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红

城南听雨

　　红军的红，是因为他们是伟人缔造出的正义之师，就算心中有再大委屈，他们仍可以为中央纵队顺利过桥而死战不退。他们是以自己的生命换来长征的伟大胜利。这几句话本来应放到本作品的后面去写，但在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湘江血战拍得是如此惨烈，以至血染江水，血色雾气弥漫战场，写这几句只是有感而发，也是向英雄和烈士们致敬。

1933年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曾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结识王明等人，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他们实际上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实际指挥者，主张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而老蒋那边，调动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军事方面更为谨慎，“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在江西瑞金沙坪坝，李德坚持以他拟定的指导书制定做战计划，一个字都不能更改。周恩来讲，湘赣苏区有他们的实际问题。李徳态度强硬：“如果他们自以为是的话，还要我这个军事顾问来干什么？”博古找周恩来谈话，说：“我想在二苏大之后的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当中，提名洛甫同志来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毛泽东同志只担任中央执委会主席这一职务就可以了。”“有这个必要吗？”周恩来提出异议。博古却说，“毛泽东同志他不管政府的日常事务，做个苏联的加里宁挺合适的呀？我和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沟通过了，你找机会通知他一下，让他在思想上有个准备就好。”

　　中央红军东线防御阵地炮火连天，江西瑞金遭敌机袭扰，防空洞是挤满了人，李徳还要不管不顾地抽上一袋。巧的是，毛泽东与李德被人挤在了一个狭小空间里，不小心头还碰到了一起，两人你看我一眼，我睃你一回，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

　　“往里走，往里走。”

红十七师政委王震挤过来说，“毛主席，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关于我们湘赣苏区的反围剿做战方案。”“我已经不负责军事指挥了，”毛泽东说，“你去找，找那个抽烟斗的李徳。”“他根本就不看我们的报告，要求我们按他规定好的做战指导书去打仗，这指导书上，连堡垒的布署位置和尺寸都画好了——可他根本没去过湘赣省啊！”“又是堡垒战，消耗战，”毛泽东说，“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扛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我也表达过置疑，可李徳同志说了，这是苏联红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我们必须要遵守、尊重。”毛泽东低头想一下，抗声说：“御敌于‘国门’之外，与之打堡垒战，不是胆小就是狂妄，胆小是右，狂妄是左，中国的革命，左不得也右不得呀！”

　　陈庚过来通消息说，有人给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打报告，要求枪毙肖劲光，咱们是不是跟李德去说一说呀？”毛泽东：“王稼祥是总政治部主任吧，是他吧？我马上去找他，我现在就去。”有人提醒，“警报还没解除呢。”陈庚说，“我刚才看到王主任在那边。”

　　毛泽东挤着往外找，走不远看到王稼祥：“稼祥同志，我听说有人给你写报告，要枪毙肖劲光？”“对。““肖劲光的问题早有定论，他原本就不应该承担黎川失守和许湾战败的责任，为什么非要置他于死地？”朱徳也挤了过来，站一旁说：“老毛，闻楚歌而知汉意，他们这一套啊，跟去年批罗明，批邓、毛、谢、古是一样的。”“是借肖劲光针对我毛泽东吗？我头上现在巳经有三顶帽子了，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右倾保守、富农路线，已经被搞得很臭了。何必呢，何必再拉一个肖劲光跟我垫背呢？”王稼祥：“泽东同志，对于他们搞得这一套，我是完全不能苟同的。参与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之后，我王稼祥就不是以前那个王稼祥了，前三次反围剿，都是由你来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虽然没有用你这个老中医，但是，还是用你的老药方，照样打赢了。现在倒好，所有的军事指挥都听那个洋顾问的，可是结果呢？”朱德插话，“稼祥同志，你比那些看到的都是洋顾问条条线线的人清醒多了，他们看到的都是教条，看不到蒋介石的堡垒、铁丝网。”王稼祥这时已经明白这事该怎么处理了，防空洞内，就直接对李徳说，（关于处理肖劲光的这个文件）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是不会签字的。

王稼祥也有过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留苏背景，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被炮弹气浪推了出去，腹部留有弹片，形成腹膜炎，病情一直拖着。但这人说话冷静，而且有几分胆气，看明白了，敢说岀来：

　　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围剿军分两路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与李德亲赴前线组建野战司令部应敌，依旧实行保守主义的战略战术，两万余名红军战士，在长达四十华里的开阔地面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重火力攻击下，红军部队伤亡巨大。林彪电告指挥部，要求“把部队撒到广昌城外，否则，没到决战的时候，我们的有生力量就打光了。”镜头转一转，毛泽东来到位于沙坪坝的中共中央办公地，向周恩来辞行，说要去会昌做调查研究。周恩来问：“现在我们还有打到外线的可能吗？”毛泽东说，“只要人在，就一切有可能。人不在了，就算守住广昌，又有什么意义呢？人地皆失。”

　　战至4月28日，历时18天的广昌战役以中央红军全面撒退，敌军占领广昌而告终。李徳又在推脱责任。彭德怀豁出去坐牢，提着背包来到广昌头陂镇指挥部，对这个总指挥说：“‘短促出击？好我问问你，没有子弹怎么办，没有重武器怎么突击！现在我们的战士是在拿命和敌人打消耗。人命啊，耗得起吗？你怎么不带着飞机大炮坦克来中国打阵地战呀！”又说，“我们红军，在闽赣打了七八年，好不容易才打下这块根据地。可现在呢，部队是越打越少，广昌战役，光我们红三军团就牺牲了两千七百零五条人命，这就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行李我带来了，我跟你们回瑞金，撒职、公审、杀头，随便！”

　　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开始向中央苏区发起进攻，红军损失惨重，阵地仍不断失守，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打破敌人围剿，几无可能。在沙坪坝的总结会议上，中央书记处书记洛甫也是忍无可忍，斥责李徳：“李徳同志，请问，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坚持这种错误的打法？”李徳无言以对，顾左右而言他：“博古同志，下次给我泡咖啡的时候，不要用这种水。”洛甫与博古发生争执，博古认为洛甫在军事方面没有发言权。洛甫说，“事关中国工农红军的安危，我当然有发言权。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徳，我们要有自己的主见。”会议上开始提出打破敌人重围转移到外线去，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而最终的方案还要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毛泽东在会昌召开了粤赣省干部会议，了解南线形势，发展地方武装和开展游击作战，恢复钨矿开采，和白区恢复贸易往来。这是何长工在向毛主席汇报南线战事：

　　这是接任二十二师政委的黄开湘：

　　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毛主席：“恩来常常说起的程咬金式的斧头将军是你吧？”“报告主席，我可没有程咬金那么勇敢。”“跟随方志敏闹革命，又让恩来念念不忘，我看你比程咬金有过之而无不及嘛。我听说你有三件宝贝，可以让我见识见识吗？”“没问题，毛主席。”“黄开湘开始往外掏：“这第一件，就是这块怀表，这是第四次反围剿，我率领八十二团在中央苏区作战的时候，周副主席送给我的。第二个，就是这把手枪，这是朱总司令见我用斧头杀敌的时候，特意把佩枪摘下来给我的。”然后撩起衣服说这个第三件，“就是这把斧头。”那斧头借助一个枪套挂在后腰上，黄开湘以手拍了拍，大家看后都笑了。毛泽东送黄开湘八个字：机动灵活，运动歼敌。

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就战略转移的问题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中共中央之前提出的战略转移计划，同时又认为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遏，红军作战部队的扺抗能力、后方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这就使得博古与李徳放慢了战略转移的准备速度。会议上，博古希望大家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说：“我的想法已经多次向中央提出了，就是一个，敌人已经是重兵压境，将中央苏区的战略空间完全挤压，而我们在内线作战已经无法挽回局面的情况下，中央应该尽快地、果决地让中央红军的有生力量转移到外线作战，以运动战的形式，积极调动敌人，寻找战机，最终粉碎敌人的围剿。”朱德说，“我认为，老毛说得有道理。蒋介石学曾国藩用‘结硬寨，打呆仗’的办法来对付我们，而我们呢，放着运动战不打，也学人家结硬寨打呆仗，把部队困在原地不动，这蒋介石啊，不知道有多高兴。”王稼祥也表示：“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战法，在前几次的反围剿中，都是行之有效的。”

　　有人提问，“你准备怎么个转移法？”毛泽东在板图前讲道：“我们已经不宜向东北转移了，只能向西，我们要突破敌人堡垒防御的薄弱一带，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中部去。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而后回到赣南的中央苏区。”对此，李徳仍是不屑一顾：“毛，你的说法幼稚、可笑，你认为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会像提线木偶一样任你调动吗？向西突围，红军的兵力严重不足，如何补充，而粮食和武器弹药又该如何补充呢？”然后又是老调重弹：“以我们目前的兵力，足以在中央苏区与敌人作战。”博古：“我认为李德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主力突围到湖南去，困难是很大的呀，并且，中央也没有提出来要全线转移嘛。”然后在会议上宣布经共产国际同意以后的行动计划：“第一、我们决定派出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晥边区，创建游击区，寻机建立根据地。第二、决定将湘赣苏区的红军部队组成红六军团，突围转移到湖南的中部地区，寻机在湘卾西与贺龙的红三军建立可靠关系。以上两项工作，大家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话，我们就尽快实施了。”会议结束后，天下着雨，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请转告博古同志，谋事之后，当下决断，五心不定，会输得干干净净。

　　即将出发的红七军团由军团长寻淮洲带队，其中包括军团参谋长栗裕。朱徳前往送行：“寻淮洲同志，这是中革军委向北上抗日先遣队下达的作战命令，希望你们严格按照军委下达的命令完成中央和军委交负你们的伟大使命。”1934年7月7日，由红七军团六千余人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随后转战闽中、闽北、浙西、皖南，激战频繁，减员至三千多人。11月初，他们在葛原以北的重溪等地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11月18日，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继续担负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策应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对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到湖南开辟新的根据地的作战方针做出详细布署和安排。红六军团接到命令后，集结主力第十七师、十八师及湘赣红军学校师生共九千七百余人，于8月7日在江西省遂川县横石和新江口出发西征。照片中，前面讲话的是中共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萧克与王震也在这支队伍中：

　　同仇敌忾，义无反顾，临行前，任弼时夫妇将襁褓中的孩子小湘赣交予当地农户收养，以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1934年8月开始，国民党军陈诚部以六个师的兵力，在几十架飞机和上百门新式山炮的掩护下，先后向红军阵地发起总攻。红军的堡垒工事难以阻敌，伤亡重大，被迫撒至驿前，遏阻敌人的攻势。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面临随时被敌人突破的危险，西线和南线的形势也日益危机。

瑞金云石山古寺，毛泽东在此完成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洛甫从闽赣一带巡视回来后，又与其彻夜长谈。“闽赣省之行，收获几何呀？”“一言难尽，在其位方知其难。我当人民委员会主席啊，才体会到你之前的不容易。你说的对，做基层的具体工作光拿个本本照本宣科是不行的。”“理论，是要结合实践的。”“我现在啊，是深有体会。”“洛甫啊，你今年三十几了？”“我呀，属鼠的，虚岁三十五了。”“那也该成家喽？”“唉，这么多年，我孑然一身习惯了。再说了，现在的形势也不允许嘛。”“没想到，你这位革命加爱情小说的开山鼻祖，现实中也要学小说主人公，只要革命，不要爱情了。”洛甫正在往嘴里扒饭，探身问：“你看过我写的那本《旅途》？”“有幸拜读，颇有感触。”“你快说说。”“我认为《旅途》这本小说，它不同于其他留学人士在文学作品中动辄摆出一副弱国子民的恣态，而且用一种浪漫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的热忱，对献身革命的决心。”“你别老夸我嘛，说说缺点。”“唯一的缺点，就是你小说的结尾，你让女主人公自杀，男主人公献身革命，全都牺牲了，怎么看都让人心意难平啊。我的看法，革命的残酷和浪漫的理想，不必要完全割裂开来，甚至革命本身，也充满了浪漫主义。”

洛甫问毛泽东：“驿前失守了，形势正像你估计的那样，门户洞开，苏区难保。我是深深地担忧啊，不知道你怎么看？”毛泽东：“我现在是边缘人，我说的话，他们不会听。”“该说的还是要说。”“这个自然，但仅凭我毛泽东一张嘴，信口开河是不行的。我已经跟恩来打过招呼了，明天一早，我就下山。迈开两脚，学个孔夫子‘每事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要去哪儿？”“赣南于都。”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准备上路，贺子珍嘱其“别发火，别掀桌，别熬夜”，中央政府总务厅派来的警卫人员已经到了。洛甫说，“人是我派来的。泽东同志，你这次去于都啊，责任重大，那儿是敌占区，情况复杂，总务厅有责任保障你的安全。”9月中旬，毛泽东抵达于都，对敌情与地形、苏区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情况以及赣南敌军调动情况做了详细调查，形成文字，派专人将调查报告送达周恩来处。在繁忙工作中，毛泽东病倒了，发烧至41度。傅连暲在第二天傍晚赶到，经诊断，断定为恶性疟疾，便为其注射了奎宁。到第四天，体温才降了下来，傅连暲劝他多休息几天，毛泽东回答，“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老将那边，亦在布置“铁桶计划”，，陈诚在他们的军事会议上讲：“第一阶段的关键就是合围，我军将在距离瑞金方圆150公里的范围布置一个很大的包围圈，彻底断绝共军与外界的交通、物资以及消息渠道。第二阶段，将瑞金彻底包围之后，我军各部将以密集堡垒、稳步推进的方式，平均以每5公里就修筑一圈堡垒，并布设铁丝网，以此类推，层层推进，最终将以三十道堡垒组成的火力封锁线将共军绞杀殆尽。本次计划，我军将会投入270架飞机，200门新式火炮，并以1000辆军用卡车往来调动部队，以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这一阶段称为绞杀。”

这是腿部受伤的陈毅：

　　做手术需要拍片，可X光机已经打包了，周恩来下令拆包以保证陈毅的手术顺利进行。

陈毅讲：“最初接受中央让我留在苏区的任务时，我也想不通。但是现在，我理解中央的决定，我做过赣西南的特委书记，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江西的情况我最熟悉，中央要留一个军事干部继续打游击战争，这个人选，我合适。”

洛甫过来跟毛泽东通气：“我呀，已经向博古、恩来他们转达了你的建议，他们已经同意，转移的时候，你我还有稼祥一起随中央纵队行动，不必再分散到各军团了：”“好，这样路上有大事，大家还可以一起商量，也不会拖做战部队的后腿。秋白呢，瞿秋白同志走不走？”洛甫也是感到为难，他争取过，但是……“泽东同志，有些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毛泽东准备再次赶往于都，贺子珍在里屋为其收拾好东西，把手提箱递给他：“非要这么着急走？”“于都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做。”“那我呢，我走不走？”毛泽东沉默了，低头想一想说：“听组织的。”回头望向在院儿中独自嬉戏的毛岸红（毛岸红，小名毛毛，1932年生于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几天后，贺子珍也收到随红军长征的命令，于长征出发前夕，将孩子寄养在毛泽覃、贺怡夫妇处。后毛泽覃牺牲，贺怡在赣南打游击，被寄养农家的毛毛从此下落不明。

　　1934年10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各军团发布命令，要他们分别向于都、瑞金地区集结，准备施行战略转移。这次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统编为两个纵队，代号分为红星纵队和红章纵队，加上全部参加行动的一三五八九各军团主力部队连同后方机关，总人数为八万六千多人。何叔𧗾、林伯渠、谢觉哉随中央纵队一同行动。很多人在问，我们究竟是怎么走到了这一步？江西赣南于都河，毛泽东看到陈庚正在指挥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搭建浮桥，陈庚现为干部团团长。出于保密要求，搭建工作是在傍晚开工。浮船不稳，陈庚手下一位营长向民间讨来法子，在桥头和每个船中间放一盏马灯，马灯直了，船就直了，这个桥也就直了。毛泽东说，“民间有高人，百姓里出神仙。”这就要下河帮忙。陈庚拦着，毛泽东这时反倒很放松：“你们口口声声叫我主席，我这个主席不能闲着，要做点自己能做的。”

　　1934年10月上中旬，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从于都、长汀、宁化等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火把、马灯、草鞋，老百姓不舍和期待的眼神，成为很多跨过于都河的红军指战员们对中央苏区最后的集体记忆。

肩挑车推，辎重不舍。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刘英还有董必武、徐特立，你想想他们为什么能走到延安，你看看弹幕上的字行，不舍与泪目。队伍行进在山间与泥泞的土路上，几百斤重的“照病机”抬着走，成箩筐的子弹壳都舍不得扔，行走缓慢，一天也就走个十里八里二十里路。董必武：“润之，是你吗？”“董老，是我。”“真的是润之吗？”“徐老，是我。”谢觉哉：“你得的什么病啊？”“精神抖擞病。”“打摆子，你顶得住吗？”“我很好，几位先生辛苦了。”然后是鞠躬。林伯渠：“润之啊，你这打摆子，你必须回到担架上去，盖上被子，捂出汗来才行。”“林老，打摆子，躺在担架上，也不一定是必须的，我现在正在想办法战胜它。就像这本书的作者恩格斯，他说马克思整个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实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研究方法。”董必武赞许地点头：“润之这是想证明啊，山沟沟里也有马克思主义。”董必武与毛泽东同为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一大代表。

　　就在中央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同时，先行西进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省石阡甘溪地区遭到国民党军的阻截，部队被截为三段，参谋长李达率领前卫部队一部和机枪连部分战士共四百余人，以及掩护主力撒退的红五十团都与主力失去联系。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主力向南转移进入深山密林。不久，军团主力再次向甘溪转移时，身负重伤的红十八师师长龙云被俘后，被敌人杀害于长沙。在困牛山掩护主力的不少红军集体跳崖牺牲。10月15日，李达等人在贵州沿河县枫香溪与红三军意外相遇。得知情况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立刻率领主力部队南下，于24日上午在印江县木黄镇三甲村与红六军团主力胜利会师。

木黄会师是红军战略转移中的首次会师，标志着红六军团西征的胜利，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遣探路的作用。这次会师所形成的新的突击力量，为后来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934年10月21日夜，根据中革军委下达的命令，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地段向粤军布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发起进攻，碉堡铁丝网，第三军团红四师师长洪超在战斗中牺牲。

　　1934年10月25日，军委第一、二纵队渡过桃江，中央红军以伤亡三千七百余人的代价，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粤军总司令陈济棠接到红军方面的紧急通知，要求粤军依之前协议让路（条件是：只是借道西进，保证不入广东腹地）。陈济棠思虑再三，命令主力部队全线撒退，向安远、信丰、南康一带集结，“给红军让出一条路来”。“司令，您就不怕那位委员长怪罪？”“你以为不给红军让道，他老蒋就能信任我吗？民国二十年，宁粤分裂之仇他这辈子做梦也不会忘记。我现在最发愁的，是我输不得也赢不得呀。输了共军进入广东，他老蒋会说，我来替你剿共吧，那广东就是他老蒋的了。如果赢了，共军覆灭了，我们粤军也被打惨了，那他老蒋就会说，我是替你善后啊。那广东，他老蒋还是得进来。”“那总司令的高见？”前段时间白祟禧呀，他有到筠门岭来找我，给我出过一个主意，说对红军我们可以釆取不打头，不斩腰，只击尾——送客，快走。二位以为如何？”下面的人齐声说：“司令高见。”

在湖南汝城的红军临时驻地，炊事班忙着做饭，还好，这一顿能吃上窝头。住房比较紧，毛泽东跟警卫员挤窝棚。

　　这伢儿叫谢兴国，13岁，从于都就跟着红军走，先跟六连，现在跟三连来了。“他们嫌我小不要我，我就跟着走了。”“你确实太小了，人还没枪高呢。”“我见过比我还小的，他们会唱歌，唱得可好了。我也会，毛主席都知道我。”“他说的是宣传队吧？”三连长说，“行，我带你去，人家收不收你我可不知道。”唱过一首歌，谢兴国这个兵就算当上了。血战湘江时，他被炮弹掀到江里去了，又被民团追，被一个穿红军衣服的人所救，带他来到耳木洞。洞内全部是重伤员，伤太重，他们出不去了。看谢兴国还能走，便把仅有的吃食送给他，让他带个信息岀去，包括小本子上写的洞内人员花名册。这很明显，他们知道自己出不去了，让他把花名册带出去，这是为了让后人记住他们。

　　做战室里，李徳铺开地图讲述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们应该立刻沿着赣粤和湘粤边界，从湖南汝城以及广东的城口之间的地区突进，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二道防线。”这也是生死攸关的事，毛泽东来提建议了，“你再神速，你能快过蒋介石的飞机和卡车吗？”他认为中央军委应放弃原定的西进计划，重新制定行动路线。“我们一直在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老路线在走，那蒋介石不是傻子，他迟早会看出端倪，再这么走下去，只会越走越危险。”面对提问，他又说：“我们应该到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去，我们应该在敌人布署完毕之前，向北翻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甩掉敌人，再在水口山一带修整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寻机歼敌。待打破敌人的布置之后，我们再来重做做战计划。”这些话，李徳是听不进去的，“毛，我不清楚你在想什么，你是想证明我们都没有战略头脑吗？”这时候的李徳还是有信心的，“可是你的想法太奇怪了，你觉得我们会放弃这么好的突破封锁线的机会，翻过大山去和敌人兜圈子吗？”最后更是直接说：“你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跟我说话。”

湖南汝城：

红军战士睡戏台上，睡在用染布搭成的帐篷里，立冬后的天气已经很冷。夜宿农家，三名女红军与农家大嫂盖一床被子挤一条坑上。第二天发现她几岁的孩子只是盖稻草取暖，便要把仅有的一床被子留下。场面窘迫，推来推去，部队又要集合，女战士果断地用剪刀把那床被子一剪两断。部队的被子很薄，也就一床毛毯那么薄，这剪下来的一半，要留给农家大嫂，留给孩子用。这就是被广泛流传的、“半条被子”的故事。

　　1934年11月5日至8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分兵力监视汝城之敌，其余各部由汝城、城口之间通过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区，继续向宜章、乐昌方向前进。

江西南昌行营，老蒋那边对粤军尤其不满，斥之为“敲梆式堵截，送行式追击”。提出在粤汉铁路的郴县和宜章地区构置第三道封锁线，要求薛岳部日夜兼程，开赴湖南。广东陈济棠的办法是：把主力往纵深布署，把红军再往湘南方向压缩，确保他们进不了广东。湖南衡阳的何健，才真正是红军战略转移路上的劲敌，他自己也认为：“今天千斤的担子，都压到我湖南头上了。”旁边站着的是国民党军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刘说，“有样学样，何必与共军拼死嘞？”“我早就知道陈济棠与共军暗通款曲，我何健能这么做吗？当年，我在长沙杀了那么多共产党，整个湘江的水都被染红了，而且毛泽东的老婆杨开慧都是我下令杀的，那毛泽东彭德怀三代祖坟也是我下令刨的，共产党和我有深仇大恨，更何况他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搞得两广唇齿相依、守望相助。当年我何健为了支持蒋委员长，把人都得罪光了。现如今我能安身立命，靠得就是积极剿共。”刘建绪：“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奉命行事喽？”“谈何容易啊，就一个贺龙，就把我搞得焦头烂额了。”

　　中央第二纵队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刘英：

　　这边中央纵队的行动速度太慢，首尾相隔整整六十里地。朱德：“彭、杨在电报中说，粤军在九峰山一带防守薄弱，应该命令左翼的红一军团占领九峰山制高点，防止敌人先于我们占领乐昌，截断我们的路。”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现前方破庙里有一部电话，而且这里有敌人的电话线路，林彪：“喂，你是哪里的？“老子是赖田民团的。”“混帐，老子是中央军三十六军的，让你们团长跟老子讲话。”“原来是长官啊，报告长官，兄弟就是赖田民团的团长，兄弟姓陈。”“老子不管你姓什么，老子问你，共军现在到什么地方了？”“招告长官，共军到了哪里，兄弟确实不知道。”“养你们干什么吃的！老子再问你，粤军到哪儿了？”“据兄弟所知，粤军独立第四师邓长官三个团已经进驻乐昌，还有一个团正向九峰山开进。”林彪扣下电话，命耿彪带第四团抢占九峰山。

　　1934年11月7日16时，朱德致电彭德怀等，决定中央红军从宜章以北的良田和宜章东南的坪石之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遵照命令，红三军团迅速向宜章前进，红五师占领良田，红一军团向九峰山进军，红四团占领九峰山及南侧茶岭高地。11日拂晓，红六师攻占宜章城，国民党布置的第三条防线被撕开了一道缺口。

　　江西南昌的老蒋行营，有人好像已经闻出点味来，说红军这是在做战略性转移。老蒋显然更为乐观，反问他手下的各位将领：“你们觉得共军的这次行动，跟战略转移有关系吗？”陈诚：“之前他们不是说要六路反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吗，怎么突然就逃窜了？”杨永泰：“第五次围剿，我们步步为营，他们的根据地被压缩得越来越小，现在不跑，还等什么时候啊？”议论一番，下面是相关布署：第一、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原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和北路军中薛岳、周浑元部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专事追剿共军主力。第二、陈济棠南路军，将总部推至韶关，除了留下一部分军队在赣闽继续清剿之外，其余各部构筑防线，进行截击。第三、桂军的李宗仁、白崇禧将总部定在桂林，所有的部队集中在桂北，随时参加围堵作战。第四、黔军的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黔边堵截，将红军歼灭于湘水、离水以东地区。

这就是围、追、堵、截。

红军这边，担架上王稼祥：“看来他们还是要按原计划先过潇水再过湘江，沿着红六军团的老路走啊。”洛甫，“我听说，彭德怀昨天给军委发电报，提出新的路线，跟泽东同志之前的建议异曲同工，也被他们否了。”毛泽东气急，坐于路边斥责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啊，没有关云长过关斩将的本事，倒得了关老爷刚愎自用的毛病啊！”他再次往李徳这边来，建议改道，还没开口，李徳就说：“你要是提的建议啊，能帮助我们渡过湘江，我願意听。”毛泽东还是要说：“现在国民党几十万的部队，就在湘江等着我们钻这个囗袋，我们绝不能过湘江。”而李德有李道的坚持，“一切游而不击的逃跑主义都是退缩，一切不以过湘江为目的的行动，也都是退缩。”两人杠上了。

　　洛甫对毛泽东说：“我听说桂军主力主动撒到了恭城一带，在泉州、兴安、灌阳一带让出了一个口子。”毛泽东突然警醒：我们在道县县城停留已经有三天了，战机稍纵即逝。

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及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命令，号召红军最英勇坚决地粉碎前进路上的一切抵抗，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全军向湘江前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接连调整布署，第一路军，湘军刘建绪部由黄沙河抵达全州。第二路军，中央军薛岳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军，中央军周浑元部占领道县，向红军后卫部队猛烈进攻。湘军第四、第五路军由宁远向东安集结，桂军第七军集结兴安，与湘军形成夹击之势。第十五军由恭城调回灌阳，在新圩以南展开，意图截击渡江的中央红军。至此敌已形成南北两方，一头一尾夹击红军的态势：

　　面对重大的敌情变化，军事顾问李徳依旧坚持西渡湘江的计划不变。广西灌阳文市镇，中革军委在汇总各方情况，“红一军团第二师的先头部队，今天上午涉水渡过湘江，控制了兴安以北的界首、全州以南的脚山铺之间的江面，并且开始架设浮桥”。并电令三军团和一军团在湘江两岸构筑防线。李徳要求，“再派出一支部队占领新圩，堵住侧击我们的敌人，掩护军委部队渡江。红五军团堵住后方的追兵，八九军团跟进渡江。”博古说，“争取在两天之内渡过湘江。”这时，毛泽东又过来了，腿有些跛，拄着棍儿，第三次过来提这个“只有建议权”的建议：“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得斩钉截铁，“我再次强烈建议，中央红军不要过湘江！”博古：“那你说，我们能去哪里？”“沿江南下，部队沿江南下，兵逼桂林，桂军一共只有不到三万人，他们一定会从兴安、灌阳来回援桂林，蒋介石中央军也绝不会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必定尾随我们进入广西。我们则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来占据战略主动。“毛泽东说得声嘶力遏，但是……又是争吵。毛泽东：“一旦战斗打响，我们几万久战的疲惫之师，就要从所有的方向，同时来抵抗敌军几十万大军的夹击和穿插。为了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一三军团将在不适合打阻击战的地理条件下，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轮番猛攻。对他们而言，这意味着巨大的无谓的牺牲啊！我们呢，我们中央、军委纵队，挑着沉重的坛坛罐罐，每天只能走二十几里地，两天就能过得了江？休想！更别说两百里外的八九军团了，这样下去，我们整个红军，都会被敌人围堵在湘江两岸！”

　　劝阻无效，心意难平，毛泽东站在指挥部门外的街上，朝里面的人说： “我们这个小小的文市，东西是一条街，南北是一条江，这就像个十字，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依照布署，红一军团主力在脚山铺占领阵地，阻击由全州南下的湘军。红三军团的四师，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占领阵地，阻击兴安方向的桂军。五师，在湘江东岸的新圩占领阵地，阻击由灌阳北上的桂军，保证红军通往湘江的通道安全。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一线，掩护八九军团通过，并阻击后续的国民党军队。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两位同志，这么紧急地叫你们过来，是有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们，目前军委已下达从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我们红五军团，做为全军的后卫，奉命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军委指令红三十四师立刻出发，赶往灌阳等水车地区，掩护八九军团通过后，再做为全军的后卫，掩护全部部队渡过湘江。”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这就意味着，你们将是整个中央红军序列中，最后一支过江的部队，甚至，甚至有可能通路被敌人截断，无法渡江，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这是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

　　“请转告毛主席，我春伢子陈树湘，从长沙老家的菜田跟着他一路上了井冈山，也会一路跟着他革命到底。”

彭德怀来到红三军团前沿：“同志们，军委给你们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守住新圩阻击阵地二到四天，保护中央纵队及后续部队侧翼安全。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时间，仅仅是一个概数，你们的阵地向北，距离军委纵队的主行军路线只有五公里，且无险可守。一旦你们的阵地被突破，那么中央、军委纵队及后续渡江部队就有被拦腰截断的危险。”第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军委决定派五师来新圩之前，是征求过我们意见的，红五师，包括你李天佑在内，很多干部都是参加过广西百色、龙头起义的，对面的桂军那是你们老对头啊，你们对他们的战法相对了解一些，现在两军再次对垒，胜败事关整个战局，你们要做好和敌人决战的准备。”

广西湘江界首渡口：

　　广西脚山铺，红一军团阵地上也已打响，飞机轮番轰炸，火光冲天。11月29日，战斗在湘江两岸全线展开，湘军和桂军，分别向扼守脚山铺和光华铺防线的红一红三军团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红军战斗部队，在兵力悬殊的不利情况下，与敌人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拼死争夺，为保证军委纵队安全过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央与军委的两路纵队，这时才有醒转，必须舍去辎重，能舍多少就舍多少。

红三军团，彭徳怀：“要四师师部。喂，黄克诚吗？”“十团团长牺牲了！”电话里传来哭腔。“沈述牺牲我知道，不是让你们团参谋长杜中美去代理团长了吗？”“也牺牲了！”外面的一声枪响，像打在彭徳怀心窝上。高昂的代价，不断的牺牲，师长团长，五师参谋长牺牲，十四团政委重伤，两个团伤亡不下两千人，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这位军团长沉默了，然后牙关咬碎不容置疑地说出一句：“一定要安全地把中央、军委纵队送过江！”红一军团林彪也是，把刚赶到的一师两个团顶了上去：“在没接到撒退命令之前，阻击到最后一个人为止。”弹幕拉丝上看看，也是情绪起伏，“这几句话哭得泪目成河”“老套筒、汉阳造，看着心疼啊”“真理是杀不死的”“泪目致敬先辈”“记住英雄的名字，谨记历史”。天色暗了下来，音乐起了，血染湘江，是红军的红。

（感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