母亲收了一毛钱，留下了一枚红卫兵胸章。母亲后来把胸章寄给了我，回想这件事，实在让人又可气又可笑。
在广播站学工学农时因在那里表现好，站长赵老师和金师傅想帮我留在上海，虽然经过努力并没有实现，而且那时我的心也已飞向内蒙古大草原。那时并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只想着早日离家，开创自己的事业。那时志向虽然高远，却从没想过要用不当手段去换取前途。
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出发。不少家长已经送过两三个孩子下乡，清楚该准备哪些物品。母亲也学着别人，给我打包了草纸、肥皂等生活用品。有的同学带的草纸足足装了一整箱，场面堪称壮观，到兵团之后，还被外地战友拿来取笑。
北站送别的那天，来送我的有父母、小妹，还有柳奶奶。我们在车站拍了两张照片，照片里的我笑得开心又天真。从踏入社会的这一刻起，我就是这般带着一腔懵懂的傻笑，奔赴远方。
九月十七号中午十二点左右，火车汽笛长鸣。站台上瞬间哭声一片，车窗内外，无数双手紧紧相握，不愿分开。列车缓缓开动，送别的人们沿着站台跟着车奔跑。车速渐渐加快，站台上的人不得不松开手，身影慢慢缩小、远去。车厢里的哭声久久没有停下。我的父母没有落泪，他们或许是人群里唯一没有哭的。我也没有哭，离家远行于我不算新鲜，这次离别，我起初并没有放在心上。母亲后来写信告诉我：“我才不哭给旁人看呢，到家关上门，整整哭了一夜。” 读到这里，我才感到鼻尖发酸。
列车驶过苏州，车厢里的哭声渐渐平息。经过南京长江大桥时，众人都挤到窗边。天色已经暗下，大桥两侧灯火闪烁，大家都为这宏伟的工程欢呼。之后，大家都疯了一样地闹腾起来。年轻人嘛，当初只是与家人一时的分别而伤感，今后的路到底怎样走，谁也不知道，大家并没有为今后的生活有所畏惧。
火车进入安徽、山东境内，列车一停靠，就有不少当地村民围上来乞讨，伸出满是泥污的手。这群刚离开家乡的上海青年，拿出父母准备的食物慷慨施舍，有人甚至借机戏弄乡民。我没有参与戏弄，也没有开窗施舍。我同情他们的处境，却也为之感慨：我的家乡也在山东，同样不算富裕，但在我的印象里，家乡没有人外出讨饭。我也曾在农村生活，心里清楚，只要踏实种地，本是可以糊口的。这时车厢广播响起，有人呼吁红卫兵停止这类不文明行为。后来我得知，牵头的是宝山县红卫兵团的王惠琴、王英明、肖建生等人。到兵团后我们相遇，王英明还曾和我在海鹰小学一同参加过军训，在黄河边重逢时，我们认出了彼此。他们都是比较正派的一些人，直至他们返城，我去看望过他们，也还是那样的性格。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未必有那么顺畅。
火车在路上走了三天。兵团领队的原来说到北京可以下车参观，最后却连北京的边都没粘上直接从丰沙线绕道前往了内蒙古。数月之后我们才知道，当时正值“9.13”事件，北京处于特级战备状态。在车上，我和李兵兴聊了起来。两家本是世交，关系不错。小时在一起并没注意他的优点，后来才慢慢发现他是个很有想法的人。
旅途中，我认识了另一位罗店中学的同学黄朔。他神情沉闷、眼神发直，交谈后得知他患有神经衰弱，长期服用安眠药，实际是抑郁症。他谈吐尚可，但精神状态不稳。当年兵团政审严格，想来是为完成下乡指标，才把他推荐过来。他被分到了五连，黄河封冻之后，他打算独自返乡，一个上海青年根本不熟悉黄河水情，失足落入黄河。直到第二年开春黄河解冻，尸体浮出水面，大家才知晓他早已遇难，还是罗店中学几位同学帮忙打捞起遗体。
在车上一路说说笑笑，三天行程转瞬而过。第三天拂晓，第一批战友在呼和浩特下车，他们去往兵团化纤厂。那时候大家并不在意分到哪里，后来才明白，分配的地点，几乎影响了人的一生。列车继续前行，在乌拉山又下去一批人；第三大批人在临河下车，站台上锣鼓喧天，迎接队伍挤满站台，我们内心激动，却依旧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目的地在哪里，不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9月17日下午四点多，列车抵达宿亥车站。这是一座小站，站台很短，我们乘坐的三节车厢全都没有停靠在站台边。同学们只能直接跳下车，有人踩进泥坑，有人掉进水里，呼喊声、嘈杂声乱作一团。带队的高参谋指挥大家去后方行李车卸行李，几名男同学忙得满头大汗，将近五点才卸完所有行李，列车缓缓开走。望着远去的列车，我心里五味杂陈。
发车之前，列车员阿姨也哭了，流着泪挥手告别。列车开动后，她依旧站在车门口朝我们张望。那时我们无法读懂她眼泪里深藏的情绪，或许是看见我们远离故土，想起远在外地的孩子；或许是预见到我们将要面对的重重苦难。这位胖阿姨挥手告别的模样，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这趟列车载着最后一批人驶向海勃湾，我跟兵兴的邻居龚树平也在其中，她被分到二十四团。这件事我后来才知晓，但车上一别后再也没有见过她。另一位邻居赵建京在乌拉山下了车，几年后她病退回城，我曾在宝山大街远远地看到她，当时没有打招呼。二十多年后，在大柏树再次遇见她，终于打了招呼，有了今后的交往。
不一会儿，几辆军用大卡车开到车站，文艺宣传队员在路边列队欢迎，鼓舞士气。他们身着统一的绿色土布军装，整齐划一。当年军绿色格外让人向往，而我们上海知青衣着五花八门，就算面料质量不错，看着也不如兵团服装精神。
卡车是来接三连、五连、九连战士的。在车站，我们被分成了五拨。我校的七名同学，加上罗店中学的陈志勤、李明福、时丽娟、李璞璞、尹建、张燕、戴海凤、金上贤等八人，还有其他学校学生，一共五十多人，分到八连。罗店中学剩下的近五十名学生分到五连。就此我们告别，他们的连队比我们还要远一百多里，汽车载着他们先行离开，扬起的尘土瞬间遮蔽视线。
不多时，几辆马车赶来接我们。行李装上马车，我们徒步走向连队。路上有人传言，只要是红卫兵，到兵团后直接就是团员。我信以为真，还为自己不是红卫兵而懊悔。陈霁安慰我说，临行前学校已经批准我成为红卫兵了。
我们穿行在红柳滩，很快便听见了哗哗水声——黄河出现在了眼前。
我老家离黄河不远，我却从未亲临。之前坐火车途经黄河，也只是匆匆一瞥。此刻黄河就在眼前，母亲河那壮阔的景象扑面而来，耳边仿佛响起钢琴协奏曲那雄浑的旋律。这里的黄河，比济南段更为宏大，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浑浊的河水打着漩涡向东奔涌。不知是谁高声吟诵道：“黄河之水天上来。” 人群在岸边欢呼雀跃。这时黄河上远远的一艘拖轮拖着驳船，慢慢向岸边驶来，慢慢靠近我们所在之处。
彼时我们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全然忘记了自己是身处遥远的塞外。蓝天、白云，虽没有见到想象中的大草原与成群的骏马以及牛羊等，但眼前奔腾的黄河、河面的拖船，足以让我们震撼。
船只靠岸后，几辆载货汽车先开上船，赶车的兵团战士也把马车赶上了船，最后是所有人登船。这时，汽笛一声长鸣，渡船驶向黄河南岸。
南岸的景象并没有想象中可怕。时值深秋，无风无云，连绵的沙漠静静地卧在离黄河不远的地方。夕阳之下，沙漠一片金黄，只是没有看到羊群。
天色渐黑，我们走进沙漠，带队的人却迷了路。（后来才知道，带队的七班副眼睛不好。）正在这时，远处传来呼喊，还有手电筒朝着我们这边晃动，我们才知道差点走过头。连队停电，营房一片漆黑，我们从沙漠里摸索着走出来到了驻地。
连队腾出几间房间安置我们男生，安顿好之后开饭。晚餐是大米饭，这顿饭吃得格外香甜，没想到塞外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白米饭，比上海的米饭好吃。昏暗油灯下，老兵围过来问东问西，七班长李和平接待我们，最为热情。
那一晚，所有人都怀着难以名状的激动，久久无法平静。
第二天清晨，大家聚在一起。一个个头不高、脑袋偏大的青年侃侃而谈，通过自我介绍，方知他叫朱泽智，来自上海普陀区，后来我们成了挚友。八连的上海知青大多来自上海郊区，以宝山人居多。我会说几句上海话，又会罗店本地话，普通话底子也不错，虽然说话有点点大舌头，但比分不清 “黄、王，买、卖” 的上海洋泾浜普通话要好不少。老兵打趣，说我们说话像意大利语。天津知青却很在意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区别，总把你们是 “乡下人” 挂在嘴边，声称自己是天津小白楼一带的人，而小白楼是当年天津最繁华的地段。后来我们才了解到，不少天津知青出身其实也十分贫困，只是有些比较虚荣罢了。地域带来的隔阂，源于不同的生活习惯，随着时间才慢慢化解的。
早饭后，李副指导员、张副连长带着我们参观稻田、猪场、瓜地，还专门从马头湾拉来西瓜、花兰士。这是我们第一次吃到这么甜的瓜，大家吃得尽兴。其中一名叫张小弟的，吃相十分狼狈，带队老师还拍下了这一幕。下午，我们爬到沙丘玩耍。高参谋在上海时就和我们说，这里的流沙很有趣，在沙堆下方用手一挖，沙子就会从上面流淌下来形成沙沟，亲自一试，果然如此。
次日，连队派车带我们去马头湾。五十多人挤在两辆大卡车上，车辆在松软沙地缓慢前行，一片湖泊忽然映入眼帘。在广袤干旱的沙漠里，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舒心。湖水静静躺卧，波光粼粼；岸边蒲草、芦苇随风摇曳，沙沙作响；水鸟在水面缓缓游动，脚蹼划开一道道波纹。远处岸边成片沙枣树郁郁葱葱，白杨树矗立湖边，如同卫士。老兵介绍，这片湖当地叫海子，原名叫马特弯，因外形酷似马头，被大家俗称为马头湾。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这里建起了一座林场，湖边的树木，就是当年种下的。我们绕湖走了一圈，满眼绿意，完全感受不到塞外的荒凉，仿佛置身江南。
晚饭后连队召开大会，张副连长专门批评了上海兵，并定下两条要求：一是不能不穿外衣只穿毛衣、绒衣外出；二是不许勾肩搭背，有损军容。后来老兵告诉我们，连队还有不成文的规矩，男女说话要保持五米以上距离。平日里连队男女战士互不往来，有事就营房头上隔着老远喊话：“某某某，出来一下，有事。”
第三天是周日，连队放假。一部分人去巴拉亥公社寄信、发电报。小小的巴拉亥离连队二里地，用不了一会就能逛完。在邮局发电报需要用手摇发电机，我们觉得新奇，都上前帮忙推摇杆。
随后几天安排学习班，恰逢秋收，一半时间要下地捡拾糜子。看着那些女战士背着小山一般高大的糜子捆，我们都不敢相信。不久之后，我们自己也将经受这炼狱一般的艰苦考验了。 二、分到六班
二十三团八连驻扎在杭锦旗巴拉亥公社附近，北临黄河，南靠库布齐沙漠。当地流传一句老话，说这里是 “兔子不拉屎、老鹰不落脚” 的地方。
连队营房门前五十米开外就是沙漠。风和日丽的时候，沙丘静静横卧，对刚到这里的上海知青来说，算得上别致风景。刚来的那段日子，一到周日，大家就跑到沙丘那里打滚嬉闹。直到熬过一个冬天，见识过风沙的威力，我们才失去了玩耍的兴致。当地民谣形容风沙：“内蒙古，内蒙古，一天三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 足以想像风沙的猛烈。风沙过后的宿舍窗户上堆满了细沙，空气中似乎也弥漫着沙土味。
全连三百多人，分为五个排。一排、二排是男排，住在西侧前两排营房；三排、四排是女排，三排常驻马头湾，连队本部只有四排一个女排。另外还有后勤排，包含炊事班、马班、养猪班等，畜牧班也设在马头湾。
学习训练结束，我被分到六班，同时分去的还有张国忠、张振恒、佘长林，一共四人。连队用的是巴拉亥的电，是每天晚上公社用一台发电机发电供公社所在地照明，供电时间短，还因机器老化，时常停电。分到班里的这天晚上又停电，排长在点名后散会，班长召开班务会，大家互相认识。班长任万举是包头人，为人精明，但对我们上海很不错。副排长钟衍祥也住在我们班，他是保定老高三，学识广博，我十分敬佩。他个子很高，长脸长鼻子，大家都叫他 “老驴”。其实这个人除了脸稍长点，长得白白净净的，也挺帅的。只是这个外号不雅，且流传很久，十几年后我去保定，当地人依旧这么称呼他。
六班加上我们一共十六个人，四张大炕挤得满满当当。其中保定兵四人、天津兵四人、上海兵四人、北京兵一人、河南兵一人、青岛兵一人、包头兵一人。刚入班时，我对部分天津知青颇有意见，他们老使唤我们这些新兵打饭、打水。别的新兵上赶子跑腿，我却不愿顺从，没几天就发生了冲突，被他们几个天津兵好好教训了一通，虽寡不敌众，仍然不服。班里其他上海兵本就不是一个学校的，也互不熟悉，对此沉默旁观。只有我硬碰硬，常常吃亏。好在副班长郭祟福对我不错，任万举也处处照顾我，总算能相安无事的处下去。后来我才明白，这只是地域习惯差异带来的隔阂，并非谁本性恶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偏见才慢慢淡去。
这期间，受大多数同学的影响，我也开始了记日记。我虽然读书比他们少，不过记个日记还是会的。因当时社会影响和当时的教育，有很多同学还梦幻着有那么一天成为英雄人物时，日记会给他的英雄形象增添光辉。因此当时人们的日记记得挺有意思，但也有的人则写两种日记，一种是应付检查用的，一种则是倾述自身的爱恋之情、思乡之情与自身的痛苦与欢乐。那时我还想，怎么英雄人物死了以后的日记都是那么光辉伟大，有着那么多的绚丽灿烂的词汇和豪言壮语。我当时属于要求进步的，可我总也想不通，一些平时不怎么样的人，会在一旦被评为先进或是成为什么名人后，他的身上便有了无数的光环。是有人的死给当时执迷的我有了一点启示。
一个是自杀的，这是位女战友。在她死后，人们打开了她的日记，那里面全是红颜薄命之类的话。当时她为什么去死，在我来说是个迷，因她不是我们连的，而且我也不认识，她所在的连队离我们一百多里路，听也只是一些道听途说。而王朔的死，我是稍微知道一点的。当时在车上他就老吃镇定剂，分到五连后就发病了，后来要自己过黄河准备回家，在结冰的黄河上失足被淹死，尸体在第二年开春才打捞上来。挺惨的，好好的一个人就那样没了。
我自已的日记当时就突出不了重点，即没什么亮点，也没什么污点。还是在其他战友的帮助下，日记有了一定的提高，也能象其他大多数新战友一样，描写自己怎么战胜三关，怎样斗私批修，怎样触及灵魂、狠斗私字一闪念等。我记得后来连队曾让我写一篇发言稿，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让我修改了好几次都不过关，后来副指导员说这样也行嗓，比较朴实，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等等。那时不懂，现在才明白，就是我的话太普通太直白了，没有亮点。
很快就要过冬了，连队要储存冬菜，之前已派出老兵搞来了白菜萝卜大葱等，东西已到了黄河边，得把它们弄回来贮存起来好过冬。白天照常干活，晚上还要去拉菜，可那时还不知什么叫累，亦或那时年青不懂什么叫累，也可能不好意思说累。记得一次在地里干活，排长操着一口山西话问大家，同志们累不累？大家伙都说不累。他说，不累是假的，大家休息一会。他是大兵出身，倒是很实在。
渡口离连队不算太远，有六七里路，马车人车，接连不断，要穿过巴拉亥西头的一大片沙丘，去时空车无所谓，回来时车上装满了菜，还没到沙丘前，大家伙就憋足了气，一声呐喊，冲过沙丘。稍慢点，便窝在沙里，慢慢倒腾去吧。
马车拉菜还好说，有人装车，车把式只要把车赶好就行。其实是看着容易干着难，那时我是没赶过车，后来我也赶车了，才知道那活也有很多讲究，这是后话了。
我们普通班是人拉车，一个班一辆大车，班里只留一个看炉火烧水的，一般都是病号或是体弱的，其余十多号人全去拉车。那是在一辆大马车上用一根木杆横捆在车辕上，由三个力大的人驾辕，再拴上十来根绳子由前面人拽着拉套，空车时还需要有人在车后坐着压车。辕重，车上坐个人把车辕比重调整一下。其实当时不管是拉车的还是坐车的都苦的很。车要是走慢了，越走越重，只能跑起来。我那时肠胃就不太好，有时跟不上跑，累得都要吐。有时跑着跑着，胃、肚子痛得要命，当时还有人说我是装病，只得咬着牙，硬挺着拉车。坐在车上压车也受罪，人在车上被颠簸得能熟了，虽然在车上不累，可也没多少人愿意坐在上面，大家情愿一块拉车。
车到渡口，从船上或汽车上把菜卸下来再装到我们的大车上，经这么一折腾，土豆萝卜还好说，白菜就经不住搬弄了，菜叶子掉下一大片，满地都是。渡口的地都是滩地，很松软。装完车后，大车沉沉的，大家需要一起喊着号子，拉着车跑。有时车陷到坑里，越陷越深。有人就划拉一些干草或找一些硬实的东西垫车轮，实在找不到什么东西了，有人就干脆把棉衣脱下来往车轮底下垫。车拉出来了，大家一声吼，车又跑起来了。说着笑着，时间过得很快，连队很快就到了。卸完车后，人就跟散了架似的，洗脸的劲都没了，这时才知道了什么叫累。
入冬前的白天正常干活，晚上还要持续拉菜，往返渡口十多里，虽然人人疲惫不堪，有人累到呕吐、腹痛，但都在坚持跟着拉菜。上海兵爱干净，干完活习惯要洗洗，可锅炉房热水稀缺，常常到最后只剩下浑浊并发着臭味的黑水了。即使这样，也都凑合着洗了才睡。初到内蒙，气候干燥，南方过来的都会出现皮肤粗糙开裂。母亲给我带来的甘油，很快就被大家共用，食物也经常被互相分食。有人不舍得共享，偷偷在库房自己吃，被撞见还会遭到奚落。
这样的磨炼对我们来说还刚开始，一次次的考验还在后面呢。
拉完菜后搞冬煤、拉羊粪，这活是要到临河的师部供应站去拉。之前老兵们已这样干了好几年，所以他们是轻车熟路了。
黄河封冻后，我们拉着大车穿过马头湾，越过黄河冰道，直插临河。这样来回也有一百来里路。第一次拉着车走在黄河上，新奇的很，稍不留神就滑一个跟头。大马车的辕上横一根棍，由三个人驾辕。驾辕的人要是稍不注意，一脱辕，三个人都摔倒不算，所有拉车的人都得跟着挨摔。而且车还停不住，一个劲的出溜着往前滑。虽然危险，可人们的兴头却很高。老兵们说，这两年天气越来越暖，黄河上已看不到冰墙了。天冷时，只听到黄河上一声天崩地裂，就看到黄河上立起一道冰坡，几米高，挡在路上，车过不去，就连人也很难爬过去。后来我们也看到几处类似这样的冰坡，只是天不太冷，拱起来的冰坡都不太高，所以很快就能绕过去了。
早晨7点，天还不大亮，吃完饭就出发，每个班配备上几张炊事班事先烙好的大饼，一气跑到临河，早的下午3点多就能回到连队，迅速快极了。各班你追我赶，班里人员体质好的，远远的跑在前面，我们班经常落到后面。可我们班也有绝的，大冷的天，全都剃了光头，一过临河铁道，全都摘下帽子，大家学着电影里的样子呐喊着：剃了头的上啊！一阵风似的冲进了师部供应站。把车靠到车皮前，由等在那里的装卸工装车。趁装车的功夫，大家就把带来的大饼分分，一人一块，随便垫垫就算吃了。
一次在回连队时，我们车落在了别的班后边，前面的车把黄河上的冰压出了裂痕，发出了嗄嗄的声响，眼看着车停不住，想冲却又没冲过去，只听得“嗄”的一声，车掉进了冰窟窿。黄河的冰分好几层，一层冰一层水，所以车虽然掉了下去，却只是齐腰深。那时人也年青，不知道什么叫冷，破冰的破冰，推车的推车，硬是在冰水里走了一里多路把车弄上了岸。连长正好来岸边看到了，让我们赶紧扔下车往连队跑。大家还舍不得车，还想拉回去。连长又从其他班里抽了几个人，去拉我们的车。而对我们那些还磨磨蹭蹭不走的人，连长气得用脚踹，我们这才空着手跑回了连队。从黄河边跑回连队也有十来里路，老兵告诉我们不能停，一停裤子就成冰棍了，果然，还没等跑到一半，就听见身上发出了声音，原来棉裤已经冻成了冰砣，每动一下都会发出嚓嚓声响。我们几个上海兵的新棉裤，几乎就要折断了。凉干后，也一直留着当时冻折位置的一道道白印。这时我们才知道连长的苦心，他真是为我们好。
临河的活干完了，还会到沙漠里拉羊粪。我们算顺利的，除了每次让风给刮得没个人样外，没受过什么大罪。无非就是多吃了点沙土，眼睛都被风沙迷坏了。即使有好多人带有风镜，在那种风沙弥漫的天气，起不了太大作用。每个人回来后都看不到面孔，认不清谁是谁，连眼睫毛上都是沙土。但好在，都能安全的返回。在我们之前的一年，老兵们就经历过一次生死考验。
当时连队为了来年不误农时，决定在春节前的农闲时间把肥料攒足，准备到毛匠圪旦拉羊粪。当时连里运输工具只有几架马车，所以拉羊粪主要还是靠人力。
早晨出发前，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一排四个班每班架一辆大马车，用木杆横绑在车辕上由三个男战士驾辕，班里其他人员拉套。男排在前面开道，三排女战士拉着小推车随后。那时冬季实行两顿饭，上午九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饭后出发，一路顺利，但返回途中气候瞬间突变，沙漠里的天气变化太快，说翻脸就翻脸，气温急剧下降，被当地老乡称之谓白毛风裹着的大雪扑天盖地而来。这突然的变化致使战士们由于先前干活，随后拉着装满羊粪的车往回返，都一个个满头大汗，解开了棉衣扣子，有的脱下了棉衣，楞是没等反应过来再穿上衣服扣上扣子手就被冻僵了。而且漫天的大雪也己把道路掩埋，风雪弥漫之下，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加上寒冷、饥饿，致使战士们的体力严重透支，每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在变天后沙漠中的雪地里，没有了方向，没有了路，大家只能凭着感觉往前赶。
本来预计下午饭前就能回来的各班，到天黑了都没有回来。连里急了，申请团部派车去找。有的班找到了，接回来的人从车上下来都冻成了冰棍，站不住了。也有的班靠着自己把车拉了回来，有的人冻晕了过去，还死死的拽住拉套的绳子被拖在车后拉了回来。
当时留守在连队的二排四排和宣传队的人员都成了救护人员，三排有的女生被二排男生接到老乡家中。由于那时这些兵团战士缺乏冻伤后的急救知识，进到老乡家就一头扑向老乡家的热坑头。也多亏当地老乡这方面有经验，立即让二排战士用盆从屋外取来雪给被冻伤脚的女战士反复搓揉才使得大部分战友日后没留下后遗症。即使如此，仍有一位女战士由于冻伤严重，不幸被截去大脚趾。
那时有一位较熟悉的女战友李美华，听她后来说起她当时有幸穿着皮棉鞋。更主要的是，她的体力比较好。那些体力差的，走不动的，在寒冷的天气里更容易冻伤。
很多年后，当时的人们一想起当年在那样极端恶劣的天气里，战友们抗风雪战严寒，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够忍着寒冷和饥饿，没有扔下装满羊粪的车子，都感叹那时人们的精神境界是多么的高尚啊！

我入冬后因为水土不服，加上怕冷，出现尿频。沙漠里的冬天天寒地冻，睡觉的炕因煤不好还烧不热，整夜的脚冰凉的暖不过来，夜里要起夜十几次，好几次都来不及跑到厕所就在外面解决了。这事还出过两次洋相：一次夜里到是跑进厕所了，匆忙中没看清里面有人，进去就尿，结果尿到了正蹲在那里如厕的人身上。对方一喊，吓得我转身就跑，都不知道对方是谁；还有一次，出门实在憋不住，跑到墙角就书法，恰好被带着女兵执勤的甄副连长撞见，把我说了一通，那个难堪啊。后来去团部医院检查，才知道这是病，是寒冷气候与水土不服造成，服药之后虽然慢慢好转，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
连队离巴拉亥公社不远，有一里多路，星期天休息时便能到那儿去溜哒一圈，那里有供销社，有邮局，也有小饭店，可以顺便买点东西也顺便给家里发封信，那时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写几封信。小饭店里打牙祭也出过洋相，那时年青，熟悉的到了一块会弄点酒喝，一高兴便就喝多了。还有老兵看我说话都不利索了还要敬酒，朱泽智把碗夺过来没让我喝。即使那样，那天我回到营房里睡到下午天快黑，中间还吐了一次。即使喝到吐，还不是吐过一回，但在兵团的那几年，酒没能戒了。
我们比插队落户的强，每个星期都有休息，虽然到冬天时只吃两顿饭，而且还不能睡赖觉，还是到点要正常出操，然后空着肚子到地里干活，一直到快9点了才回营房，放下工具就吃饭。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可空着肚子干了半天活，早饿得什么似的了，一个个依然是狼吞虎咽，吃饭香着呢。那时冬天没有什么新鲜蔬菜，就是土豆、白菜、萝卜，还有自己腌的酸菜，好在每到星期天还能改善一下，多点荤腥。平常多是素菜，看到油腥味便都像没命似的。即使如此也还是有很多战友的指甲盖都反翘了起来，我的虽然不严重，但也不正常，只是翘的不太明显罢了。据说这是因为缺少蔬菜缺少维生素，还有的战友得了雀蒙眼，说也是因为缺少维生素。
巴拉亥在沙漠的边缘，秋天后，每天便开始没完没了的刮风，那句“内蒙古，内蒙古，一天三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比喻再次证实了这里风沙的可怕。风，还不算可怕，可怕的是那风卷带着的沙，扑天盖地，如万马奔腾，昏天黑地，人要是在行走在大风天里，只能撅着个屁股，背朝前的退着往后走。一天的风刮下来，刚收拾完的屋子，在那窗台上，马上就会积起厚厚的一层沙土。出去干活回来，人全是蓬头垢面的，看不清人的真实模样。天冷了，水也缺得厉害，早回来的还能打上热的洗脸水，晚回来的只能在锅炉房等着，就那也只能打点半温不热的黑乎乎的还带点臭味的水。全连就一口水井，350多号人，一人一盆水，一锅炉水一会儿就打完了。特别是女兵们用水更多，我们有时回去晚了就只能几个人用一盆水，一个人脸洗下来，那水就已经黑乎乎的，水面上漂着灰黄色的泡沫，第二个洗的人只能用手划开那泡沫，再用嘴一吹，两手往水里一掬，捧出一捧水往脸上一泼，卟噜卟噜，这脸就算洗完了。因此经常能看到一些人的脸还算干净，可脸下的脖子却黑得跟车轴似的，就是光洗脸而没水洗脖子的原因。平时洗脸水就少，到星期天大家都休息，水就更缺了。上海兵爱干净，一到星期天，早早的就都赶到井台上在那儿洗衣服了。等连队的其他人晚点去打水的时候，井里能打上来的水已经不能用，黑臭黑臭的了。
后来连里装了个水车，就是用大油桶改装成个水箱，装在小车上，套上个小毛驴，到黄河边去拉水，这下起码解决了喝水问题。因为黄河水不苦，还有点发甜。而原来我们喝的井水含盐碱量很高，水又苦又咸，洗出来的衣服晒干后，上面还会留下一片片的白斑。
好在团部有个澡堂，每年冬天还能轮到我们连去洗上一次。虽然离得很远，要走一个小时。不过那也快跟过年似的，大家乐得屁颠屁颠的，全连整队出发去洗澡。
第二年，我们排负责种水稻。
在连队营房的旁边的小树林西边有一片比较平坦可以引渠水灌溉的地，有二百多亩。刚入冬，我们排就投入了整地工程：平整土地、开挖水渠、垒筑田埂，把原本连成一片的荒地，划分成一块块规整的稻田，方便日后灌水、管护。
大渠来水后，开始放水。冬天修田埂的时候有的土都是冻土，一进水后便酥软坍塌了，还得站在冰冷的水里修补田埂，我腿上的静脉曲张可能就是那时留下的。
来水后排长领人在其中的一块地里撒下了稻种，并加盖薄膜用以保温育苗。那时塑料薄膜紧缺珍贵，育出来的秧苗远远不够栽种这两百多亩大田。等气温稍稍回暖，我们只能采用直播的办法，直接把稻种撒进地里。水稻最后虽也破土出苗，可种子用量大增，成本一下子高出不少。
那片地是由白浆地改造的，虽然经过掺沙子改良，但属于初次开垦，土质不稳定，也就是说，地还不熟。经过浸水后，粘土部分特别烂，有沙子的地方又比较硬，插秧时很是费劲。地多人少，连里还弄来了插秧机，但效果并不好。内蒙高原上的蚊子特别大，在稻田干活，得挽起裤腿，于是露在裤腿外的那小块腿便成了蚊子聚餐的地方。有一次在地里干活，师部来了不少人到地里巡视，看到我腿上的蚊子便喊道，你腿上这么多蚊子，赶紧拍。我放下手里的工具弯腰拍了下小腿，一看，手中竟然拍死了有十来只蚊子。“虱子多了不咬，”其实哪里是不咬，是被咬麻木了，被咬的地方都肿成一片了。我其实挺怕挨咬的，当年在乡下，我奶奶原准备让我留在村里，我就是因为怕跳蚤咬才逃回了上海。不过跳蚤咬后会痒上十天半个月的，因为痒，被咬的地方都被挠破，蚊子咬的包有半个小时就过去了。除非偶尔遇上臭蚊子，被咬后也会痒很久。
水稻长势还是很喜人的，稻田晚间还要派人值守。白天已经很热了，晚上在稻田里看地却要披上棉大衣。因为在沙漠边缘，那句“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描述也很贴切的类似我们那个地方。白天在地里看地到是不冷了，却是晒得够呛，出来一上午有时渴得不行，就爬在地边上捧点稻田里的水喝，觉得稻田里的水清澈，渠里的水浑浊。
由于我们的地是盐碱地，稻田里的水要经常换，我们稻田里是没有盐碱了，把盐碱都压到了周边，把周边的好地都给改造成了盐碱地。老乡们不干了，投诉了我们，再加上种植水稻的成本太高，比买溢价大米都贵，后来就没再种。
之所以成本高是收成太低了，不是我们的水稻长得不好。我们的水稻长得太喜人了，可惜，天不随人愿，正在水稻灌浆的时候，来霜了。虽然我们已经全力以赴，防止霜降，可惜回天无力，二百多亩的水稻只打了寥寥几千斤，多数稻壳都是半瘪或是空的。即使我们引进的是银川的水稻品种，无霜期短，却也没能战胜我们这里更短的无霜期。
不过我们自己种的大米是好吃，口感格外香。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连除了马头湾海子里有鱼外，我们还有大米，因此我们连逢年过节的饭估计要比团里其他连队的强。也因为连里有大米，团部经常来调运大米或鱼，那是给团部改善伙食或者是上面来人了。 三、黄河边
这一年夏天，黄河上游暴发洪水。
这时连队已经迁到马头湾了，接到上游泄洪通知时已是下午。连队安排我带人去黄河中的滩地——我们叫它 “台湾岛”的地方把岛上的牲口弄回来。那块地方，水位低的时候可以直接走过去，涨水之后就成孤岛。岛上放养着几十头牲口，必须紧急转移，一旦水位继续上涨，牲口会被洪水冲走。平日里水浅，牲口能从浅滩赶过去，如今大水已经下来，赶是没法赶回来了。我们赶紧去附近村里借了一条船，赶到那里时，天色已经擦黑。
等我们摇船赶到 “台湾岛”，黄河水已经漫上滩地，只有草梢露出水面，勉强能看出那边是陆地。那群牲口站在水里，瞪着眼睛，惊恐地盼着我们。这些牛、马、毛驴平日里不用，就散放在岛上自由自在地吃草饮水。而这会，那些小牛犊、小驴驹站在水里，战战兢兢，快要站不稳。我们把船靠过去，跳到水里，一头一头把牲口扶上船安顿好，这时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
我们几个人驾船的本事都不怎么样。于是让一名技术稍好的老职工摇橹，另外两名战士撑篙。木船“咯吱咯吱” 载着一群牲口，朝着黄河南岸摇去。
忽然船上的牲口一阵骚动，船体一歪，一头小驴驹受了惊吓，纵身跳进黄河。我一看不好，跟着跳下水，朝着前面黑乎乎的影子追上去。黄河正值汛期，水流湍急。这里虽不是主航道，但河床深浅不定，变化极快，刚才还浅的地方，转眼就能没过人头。前一年，连队一名天津兵，从浅滩涉水过去，原路返回时就被黄河冲走，几天之后尸体才漂上来。小毛驴也会凫水，小蹄子蹬得还插快。我奋力划水才追上它，把它拖到船边，船上众人伸手把驴驹拉上了船。
内蒙古八月的白天很热，一早一晚却是凉意袭人。下水抓驴时一心追驴，没觉得冷，等爬上船，凉风一吹，冻得我浑身发抖。刚才在水里一番折腾，船顺着水流往下漂，我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看见远处隐约有灯光闪烁，我就喊着往灯光那边划。
我一个劲嚷嚷朝灯光方向走，其他战友当即和我争执起来：“老宋，你让把船划到哪儿去？” 我说：“回连队啊。” 他们问：“连队在哪？” 我答道：“那片亮光不就是连队？” 有人说：”那不是连队，那是临河！”
我当时已经转向，还固执地和他们争辩。四下漆黑，目之所及只有远处那一点忽明忽暗的灯光，不是连队还能是哪里？直到有人提醒：连队的窗户都是朝南的，小油灯那点光亮，根本不可能传这么远。我这才恍然大悟，好在大家并没听我的，但这时船已经快要漂进黄河主航道了，凭我们几个半吊子驾船的本事，一旦进了主航道，顺着大水往下漂，船不翻就算不错，只是那样下去不知道要漂到何时才能靠岸。
通过众人一齐用力撑船，总算万幸，船终于靠上了南岸。这一番折腾，船已经向下游漂了三四里路，好在牲口都没损失。把牲口都弄上岸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这时都感觉到了饥肠辘辘，原来已经接近半夜了。
还有一次，也是去黄河中间的滩岛上赶牛群。同样是黄河涨水，连里派我和陶玉刚去把岛上的牛群接回来。当时是白天，天阴沉沉下着大雨，等我们赶到时，牛群已经泡在水里开始慌乱起来。牛虽然会凫水，但在洪水中会不受控制，而且已经有不少牛开始顺着水流向下游漂去。我俩来不及脱衣服，直接跟着牛群扎进水里。人穿着衣物在水里阻力很大，只能一边踩着水，一边往岸边赶着牛，一边还得把衣服的两个大兜外翻，这样起码减轻点水的阻力。手里的长木杆始终没丢，就这样顺着水流往下，边用木杆把牛往岸上哄，好一阵折腾，总算把牛群赶上了岸。
因为是慌不择路，上岸之后又进了泥浆地，有几头牛陷进了淤泥。在黄河边呆过的都知道，那种淤泥踩在上面不动没事，晃动后脚就会往下沉，一会就能没到膝盖。牛的体重大，蹄子面小，在这种淤泥里很容易就被陷住，不一会就只露出脑袋和大半个身子，四蹄全不见了。我和陶玉刚只好去把黄河冲下来的草根收集来垫到牛肚子底下，慢慢晃动牛身，等牛踩稳草根才能浮起走出来。但陷住的牛太多，我俩已经筋疲力尽，实在是有心无力了，这时还有几头困在泥里的牛在那里眼巴巴的盼着。好在这时马班的王建国发现了我们，赶紧骑马赶回连队喊来了人，人多力量大，所有陷在泥沼里的牛全部弄出来了，我俩这才得以脱身。这时我俩都已累得虚脱，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是连队其他人把我和陶玉刚架回的连队。 四、堵大堤
当年黄河水量远大于现在，上游用水量没有这么多。每到夏天洪水下来，巴彦高勒的磴口水闸就要开闸泄洪。磴口在我们上游，距离百十里地。大闸一开，大水漫溢，水位瞬间暴涨。黄河河床并不固定，河道经常漂移，和当地土质、风向都有关系。不过泄洪之前都会提前通知，让沿岸各个公社和兵团相关连队做好抗洪准备。
马头湾紧挨着黄河，洪水季节，河水能直接冲到营房墙根底下。
黄河年年汛期泛滥，某种意义上，也是丢卒保车：牺牲我们这一片，保全上下游。这年夏天，上游洪水又涌了下来。
黄河水位一涨，风浪就一层层啃噬堤岸。为了保住庄稼，我们必须守住黄河大堤。
洪水奔涌而来，气势汹汹。我们一滴滴汗水垒起来的大堤，被大风裹挟着洪水，几下就能冲垮一段。堤岸一旦决口，河水打着漩涡，裹挟着冲刷下来的草根，向下游奔淌。
男排、女排的战士一齐上阵，全都泡在水里泥里，连滚带爬。为了抵挡洪水冲击，扁担挑断了，肩膀磨破了。大家呼喊着，冲锋陷阵般一次次挑着泥土扔被汹涌河水冲塌的豁口。可收效甚微，战士们的汗水与付出，转眼就被洪水冲得一干二净。那时我们好像不知疲倦，不懂退缩。大堤冲垮了，就在后面再筑第二道堤坝；水漫了进来，就再拦再堵。一次次的抢修，依旧挡不住洪水的推进。有时，我们战胜了洪水，有时，洪水战胜了我们。有一次，失败了的我们，眼看着黄河水漫到了马头湾营房后边，眼前成了一片汪洋。那次房后的庄稼全部绝收，后来只能补种其它农作物。
说心里话，兵团岁月深刻影响了我的一生。当年连队一届届领导，无论熟悉与否，他们的模样常常浮现在眼前。我 1975年离开连队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直到今天，我依旧十分想念着那段岁月，那时的所有人都栩栩如生的在我生命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那时候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大家一同经历了一段艰苦的岁月。 五、脱坯盖房
连队原来在巴拉亥，后来整个连队搬迁到了马头湾。
那时我们排打前站，负责基建。从脱土坯到盖新房，八连整体搬迁到马头湾的全过程，我们排在埋头苦干。我们排在连里一直不算突出，从干部到战士，只会埋头干活，不擅长宣传。
沙枣花开的时节，我们在海子边摆开脱坯的战场。每人每天要脱多少土坯，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年团里为树立典型，在二连举办男女兵脱坯比赛。从清晨到傍晚，除了吃饭，女兵们一起一蹲，反复搬弄坯模。为完成任务，不少女兵到后来摇晃着站不稳，依旧咬牙坚持。听说最后女兵获胜，被树为典型到处宣讲，但又闻说很多女兵就此落下了严重病根。
我们排没有搞这种比拼，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排一直不温不火。
别看那时就拿那么几块钱，但大家都很自觉。不用喊不用叫，每天早饭前，各自会到海子边去备好土，浇水闷上；回去吃完早饭再来，泥土已经闷透，和泥更容易，脱出来的土坯质量也好，不会夹杂土块。脱坯每天有定额，早早完成就可以早早休息。当时都是两人一组搭伙干活，互相搭伴，干活也不觉得苦。那时候还没有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一说，后来盖房了，小工多用的女排战士。
海子边干活是种享受。休息时躺在沙枣树下，闻着沙枣花香，心旷神怡，干活的疲惫全都抛在脑后。那时候年纪轻，再累，歇一会儿就能恢复体力。
土坯备齐，就开始盖房子。
当年那些老兵就是比我们强。盖房，把角，夯地基，砌砖、垒坯，个个都是行家。我给原来的班长贞田打过下手，给排副仲平当过小工，青岛兵利子也是高手，把角吊线，那叫一个利索。眼看着房子一点点成型，眼看着房子上了梁封了顶，一幢盖完又盖一幢，从此，马头湾告别了住土屋的经历，住进了我们自己盖的营房。
1997年我重回马头湾时，当年我们亲手盖的房子还在。只是留在那里的只剩几名老职工和一名老兵，各地来的知青都不在了。
六、偷苹果
“偷” 这个字，原本和我相距很远。这一生中几乎没做过偷窃的我，唯独偷吃苹果这件事，长久留在心底，难以忘怀。
那是刚到兵团分到班里的第一个星期天，排里安排我和七班姚瑞生（外号勺子），给马头湾的三排送苹果。小毛驴车装上几筐苹果后，我们就上路了。
马头湾离连队有十来里路。车子刚驶出营房，勺子便伸手从筐里摸出两个苹果：“吃。” 递给我一个。
我不敢接。
“吃，怕什么？”他一边说，一边把苹果在衣襟上蹭了蹭。那红红的苹果一下子被擦得鲜亮。我也被勾起馋意，学着他的样子，在衣服上用力擦了擦，连皮啃了起来。
毛驴车慢悠悠往前走，我和勺子啃着苹果。九月末的秋日，一丝风都没有，蓝天透亮，心情格外舒畅，苹果也格外香甜。好像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苹果，又大又红。勺子又吃了一个，我没有再吃。心里还隐隐不安：我这是不是犯错误了？这算不算偷吃国家财产？我心里开展斗私批修，七上八下。勺子却若无其事，大声吆喝着毛驴，赶着车往马头湾走。
回去之后，我并没有向组织汇报偷吃苹果这件事，也没有揭发勺子。这件事一搁就是好几十年。如今常常吃苹果，就算是名贵品种，细细回想，也比不上当年偷吃的那个苹果。
可能是特定环境、特定心境下吃到的苹果吧，因此，我永远记住了它。 七、宣传队
王指导员召集所有上海兵到连部，让每个人试着说普通话。连队准备组建宣传队，打算从上海兵里挑选新人，补充新鲜力量。就这样，我和朱泽智、许立宜、张力，女战友有时丽娟、张翠花几个人，被选进了宣传队。
宣传队是业余的。也就是说，白天得跟着班里下地劳动，清晨和晚饭后休息时间，到连队大礼堂练功；有时候怕吵闹别人，就去沙漠里练习。
这是赶鸭子上架。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文艺宣传，快二十岁的人，还要压腿练功、学跳舞，简直是遭罪。
我的韧带很硬，一举一动都僵硬呆板。清晨练功，成了我最害怕的事。每天天还没亮，大家还在熟睡，我们就要起床到大礼堂，贴着墙根练功，无非就是压腿、下叉。我的韧带差，腿踢不高，也压不下去。几个老兵帮忙，有的抱腿，有的按头，每次都疼得我满头大汗。因为腿硬，常常被老兵训斥，抬不起头。有时候疼得忍不住喊叫，就转到沙漠里练，那里空旷，喊多大声音都没人听见。老兵嫌我们惨叫难听，就拿大棉袄蒙住我的头。
坚持一段时间，加上自己苦练，好歹我们几个上海兵的韧带都练开了。我的腰腿柔韧性甚至不比别人差，腿那时能踢到头顶，一字叉、八字叉也都能完成。可我天生缺少舞蹈悟性，动作怎么跳都难看。有一次排练，以前也在宣传队后来退出了的北京兵大费，看我跳舞实在别扭，笑得趴在地上。说来也巧，当年学校里原本有不少有文艺细胞的人，却没有选他们，反倒挑了我们这些门外汉，让老兵拿我们打趣。许立宜、张立比较机灵，懂得变通，少吃很多苦头。我不开窍，别人说我笨，我还不服气，硬顶回去，常常弄得气氛尴尬。
不管怎样，我们这群新手，经过半年多训练，真的登台演出了。当时团部唐干事、刘干事和师部梅干事在我们连蹲点，帮我们编排一组节目，素材改编自连队创业事迹。节目到团部演出反响不错，又去师部参加汇演。演出结束后，师部安排我们代表二十三团，又到各个团巡回演出。
之后我们还去杭锦旗县城做汇报演出。虽是本县，离连队却有五百多里路。一辆大卡车一路颠簸，早上七点从巴拉亥出发，抵达杭锦旗已经下午五点多，人几乎被颠散了架。我经不起颠簸，车子晃得厉害就拉肚子。战友们还取笑我，说是嘴馋才闹肚子，实在冤枉。
我本就不是跳舞的料，再怎么培养也难有起色。第二年盛指导员到任后，安排我改学吹笛子了。
那时候年轻，积极性高，每天凌晨两点多就爬起来，到营房最东头一间空屋练习。天气寒冷，手指冻得麻木不听使唤，也咬牙坚持。三个月下来，好在勉强可以伴奏了。只是冬天气温低，音准受影响，笛子又是乐队主旋律。我怕冷，手指冻得伸不直，像鸡爪子一样，按笛孔十分困难，发出的声就时就不准，便常常遭到责备。朱泽智拉手风琴，演奏水平也牵强了点，我俩算是同病相怜了，所以到相处的挺融洽。
在业余宣传队期间，先后经历了三任指导员。带我们起步的是王指导员，现役军人，善于做思想工作，为人正派。我们到连队没多久，他就升任师部教导队任教导员，调走了。第二任指导员也是现役军人，天津人。可他任职不到一年，也调走了。后来军垦移交地方管理，盛指导员到任，他原是劳改农场副场长，来了后抓宣传队工作很紧。正是他到任之后，启用了我和朱泽智这样的新人吹笛、拉琴。现在回想，当年自己拼命苦练，无意间成了人事矛盾里的棋子。好在虽然那时社会上阶级斗争氛围浓厚，但兵团内部受影响相对有限，文艺节目也都是歌颂兵团战士。就算放到今天看，也十分可贵。尤其在没有通电的条件下，点着油灯排练，点了汽灯演出。节目水平高低暂且不论，那股精神值得怀念。
那时候娱乐匮乏，一年看不上两场电影。大多是各个连队自编些小节目，一是自娱自乐，二来也带有鼓舞性质。水平高一些的，还能到其他连队甚至到各个团汇报演出。我们连因为有师部和团部的宣传干事来蹲点，树立了典型，排了一台节目质量算是不错，所以能赴师部演出并去各团巡演，甚至还去了杭锦旗县城汇报演出过。
外出演出，伙食自然比连队强出好多。连队日常主食以粗粮为主，做得粗糙。就算细加工，也无非是把棒子面窝窝头做成发糕，发酵不好时还略带酸味。我那时候饭量大，要求也不高，不管吃啥，能填饱肚子就行。而几次外出演出，虽算不上山珍海味，至少能吃到荤腥，起码也算改善伙食了。只可惜我肠胃不给力，外出就要坐车，坐车就会受到颠簸就会闹肚子。那时不懂，以为是吃坏了，还被讥笑没出息。后来回上海检查，才发现是肠胃有问题，住过几次院才治好。
当年我在舞台上是什么模样，自己无从知晓，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想来形象不会好，不然怎么会把北京兵大费笑倒在地。不光是我，朱泽智、许立宜他们跳舞我看着也一般，不知道他们眼中的我又是何等模样。 八、毛驴班
我在兵团最后的一年多，待在毛驴班，其实编制仍是六班，只是多了一项业务。除了田间农活，连队有小量的拉货任务，或是有人外出前往团部、探亲等，都会用上毛驴车。
兵团的建制分工虽相对单一，农业连队主抓农业，工业连队负责工业，但各个连队、各排各班在实际工作中，任务大多是综合性的。我们班除了种地、盖房，还要照看一群小毛驴，所以大家也把我们班叫作毛驴班。驴班就是六班，依然归二排管辖，不出车、没有专项任务的时候，就跟着排里一起下地干活。驴车也不是专属车辆，别的班组有事想用、打算自己赶车的，我们就过去帮忙把车套好，交给他们自己使用；女排借车也是一样，但得给她们挑选性子老实的毛驴，不然这些灰毛驴心眼多，会变着法子折腾人，不然怎么都管毛驴叫灰毛驴呢，不是颜色灰，是坏的意思。
毛驴班，顾名思义，日常打交道的都是驴。
连里当时一共有十几头驴。这些毛驴据说当初是按肉驴买回来的，十六元一头，后来连里没舍得宰杀食用，便留下来饲养，让它们干活。网上描写驴的文字是这样的：形象似马，却不威武雄壮，头大耳长，胸部稍窄，四肢瘦弱，躯干较短，颈项皮薄，蹄小坚实，体质健壮，抗病能力很强；驴皮实粗放，不容易生病，性情温驯，吃苦耐劳，听从使唤。这番描述，比民间对驴的评价要高不少。在当地老乡眼里，驴性子邪，纯是灰毛驴。当地人说，没剪鬃毛的公马，眼睛雪亮，冬天第一次踏冰过黄河，只要沿着老马走过的路，就不会掉进河里；毛驴却不一样，眼里全是鬼气，哪里脏、哪里乱、哪里难走，它就专往哪里钻，一副欠打的样子。
跟驴相处久了才发觉，毛驴其实很聪明。它驮着人往树下钻、往墙上蹭、专挑坑洼不平的路走，都是想方设法甩掉身上的负重；往树下跑，是想借着树枝刮掉背上的人或者东西；往墙上蹭，是试图把身上的负载蹭落。毛驴身形弱小，谁都可以随意驱使它。不像马，不熟悉马性子的人，不敢轻易上马背或是套上辕使用；唯独毛驴，谁想用就用，谁想骑就骑。它只能用这种无声行为来反抗，反倒给人们留下了恶劣的坏印象。
其实毛驴和其他牲口一样，性情天性也是温顺的。彼此熟悉之后，你看它的眼睛，十分纯净，长长的睫毛下，水汪汪的大眼睛清澈透亮，看不到一丝邪恶。毛驴和那些高大烈性的大马、长着犄角却性情柔和的牛一样，眼神温顺清亮，有时甚至会让人猜想，它们莫不是美女转世？它们不会说话，或许眼神就是在表达内心的感受，只是人们不肯投入这份温情，自然无法和它们心意相通。
我们班除了日常下地劳作，还要承担马班不愿接手的零碎活：比如去团部取小件物品，战友托运的行李到了，要赶往团部或者车站去取；还有送人去团部之类的差事，总之都是随叫随到的活。那时候，大家从不会讨价还价，安排干什么就干什么，谁多跑一趟、谁少跑一趟，没人有过计较。现在回想，每月只有几块钱津贴，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那片土地，到头来只落下一身病痛，青春也被耽搁，好像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都没有得到。可是在苦难中磨砺出来的意志，又是物质无法衡量的。所以当年的兵团人，一边感慨苦难，一边深深怀念那片魂牵梦萦的土地。
兵团当年的驴车，并不是如今常见的那种：一头小毛驴拉着小车，慢悠悠在小路上行进。我们的驴车装备齐全，像大马车一样全副武装，配有夹板、套具，套具上还拴着铃铛。一辆车并排套两到三头毛驴，赶起来速度飞快。毛驴不像马那样听话，也不曾对它们进行过驯化，只是逮住套上就用，而且每头驴也不曾专属，逮到谁就是谁。班里小旦喜欢耍酷，想把驴车弄成大马车的样子：一头驴驾辕，前面套两头拉长套，觉得那样更威风。可这些驴从来没经过调教，根本听不懂吆喝，大鞭子一抽，驴四处乱跑，连驾辕的驴也跟着乱冲。他的这次尝试，最后以驴车翻进沟里宣告失败。没经过驯化的毛驴总归还是有点野性，不似内地农村的驴都调教过的，能跑长套跟马一起拉大车。
为了让每辆驴车都挂上铃铛，整班人员曾借着去临河出车的机会，在街上顺了十几个自行车铃。当时时间尚早，打算去临河电影院看电影，谁知同行一位战友上电影院台阶时脚下打了个趔趄，兜里的铃铛 "叮铃当啷" 地掉了出来。几个人吓得铃铛没敢捡，电影也不看了，急忙跑回去赶着驴车回了连队。自行车铃不如马铃好看，但稍加改造，声音更嘹亮：拆掉铃盖上的螺母，做上挂环，再加装两个铃锤后挂在夹板上。一辆驴车装扮得如同大马车一般，"当啷当啷"，走到哪儿响到哪儿，当时也是图个开心，图个甩脆。
毛驴很有个性，俗话里说的 "倔毛驴"" 顺毛驴 "，可能就是这么来的。毛驴性子倔，你越打，它越不听使唤，打骂只会让它更加执拗；若是顺着它的性子，它反倒会安分些。当年我们有些赶车的战友不用鞭子，而是拿锹把赶驴，驴挨了打，没办法，只能撅着屁股往前狂奔，即便这样，还有人嫌跑得不够快。有一次从临河返程的路上，一位老兄嫌自家驴不听话，硬生生把那头驾辕的驴给打死了。等我们赶到时，驴已经倒地奄奄一息，大家赶紧趁着它还有一口气，当即杀了它剥皮取肉，骨架子就扔在了路旁；那张驴皮裹着一点驴肉，挂在我们车后面带了回来。那时候连队管理已经不像早先那么严格，一头驴就这么没了，也没追究责任，倒是战友之间狠狠数落了那位老兄好几回。
那时的毛驴是集体财产，谁都可以使用。有些无需连队派差的事，比如当年谁要去团部或者外出办点私事，图个方便，也会来借驴车。因为不是派差，班里就不派人，仅把驴车借给他们用，这时一般只给他们套一头驴。不是驴班的，特别是女兵赶车，就算给套两头驴，她们也驾驭不了。一次一位女战友就曾赶着毛驴车从连队去团部，说行到半路，毛驴突然跪倒在地；其它女兵赶驴车时也发生过，她们把这个地方叫作卧驴口。我知道，她说的那是巴拉亥通往团部途中的那片沙漠，路上有一片坟地，很多被黄沙掩埋的坟，大风一吹，又重新露出来。我也曾多次赶驴车从那里经过，却从没遇到过这种怪事。老说法是男孩子阳气重，邪祟不敢靠近；女孩子不一样，毛驴能看见不干净的东西，女孩的阳气压不住，走到那片乱坟岗，毛驴受了惊吓，就跪下了。真相究竟如何，只有天知、地知，还有当年那头毛驴自己知道。
或许是从小就喜爱小动物，就连这种不被人待见的毛驴，我也觉得十分可爱。有时候赶着驴车前行，便会胡思乱想：毛驴的模样怎么这么奇特？腿为什么不长在身体两侧？要是像人一样，腿向两边生长会是什么样子？倘若它们还长出翅膀，又会是什么模样？赶车的间隙，脑子天马行空，把毛驴想象成各种各样的样子。
驴子食量不大，个头比不上马，外形也没有马潇洒，干不了重活，待遇自然比马差很多。后来我们还是给驴子们争取到了一些饲料，黑豆是想都别想，能弄到玉米就很不错了。
我们连队还有一头大公驴，是关东驴。这头驴算得上帅驴，不只是驴里的佼佼者，也是全连牲口里的 "贵族"：伙食好，皮毛打理得油光锃亮。它专门用来配种，不用下地干活，只有畜牧排排长偶尔拿它当坐骑。只要看见连部门口拴着这头大叫驴，大家就知道，畜牧排排长来了。
我们的驴子都是散养，干完活就放开，自己在外觅食吃草；要用的时候再出去捕捉，抓到哪头就用哪头。驴群里有这头关东驴的后代，毛色和它一样，黑背白肚皮，可惜体型小了一大截，算不上 "富二代"，只能跟着驴群一起拉车干活。或许带着一点高贵血统，拉车的时候总歪着脖子、昂着头，瞪着眼怒视人，脾气很大。我曾经试着骑它，它不肯，好几次直接把我掀翻在地。小驴驹性子倔，不服人骑。当年骑驴不备鞍，拴上缰绳，直接跨上驴背就走；老话讲 "马骑前，驴骑后"，骑在驴身后，没有抓手，双腿夹不住，便会被它蹬几下后摔下来。要是夹得紧摔不下来，它就专往白刺丛里钻，或是蹭向沙枣树，非要把人甩下来才罢休。后来跟它相处熟了才慢慢听话。
有了饲料，我们经常投喂它们。后来只要我们一敲脸盆，毛驴就会从四面八方奔过来，知道有好吃的了。之后好几头母驴都产下了小驴驹，小家伙浑身毛茸茸的，十分可爱。出车的时候，小驴驹跟在母驴身后，蹦蹦跳跳地撒欢。和我们熟悉之后，只要屋里门缝留一条缝，它们就会挤进来，把头伸到床前，用温热的鼻息拱我。有几位战友嫌它们吵闹，所以这些小驴驹子唯独和我以及跟另一位战友亲近。早上起来，我们会喂它们点玉米粒，还会把剩下的窝窝头、发糕分给它们。它们会直接凑到手掌上来啃，弄得手心痒痒的。有人打趣我，说这些小驴驹就跟我的孩子一样。班里除了老邓和小旦不喜欢它们，其他人待这些小家伙都很好。
说到住屋，那时我们已经不睡土炕，改睡床了。当然所谓的床并不是木板床，是砍来树林里的小柳树搭建的：在林子里挑选粗细均匀、树干笔直的小树砍回来，一根根对齐，用铁丝捆、钉子钉，做成床板框架，外侧再钉上木板，上面铺上蒲草垫，在当年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床。做床的柳树杆不剥皮，柳树生命力极强，没过多久，床架和立柱上就会钻出新芽。一间屋子住七个人，进门靠窗的位置是小旦的单人铺，其余都是上下铺。现在回想，条件很简陋，但在当时已经觉得很好了。不像在老连队睡大通铺：一进门两间屋，每间屋里两边各一个土炕，两个炕中间只剩很小一块空地，人一站就挤得满满当当，一个炕上睡四个人，不大的屋子要塞八个人，晚上出去一趟，都不想再进屋，味道很重。现在虽然也是六七个人、有的房间七八个人同住，但屋子比原来大一半还多，南北两面都有窗户，通风透亮；搭好的床自带框架，挂上蚊帐，就拥有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小空间。
我除了养着这群毛驴，还收留了不少猫，最多的时候有七八只，现在都想不起来当时拿什么喂它们，让它们赖在我这里不肯走。猫喜欢扎堆睡觉，大概老邓的床位位置好，或是气味合它们心意，这些猫们总爱卧到老邓床上。老邓一回来看见床上有猫，抓起来就往我的床上扔；可等老邓一走，猫又重新回到他床上趴着。小驴驹每次进屋，会挨个嗅闻每个人，它们知道老邓和小旦不喜欢自己，从来不到他俩铺边去；嗅到谁跟前，谁就抓一把玉米粒放在手心喂它们。

我当班长之后，青岛来的大个房有贵做了班副，我俩相处很合拍。我这人偏感性，对山东人天生有好感，所以在班里配合十分默契。我们俩都会剃头，头发长到一定程度，就互相帮忙理发。这时已经不像刚到兵团那会儿，头发剪得极短，戴上帽子几乎看不见头发；但大家都不爱留锅盖头，鬓角稍微留高一点，被理发的人还会不高兴，尤其是天津战友，喜欢留宽鬓角，觉得那样帅气。那时候的审美和现在不一样，连队按部队要求管理，头发必须剪短，大鬓角一定要剃掉，所以给战友理发，常常是吃力不讨好：好不容易等到休息，有人来找你剃头，不帮着剪又不行，连队会理发的就寥寥几个人，忙活半天，剪得不合心意，对方还会不高兴，连声谢谢都没有，嘟囔着就走了。当然，这只是极少数人，也只是刚到连队那段时间，后来情况好多了。一来连队管理没那么严格了，二来大家相处久了，彼此也更包容了。话说回来，我和大个互相理发，不管剪得好坏，他从不挑剔，我也不计较，剪成什么样都无所谓。
有一天我正发着高烧。那是我到兵团后第一次生病，其实就是感冒，可高烧一直不退，已经两天没好好吃饭了。卫生员英明开好病号饭的条子，又去炊事班叮嘱做好了面条，还亲自把饭送了过来。平常看人家吃病号饭挺羡慕，真来了病号饭却没了胃口，浑身难受，嗓子疼，昏昏沉沉的，只想睡觉。这两天我发烧，徐森就把下铺让给我，自己爬到上铺去睡；因为生病，我这两天也没有出去喂驴，再加上昨天兽医站来给毛驴打了防疫针，这几天不用出车，毛驴也没有活要干。
我们住的房间，夜里睡觉从不插门。
迷迷糊糊间，一股热乎乎的气息扑面而来，接着有毛茸茸的东西凑到跟前，一团湿软黏滑的东西舔在了我的手上。
"宋培华，你的驴儿子又进来了！" 小旦大声喊道。
我醒过来，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一头小驴驹正在舔我的手。大清早，这头小驴驹不知怎么拱开房门跑了进来，而且一来就是三头，小旦气得大声嚷嚷，我也被驴拱醒了。小驴驹闯进屋，加上小旦一嚷嚷，我彻底醒了。虽然浑身酸痛，还是得起身活动。我从麻袋里抓一把玉米粒喂完小驴，然后把它们赶出门外。
这时英明又端着做好的病号饭过来了。病号饭其实就是面条，煮得软烂，上海人叫烂糊面，但在当年，能吃上这个已经很难得。就算想泡病号，卫生员或者医助不开条子，炊事班不会单独做。连队卫生室当时有两位上海兵，李璞璞是医助，王英明是卫生员，我们关系很好，我生病，他们十分关心。那几天我确实烧得厉害，高烧到三十九度多。身上难受，病号饭也没有胃口："你们谁想吃谁吃吧！" 我勉强吃了一点，剩下的让别人帮忙吃了。
虽然是盛夏，但内蒙古的夏天并不酷热，发着烧，我更不想出门。就在这时，连里来人传话："打井队那边需要胶泥，你们赶紧安排拉两车过去。" 昨天毛驴打完防疫针之后就散放出去了，这三天不能干活；就算抓回来套上车，也出不了力气，说是打完针之后驴浑身发软，没有劲。可打井队的胶泥必须送过去：团里来马头湾打过好几次井，都因为地下流沙层，钻头陷进沙里拔不出来，一个钻头价值上千块。这次吸取教训，往下钻井的时候，随时灌注胶泥护住井壁，防止流沙坍塌把钻头埋住，钻头才能顺利取出。钻井开工之后不能中断，胶泥供应不能停，连部派人来通知，说明现场胶泥快要用完了。
我还没开口，屋里几个人就嚷嚷起来："驴都打针了，没法出车。"" 让别的班去拉吧！"本来毛驴打完针需要休养几天，我们这些人也可以跟着歇两天，连队这两天也没有给我们班派活；其他班组的任务应该都已经安排妥当，临时再抽调人手不一定好找。而且来人只是传话的，光抱怨解决不了问题，这活还是要干。我没有过多解释，只说：" 算了，不就是拉两车泥吗？没有毛驴，我们人去拉。"
说完我出门去推车。这些驴车都配有套具和车架，比普通平板车重得多。我连着发烧几天，没好好吃饭，身子发软，平时力气不小，这时推一辆空车都觉得费劲。好在徐森几个人看见我准备独自拉车，也都赶紧跟上来，拿锹的拿锹，推车的推车；后来大个回来，见我们不在屋里，也寻了过来。
马头湾北靠黄河，南临库布齐沙漠，土质混杂，既有胶泥地，也有沙土地。打井的地点离营房不远，那一片是沙土地，胶泥要跑到远处的胶泥地里挖掘。平时毛驴拉车，我们只需要坐在车上赶车，不觉得沉重；现在同样一车泥，靠人力拉动，才知道牲口的力气确实比人大的多。几个人连推带拉，一车泥在沙土路上前行，脚下沙土软软的，重重阻碍车子前进。过连队沟渠的涵管时，我使劲拉扯，差点栽倒，徐森赶紧换下我，才把车拉上坡。一上午一共拉了两车胶泥，够打井队用两天。两天之后，毛驴打完针休养期满，就可以重新出车干活了。
好在这次连队的井总算打成了，装上压水机，反复按压手柄，就能把地下水抽上来。深水井的水好喝多了，再也不用喝老连队那种又苦又涩的臭井水，也不用守着旧井，一桶水半天打不上来。那口由甄副连长带着我们亲手挖出来的土井，就此完成使命，被闲置在一旁。
我离开连队的第二年，曾经回去过一次，却没有见到那些小驴驹。我本以为它们已经长大了，问后才得知，我走之后没人照料，那些小驴驹多数都冻死了。
人员情况也让人唏嘘，五十年过去了，如今驴班的小旦（李砚友）不在了，勺子（姚瑞生）不在了，大个（房有贵）不在了，甄副（甄志新）也走了；老邓听说前些年也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侥幸救回来，但身体状态一直不好，很久没有见他了。当年一幕幕场景总也忘不掉，只是成了再也回不去的那段岁月，只有战友们的模样，依旧鲜活地浮现在眼前，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