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展

木樨

图文：木樨

美篇号：5120845。

音乐：《石碑》

　　走进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西侧十五厅，空气骤然凉下来，光线也暗了几分。石刻展厅向来不是博物馆里最热闹的地方，游客多被青铜和瓷器吸引，脚步在这里便稀了。

　　我家在浙江瑞安，是石刻世家，传到父亲这一代，算是最后一代了。父亲已经八十岁了，1994年弟弟东南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上海华为工作。所以站在那些汉唐巨石面前，我知道自己不是来看展的，是来认亲的——认血脉里那点散不掉的石粉味。

　　展厅按四类铺开：汉画像石刻、陵墓石雕、墓志、佛教造像。中原石刻的气象，一眼便能觉出与江南的不同。唐以前的作品大刀阔斧，线条刚劲，气势粗犷而浪漫；宋以后才转向细腻内敛。

　　父亲手上功夫细，刻的多是碑文、柱础、门楣。在瑞安玉海楼，1976年郭沫若来瑞安题字碑。石上每一道笔迹，都是我父亲一刀一刀刻下的。字迹依旧熟悉，内容更是掷地有声——这是对孙诒让学术地位的定评：“甲骨文之学创始于孙仲容，继之者为王观堂，饮水思源，二君殊可纪念。”

　　两种石头，两种活法，可刻刀落下去的那一下，是一样的：人想在石头上留下一点东西，好让短暂的生命蹭上一点不朽。

　　汉代画像石，汉代人以石作纸，以刀代笔，刻车马出行、乐舞百戏、捕鱼田猎、庖厨宴饮，几乎把整个世俗生活都搬上了石头。那些线条简洁到近乎粗暴，却准得惊人：一匹马的四蹄腾空，一个驭手扬鞭的侧影，没有一根多余的线。

　　石辟邪蹲踞在那里，整块青灰色石灰岩雕成，圆雕打底，浮雕和线刻在上面收束细节，简练粗犷，却有一种压得住旷野的分量。

　　隋代开皇二年（582年）刻制的张体光墓志。志石呈方形，隋代结束南北分裂，该墓志书法脱胎于北朝魏碑的骨力，又孕育出唐楷的温润，字形规整匀称，方圆兼备。它是南北书风交融的直观体现，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特征，为唐代楷书鼎盛奠定了基础。

　　隋开皇二年（582年）李和墓志，1964年三原出土，志主历仕四朝，官至上柱国。志文楷书带隶意，为隶楷过渡佳作，且可补正史之阙。

　　唐代开元十九（731）年刻制的王氏墓志。志文记载王氏受封安平县君，后赠安乡君，系太原王氏后裔。墓志细述其家世渊源与生平德行。石刻字体工整，保存较好，反映了唐代士族婚姻与女性封号制度，是重要的唐代石刻史料。

　　唐显庆元年（656年）刻制的崔敦礼神道碑。崔敦礼官至太子少师，陪葬昭陵。碑文由尚书左仆射于志宁撰文，其子于立政书丹。原石明代前已严重损毁，仅存右下角，残存四百余字。书法雍容秀丽，笔画圆健，结体似虞世南，运笔似褚遂良。是初唐楷书承上启下的代表石刻。

　　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刻制的卢正容墓志。卢正容出自唐代名门范阳卢氏，曾任润州司户参军。墓志由其子卢绚撰文，卢践微正书。志石青石质，方形，表面刻有界格，楷书规整。

　　北魏永平四年（511年）司马悦墓志，1979年孟县出土，志主为司马馗后裔，官豫州刺史，封渔阳县开国子，永平元年被害。志文楷书方峻，近《龙门二十品》，为魏碑上品，补正史之缺，史料价值高。

　　北齐段荣墓志，1993年曲周出土。志主为高欢连襟、段韶之父，追封武威王。志文隶书方折雄强，上承汉隶下参二王，代表北齐最高书法水平。

　　哈哈，看成是张黑女墓志铭，仔细一看原来是北齐天保六年（555年）娄黑女墓志，志主为北齐武明皇后娄昭君之姐、大将窦泰之妻，封顿丘郡君。志文隶书兼楷法，方整峻拔，为北朝隶楷过渡典型佳作。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刻制的王尚恭墓志，为官清廉，曾向范仲淹上书陈弊政，任武阳知县时深得包拯器重。该墓志由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撰文，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书丹，李稹镌刻。司马光隶书极端劲，朴茂高古，刚柔相济，兼带楷意，是宋代“隶法复兴”的重要实物见证。

　　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刻制的苏适墓志。苏适字仲南，为苏辙次子、苏轼之侄。该墓志由长兄苏迟撰文并书丹，苏轼第三子苏过题盖。志文详载其家世与生平。该志1972年出土于河南郏县“三苏坟”，实证了苏轼、苏辙真茔所在。书法承袭苏门尚意风格，极为珍贵。

　　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刻制的苏适妻黄氏墓志。黄氏为宝文阁待制黄寔之女，苏辙儿媳。志文由其长子苏籀撰写，苏轼第三子苏过题盖。该墓志1972年出土于河南郏县“三苏坟”。

明代军事将领王越的墓志，青石质，出土于河南浚县。志文由明代名臣李东阳撰文、屠浦书丹、张懋篆盖。铭文记述了王越三次出塞收复河套的军事功绩，并记载其归葬时由王阳明督造陵墓，是研究明代军事史的重要实物。

　　汉代画像石墓门，由两扇石门组成。门扉上部雕刻展翅的朱雀，下部为铺首衔环，并留有门环穿孔。朱雀为四神之一，寓意吉祥与引导升仙；铺首衔环则用于辟邪镇墓。该墓门采用浅浮雕技法，线条流畅，生动反映了汉代人的神仙信仰与丧葬文化。

　　北魏晚期的“秀骨清像”最动人，清雅秀丽的面孔，瘦削的双肩，褒衣博带，像一位从南朝烟雨里走出来的文人士大夫。

　　那是南北文化大融合时期才有的面容，外来造像的庄严被中原的审美泡软了，变得可以亲近。唐代的造像又不同，雍容壮阔，庄严深沉，菩萨和天王的衣褶里有一种饱满的自信。

　　隋开皇二年（582年）邴法敬造像碑（又称“隋代四面造像”），河南滑县出土，碑首为九脊歇山式庑殿顶，碑身呈方柱体，四面共雕十二龛，内刻香积佛、药师佛及维摩诘、涅槃等经变故事。

　　碑身四面均竖列三龛，此面可见中龛拱形龛楣下，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间有弟子侍立，树间雕有兽首，夜叉托举龛柱。佛像衣纹流畅，神态宁静。龛外框刻满密密的楷书造像题记，记录了开皇二年的造像缘起与发愿人。

　　碑首雕九脊歇山式庑殿顶，正脊饰鸱吻。碑身方柱形，竖列三龛：上龛主尊施无畏与愿印；中龛二佛并坐；下龛为维摩经变。龛楣雕宝塔、飞天、兽首与菩提树，两侧刻楷书榜题。雕工精美，尽显隋代石刻风貌。

　　四面十二龛题材丰富，涵盖了无量寿佛、维摩经变等，是研究隋代佛教艺术与建筑的罕见珍品。雕刻精美，题材丰富，为隋代石刻艺术珍品，且曾于1929年历经盗卖追回风波。

　　北齐四面造像碑，上方刻着仿木屋顶，碑身四面开龛。正面主龛内一佛居中，二弟子二菩萨分立，下方蹲踞着护法狮子。刀法刚劲，衣纹疏朗。

　　北齐天保九年（558年）刻制的鲁思明造像碑。碑额六螭蟠绕，中凿佛龛，两侧线刻胁侍菩萨。碑阳刻有鲁思明等三十二人题名及供养人像，下部满刻隶书碑文。该碑原立于河南新乡，书体隶书，兼具佛教造像与碑刻艺术价值，是研究北朝石刻与书法的重要实物。

　　北齐螭首造像碑，碑首双龙盘绕，龙首垂衔碑身两侧。碑身主龛内主尊趺坐，二胁侍菩萨肃立两旁，下方力士与护法狮子瞠目蹲踞。

隋代邴法敬造像碑（四面千佛碑），石灰岩雕，庑殿顶方柱形，开拱形佛龛，碑身满刻千佛网格。原立河南滑县隆教寺。其形制承北魏塔柱，仿木屋顶具隋代建筑研究价值。

　　北齐刘绍安合家造像碑（又名刘子瑞造像碑），石灰岩雕，横长方形扁体。碑面开尖楣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龛周刻满北齐天保三年（552年）造像记，记刘子瑞领军打仗发愿还愿事。1964年出土于河南新郑。

　　北魏道晗造像碑（正面）：碑首呈尖拱形。正面雕有尖楣圆拱形大龛，主尊为交脚弥勒菩萨（代表弥勒在上生兜率天宫作菩萨时的形象），手施无畏与愿印。两侧胁侍菩萨立像相伴。佛像面容清癯秀美，衣纹流畅，底部基座刻有铭文。

　　北魏道晗造像碑（背面）：背面雕刻同样繁复精美。顶部雕有二龙交缠形成的螭龙碑首，下方并列雕刻了五个小龛（中间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两侧为立佛与思惟菩萨等），下方还雕刻了佛传故事与供养人。

　　北魏道晗造像碑侧面：刻有帷幔和瓦垄式的屋形龛。龛内雕刻了一尊半跏趺坐（思惟坐姿）的弥勒菩萨，身旁有胁侍弟子和菩萨。在北魏时期，半跏趺坐的思惟弥勒像非常流行，代表着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沉思众生。

北齐武平三年佛时寺四面造像碑（公元572年雕造）。原存河南浚县佛时寺。这块碑造型独特，碑顶是仿木结构的庑殿顶（屋脊瓦垄清晰可见），碑身呈方柱形，四面分层满刻高浮雕佛教故事（包含弥勒、释迦、药师佛、维摩诘经变等），雕工精美，是北朝石刻的精品。

　　东魏武定元年道俗九十人造像碑（公元543年雕造）。这是一块螭首扁体造像碑，碑首弧形，雕有六龙盘绕。碑额处浅浮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碑身分多层，雕刻了佛传故事、供养人像以及造像记。

　　东魏兴和四年（542年）李氏合邑造像碑，清光绪末年滑县出土，碑额雕盘龙佛龛，碑文载法华思想。书法融篆隶楷，挺拔秀雅，为东魏石刻代表作。

　　河南博物院把这些巨石收拢在一起，给了它们一个体面的归宿；石不能言。可你把手放上去，或者只是站在它面前足够久，它会把刻它的人的心跳，慢慢传过来。

　　摸了一辈子石头的父亲不会讲大道理，他只说过一句：石头比人长久。现在我知道了，长久的不是石头，是人在石头上留下的那一点不肯消失的力气。

　　看完这些石像，我久久没动。汉代的刀锋、北魏的清像、唐代的饱满，每一刀都像在替刻石的人说话。

　　站在展厅里，手里没有錾子，可那点石粉味还在。能让我在博物馆的冷光里，认出那些石头上的手温，也认出自己身上断掉的那一截。石不能言最可人——可人心里，总该替石头记住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