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先贤的哲理名言（六）

黄老邪

　　世界很大，你不需要走遍；自己很小，值得你用一辈子去认识。性有功拙，可以伏藏。静以待时，顺势而为。此心安处是吾乡。木心说“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而陶渊明的冷冷清清，便是他一生最大的风风火火。

东晋风流中，陶渊明做过官，种过田，饮过酒，采过菊。他一生只留下诗文百多篇，却篇篇如寒梅独立，清香千年。他在辞官归隐山林之后，曾写过一篇《归去来兮辞》，全文以细腻笔触，生动描绘了他辞官隐居山林的生活图景与内心情怀。其核心价值，有人把《归去来兮辞》总结成几十个字，却句句如清泉洗心，把人世间的“来去”二字，说得通透彻骨。

《归去来兮辞》开篇“顺自然，循定律，他唱罢来汝登场，可谓荣华草头露，富贵花上霜。”告诫后人，要淡泊名利和财富，它们都是草头上的露，花上的霜并不长久，终究“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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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公的《归去来兮辞》文章道出了对官场的黑暗，更融入对人生价值的思索，彰显出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坚守高洁精神境界。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营造出宁静恬淡的意境，“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描绘出云卷云舒，倦鸟归巢的闲适之景；“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则展现出登高长啸，临水赋诗的悠然之态，表现了他对自由及安贫乐道生活的向往。问世千年之后，我们依然活在来去之间。为了一次升迁，辗转难眠；为了一段感情，肝肠寸断；为了一句承诺，赴汤蹈火。来的时候，满心欢喜；去的时候，满心不甘。却忘了陶渊明早已说过“来是偶然去是常。”

无常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肯承认无常。得失不可惧，可惧的是把“得”捧上了天，把“失”踩进了地。恩仇不可避，可避的是那股非要算清楚的劲头。

　　北宋的苏轼，一生经历大起大落数次，他被贬到海南时，巳六十花甲老人了，天涯海角无亲无故，可他给友人写信，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把异乡认作故乡，把贬谪认作归途。他在海南什么都不想，这就是归心一一不必思考归不归，不必追问真不真。

苏轼被重用过，做过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他也被冷落过，贬谪湖北黄州、广东惠州和海南。但他从未因被“用”而得意忘形，也从未因被“舍”而自暴自弃。庄朝堂上，他是直言敢谏的忠臣；在江湖之远，他是寄情山水的诗人。他把“用”与“舍”都活成了诗，活成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他在黄州开荒，在惠州酿酒，在儋州教书，把苦难活成了日常，把日常活成了真味。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清欢”二字，便是归真。

　　五柳先生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写道“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字里行间，诗人不涉玄虚，不落因果，只用极朴素的话，说透“人生如寄”。来是寄，去是归；得是寄，失亦是归。世上之所以苦，皆因只想来，不想去；只想得，不想失。于是背上了最重的行囊，走得很累。

世人贪恋权位，总以为坐上去便可高枕无忧。《归去来》开篇说“来是偶然去是常，何须苦苦费思量。”就这一句便把生死大限戳穿了。来这世间，本就是一场偶然；离开这世间，才是万古如常。可世人偏偏想不通，非要在来去之间费尽思量，而苦了自己。

　　楚国大夫屈原，才华绝世，官居左徒，深受怀王信任。他本可以为能施展抱负，强国富民。谁知遭小人妒嫉，毁谤一至，怀王便疏运，流放江南。屈不肯低头，不肯随波逐流，抱着“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理念，绝不同流合污，便最终怀才不遇，怀石投汨罗。他放不下对楚国的那份眷念，放不下“来”时的那个位置，于是“去”，便成了一场用生命抵押的悲壮。他留下来的《离骚》，字字含泪，却也字字是执念未放的血书。

　　汉朝的贾谊，年少入仕，一篇《治安策》使文帝动容，眼看便可登上高位。谁料老臣排挤，被贬长沙。他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去”，郁郁寡欢，作《吊屈原赋》以自伤，最后三十三岁便撒手人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中间的思量，竟是最毒的药。

宋代苏东坡，一生被贬，黄州、惠州、儋州，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可他不思量来去，到黄州便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到了惠州便说“口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到了儋州，便说“我本海南民，寄卜士西蜀州”。来也安之，去也安之，于是处处皆可为家。这便是“何须苦苦费思量”的最好注脚。

　　再说得失，《归去来》又写道“得似春潮失似风，潮来潮专本无踪。”得失就好比春潮与疾风，来的时候汹涌澎湃，去的时候无影无踪。你若非要攥住潮水，它只会从指缝间流走得更快；你若非要抓住风，它连个影子都不会留给你。

历史上的石崇斗富，蜡当柴烧，锦幛五十里，那是他“得”得轰轰烈烈。可一旦兵败被逮，什么金银珠玉，都成了他的催命符。他在刑场上至死才明白，原来“得”的越多，“失”时就越痛。

　　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则不然，他辅佐勾践二十多年，灭掉呉国，功成名就之后，不再贪恋相位，携西施泛舟太湖，弃官从商，改姓更名，自号“朱公”，定居在陶邑。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次散尽家财，分给贫苦百姓和亲友。他的“得”，从不留存；他的“失”，从不挂怀。来去之间，他像一根羽毛，从不受力。后人因他巨富而好德，乐施行善，被民间奉为财神，尊其为“陶朱公”，正是因为他深谙“潮来潮去本无踪”的天道。

清代出身书香门第的陆守拙，一生不朽，一世守拙。他祖父是进士，父亲是举人，而他连秀才都考了三次才中。后搬入深山种菜耕地，他看山，看水，看云从谷底升起又消散，看鸟衔着树枝飞来又飞去。他“得”的闲情逸致，“失”的是科举文章和功名。

　　反观秦朝李斯，辅佐始皇，权倾天下，却贪恋权位，与赵高合谋，最终腰斩咸阳。临刑前他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他想要的归真，不过是回到故乡牵狗打猎的简单日子，可惜明白太晚。李斯的黄犬之叹，像给后人一记警钟：若心为物役，再高的权位也是囚笼：惹心能归真，再简的粗茶淡饭也是自由。

　　世人最解不开的，是恩仇。《归去来》则冷峻写道“恩来莫问因，仇去莫问缘。”世上的恩恩怨怨，向来纠缠如乱麻，越想理清，越觉得全是线头，越扯越乱。

春秋时期的信陵君窃符救赵，对赵国是泼天大恩，可秦国一怒，兵锋直指魏国，信陵君反被魏王猜忌。恩，成了心头刺。韩信与刘邦，本是君臣知遇的恩缘。韩信封齐王时，刘邦亳不含糊，一口答允；韩信被诛于长乐宫时，刘邦又何常念及旧恩？到头来，恩仇二字，不过是一把双刃剑的两面，伤人也伤己。

　　花开到极盛，便是凋零；人走到极奢，便是危局。所谓“素朴为真淡泊留”，并非反对美好，而是深知：真正的富，不在拥有而在心安。懂得了归真，便能在热闹中守住清静，在拥有时懂得节制，在失去时不必惊慌。

东晋陶渊明便是归真的典范，他曾为生活所迫，几次出仕为官。但他内心始终安住着对田园的向往，这便是“归真”。当他发现官场的虚伪与内心的追求实在无法调和时，他选择了“归”一一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印而去。回家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日子虽清贫，内心却无比富足。这就是真正的“归真”：不是逃避世界，而是回到自己的本心，去应对万变的环境。

　　陶渊明的《归去来》笔锋一转又给出了解决恩仇的办法“不如归去对南山，秋风明月不用钱。”

南山，是他辞官后日日面对的那座山；秋风明月，是他饮酒时最好的下酒菜。这些最平常的事物，一文不花，却最养人。他晚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却依然“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旁人笑他穷酸，他却自得其乐。来去、得失、恩仇，统统丢在南山之外，只剩一壶酒，一簇菊，一轮月。这种“归去”，不是逃避，而是把从前的种种都卸下，重新与天地直接连接。

　　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一块素朴的木头，但由于被拿出雕，拿去漆，拿去贴金描银，雕着漆着最后摆在堂上，人人都夸精美，可谁也不知道它原本是什么树了。只有归真回到它原来的面目，才知道是什么树。

庄子说“朴素而莫下莫能与之争美。”真正的美不靠浓妆，不靠暄哗，不靠证明。它像山间明月，不争而自明；像石上清泉，不辩而自清。

唐代诗人王维，中年丧妻，此后三十年独居。他乐观地讲“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月仍然是归真之月，泉还是归真的泉，不增不减。

　　王维晚年隐居辋川，也与陶渊明遥相呼应。他在《终南别业》里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不正是一种归去吗？水穷处，无路可走，他却坐下看云起，谈笑无还期。这一坐，一谈笑，便是从执念里归去，从得失里归去，从恩仇里归去。

人这一生最难走的路，不是登天，是归家。“浮生若寄，久客忘归；红尘如染，素衣成灰。”人生像寄居在别人家里，寄得久了，竟忘了自己还有家；红尘像染料，白衣穿久了，慢慢变了灰色。真像陶渊明所说的“去时莫问归”？

　　历史上张良、萧何、韩信三个天才，同一个天子，三种结局。

一个善终，一个勉强保全，一个身死族灭。

两千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命运很扎心，但给后留下了三面镜子。韩信之死是他的性格太相信感情了。当刘邦给他解衣推食，他就认定这是一辈子知己。刘邦拜他当大将军，他就觉得这份情义雷打不动。结果刘邦刚定天下，便立马翻脸。夺兵权，贬王位，最后要其命灭其族。直到临刑前，韩信才明白“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韩信还有一个致命的毛病：被贬后称病不上朝，且把怨气写在脸上。你不给主子面子，主子凭什么给你活路？才华再高，能力盖天，情绪失控的那一刻，就已经死定了。所以韩信由于功成名就后太“贪”，贪兵权贪封地，犯了大忌；加之对刘邦的感情太真，人家卖了他，他还帮着数票子；性格外露，心里藏不住，性格决定了命运。

　　而同当一朝为官的张良才是真正的聪明人，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

张良的功劳不比韩信小，刘邦夸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同为主子的重臣名相，但张良高明在不“贪”，当刘邦要给他三万户封地，他坚决推辞，只选下他跟刘邦初次相遇的地方一一留县。显然既有情义，又不扎眼。天下平定，他立刻闭门修养，修习辟谷，远离明堂。吕后曾求他帮忙，他出手保了太子，只此一次，继续隐身。因张良比韩信高明之处就是不相信皇帝与臣子间的“感情”，再功高不能盖主；再能干不能让能力变成对皇帝的威胁；有功劳不四处宣扬，把功劳归功于皇帝身上，这非怂，是通透，功劳越大，姿态越低，活路才越长。

　　他们三个汉代名臣中，最让人唏嘘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韩信是萧何为刘邦网络人才，月下追回来的，也是萧何为刘邦效力设计把韩信骗进宫杀掉的。萧何谈不上好坏，但他在皇帝巨大压力面前，做了自保的选择。刘邦猜忌功臣，吕后又铁了心要杀“功高盖主”的韩信，萧何不配合不效力，下一个死的就是他自己。萧何甚至为打消刘邦的疑心，故意强买民田，败坏名声，用自污的方式来求生存。这不是背叛，这是现实。

通过这三个名臣三种不同的命运，给后人有了三点提醒：

第一，本事要硬，姿态要软。韩信有绝世将才，却输在不懂收敛，太贪太重感情。能力是立身之本，但不会低头的人，再能打也走不远。

第二，看清楚局势，比埋头苦干重要一万倍。张良看透了“共患难易，同富串难”，选择了自退。萧何看透了“功高震主”，选择了自污。韩信到死才看透，为时已晚。

第三，别把感情当护身符。 刘邦对韩信的情义是真的，但权力格局变了之后，那点情义什么也挡不住。你可以对人真诚，但别因为真诚就丧失了判断力。

　　《归去来》最后说“去时莫问归。”这五个字，如暮鼓沉沉，一击在心。人这一生，从出生那天起，便一直在“去”的路上。去学校，去远方，去职场，去他乡，去另一个人的生命里，然后又悄然离去。我们总喜欢问，归期何时？归途何在？可这“归”字，本身就是执念。

若处处都是归处，何必再问归期？若来去本一体，何必强分此岸彼岸？这五字将全文轻轻托起，又重重放下，如船离岸，不可追矣。

　　“金玉满堂，不过暂守；功名盖世，终须一朽。”家里即使得“来”了金银，那也只是督时替别人保管，它终究是要“去”的；盖世功名就是“来”到了你家，最后还是要朽烂“去”土里。

清代陆道酬父亲任户部尚书时，家里宾客盈门，他们携重礼“来”拜访捧场，家中金银珠宝堆满库房；其父病患去世后，门可罗雀，原来挤破脑袋送礼之人纷纷落井下石，诬陷陆家，结果其父功名“去”了，满堂金玉收归朝廷，家里落得个冷冷清清，人去财空。

　　“求者自累，舍者自轻；天不欠人，人不欠名”，世上拼命去求的人，是自己给自己上了枷锁；而舍得放下的人，反而一身轻松。老天从不欠你什么，你也不欠这个世界一个功名。世人总觉得该“得”到什么，可天没说过，地也没说过，那都是凡人自扰，患“得”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