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时代帝国主义的新特征—垄断对象的位移、依附的深化与叙事的闭合（一）

毛马列无限大学

摘要：数字帝国主义并非帝国主义之外的另一种事物，而是垄断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条件下的形态延伸。列宁所揭示的“垄断—资本输出—瓜分”逻辑依然构成分析起点，但垄断的核心对象发生了系统性位移：从生产资料的实物占有，移向平台生态与标准锁定；从数据与平台的平面，下沉到算力与“领土”的纵深；再从信息过滤的表层，渗入认知与神经的基底。与之同步，掠夺机制从对生产环节剩余价值的直接榨取，扩展为数字地租、双重时间掠夺与认知忠诚的无偿占用。这一系列位移并未取消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却使依附关系获得了比领土殖民更隐蔽、更具韧性的再生产方式。与此同时，一套以“硅基和平”与“全民分红”为表征的叙事闭环，将帝国租金重新编码为安全与福利，构成数字帝国主义合法化的独特环节。抵抗因此必须回到基础设施所有权与治理权这一结构性层面，而非停留于对单一平台或单一叙事的道德拒斥。

关键词：数字帝国主义；算力殖民；认知殖民；技术封建主义；列宁帝国主义论

一、引言：一个仍需回到列宁的问题

1916年，列宁在苏黎世写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将垄断确立为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一个多世纪之后，数字技术已深度重构全球生产与权力格局，“数字帝国主义”成为描述这一新形态的核心概念。然而，围绕这一概念的讨论常陷入两种偏颇：一种将数字帝国主义视为与旧帝国主义截然不同的全新事物，仿佛垄断、资本输出与依附已随领土殖民的终结而消失；另一种则将其简单还原为旧帝国主义的“技术翻版”，忽略了垄断对象与掠夺机制已经发生的质性变化。

何海根将数字帝国主义定位为垄断资本主义演进的最新“小阶段”，强调其仍受技术进步重塑生产方式、垄断资本形态叠加式变化、国内矛盾向外转移三条核心逻辑的支配。这一判断提供了恰当的方法论起点：数字帝国主义的“新”，不在于它逃离了垄断资本主义的轨道，而在于垄断的核心对象发生了位移——从工厂与机器，移向平台与标准；从数据与信息的平面，下沉到算力与领土的纵深；再从认知的外围，渗入神经的基底。本文循此位移线索，依次考察垄断对象的三个层次、掠夺机制的相应转化、依附形式的深化，以及为这一结构提供合法性的叙事闭合，最后回到列宁框架中“变与不变”的问题。

二、垄断对象的第一次位移：从生产资料到生态壁垒与标准锁定

传统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控制以领土占领和实物资源掠夺为支点。数字帝国主义则首先将垄断的支点移向平台生态与技术标准。数字资本通过对技术与平台的垄断实现对数据的占有，这构成了数字垄断资本的逻辑起点。但这种垄断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依赖对土地或工厂的直接占有，而是通过控制数字空间的“通道”——操作系统、应用商店规则、应用程序接口准入——来建立排他性权力。

徐梦雅对数字资本输出的分析揭示了这一机制的对外维度：数字技术资本输出“构建了数据采集、传输、存储、运算的基础设施”，其目的在于“将他国或地区卷入数字化进程，使其成为数字资本渗透的社会工厂”。技术标准由此成为一种锁定装置：一旦后发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被纳入某一技术体系，转换成本便构成持续依附的屏障。数字帝国主义“以技术标准控制锁定全球技术依附关系”，使依附不再需要通过政治统治来维持，而是内嵌于技术架构本身。垄断对象从实物生产资料向生态壁垒与标准体系的位移，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权力运作从“占有物”转向“控制使能条件”——谁定义了数字空间得以运转的底层规则，谁就无需直接占有每一个节点，却能对整个网络施加结构性支配。

三、第二次位移：算力殖民与“领土”的重构

如果平台与标准构成了数字帝国主义的“通道权力”，那么算力则将这种权力锚定回物理空间。近年来“算力殖民”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对数字帝国主义的分析从数据与信息的流动层面，下沉到基础设施与能源—土地的纵深。算力殖民被界定为“构建算力领土控制与算力主权依附、算力经济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世界体系”的手段，是数字帝国主义的直接产物。

这一概念的“领土”并非纯粹隐喻。数据中心占据他国的土地、消耗他国的电力与水，而训练出的模型与攫取的利润则流向算力所有者所在国。FT一篇评论对此的概括直白而准确：“通过海外土地和电力为本国创收，有一个古老的名称：帝国”。算力殖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具备物理锚定与主权穿透：数据中心无法脱离特定地理空间而存在，但算力生态的准入规则、芯片供给与模型治理权却由垄断者单方面设定。有研究将这一结构概括为“算力中心—数据边缘”的“超领土控制模式”，即工业时代的“中心—边缘”依附关系在数字时代的空间重组。与传统殖民不同，算力殖民不需要派遣总督去治理这些“领土”；它只需要控制使这些领土得以运转的芯片、协议与云基础设施，依附关系就会以“市场选择”或“基础设施合作”的名义自动再生产。垄断对象下沉到算力与领土的层次，意味着数字帝国主义比纯粹的数据流动更难被“去依附”——因为物理基础设施的退出成本远高于退出一个平台账户。

四、掠夺机制的转化：数字地租、双重时间与认知剩余

垄断对象的位移必然伴随掠夺机制的转化。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掠夺，核心是对生产环节剩余价值的榨取与资本输出。数字帝国主义并未取消这一机制，而是使其叠加了新的层次。

第一层是数字地租。 平台凭借对数字空间的所有权与规则制定权，向依附于平台的用户和商家征收租金。近年来流行的“技术封建主义”叙事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寄生性特征，但其理论弱点在于将地租视为一种独立于甚至取代剩余价值生产的新剥削形式。陈人江的批判切中要害：平台的高额租金“归根结底是对其他部门或其他领域的剩余价值的转移”，数字技术垄断“仍然建立在雇佣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孙泽文进一步指出，技术封建主义在经济层面混淆了资本主义地租与封建地租，在政治层面以“去国家化”遮蔽了国家权力在数字帝国主义中的构成性作用。换言之，数字地租是垄断资本寄生性增强的表现，而非资本主义被封建主义替代的证据。将其读作“历史倒退”，反而可能弱化对资本积累逻辑本身的追问。

第二层是“双重时间掠夺”。 刘皓琰的分析表明，数字帝国主义凭借在数字资源上的不平等权力，“控制了全球价值链上的劳动时间和平台用户的注意力时间”。前者是对数字劳工剩余劳动时间的传统榨取在数字价值链上的延伸，后者则是对用户注意力时间的商品化——注意力被转化为可预测、可交易的行为数据，反过来强化平台对生产与消费的双重支配。时间之所以成为掠夺的核心对象，是因为数字资本主义的积累越来越依赖于对生命时间的全面捕获，而非仅仅对工厂时间的规训。

第三层是认知剩余的无偿占用。 这是掠夺机制中最具前沿性的转化。算法推荐、情感计算与神经传感技术使平台得以作用于感知、记忆与欲望的生成过程，将“认知忠诚”转化为无需支付对价的剩余。有研究将这一形态概括为“神经资本”：通过脑机接口与神经传感技术，“将感知和记忆等人类认知活动转化为可开发的数据资源，形成殖民认知系统的算法霸权”。另一项研究则直接宣称，当代殖民正在“从领土控制转向对人类认知的捕获与条件化”，形成“建立在被占领的认知之上、而非被占领的领土之上的帝国”。这一层次的掠夺不再满足于“你使用我的平台”，而是使情感反应模式、欲望结构与认知框架本身成为外部所有的算法体系持续开采的对象。认知殖民的提出，将数字帝国主义的依附逻辑推向了比数据殖民更深的生物性基底。

五、依附的深化：从基础设施嵌套到认知规训

与垄断对象和掠夺机制的位移相对应，依附形式也经历了从“领土殖民”到“基础设施—算法依附”，再到“认知依附”的深化。

在第一层，依附的物质底座是使能性基础设施的所有权与治理规则。算力中心、云服务器、海底光缆与通信网络的控制权，构成了“算力中心—数据边缘”结构的物质基础。全球南方国家被纳入这一体系，其数据与劳动成果被持续提取，而本地数字产业则因缺乏自主算力与算法能力被锁定在价值链下游。数字殖民主义被界定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科技巨头通过控制数字基础设施、掠夺数据资源、实施算法治理，对全球南方进行隐蔽性经济剥削与权力支配的新型殖民形态”。这种依附的韧性在于：它不需要持续的政治强制来维持，基础设施的技术惯性本身就构成了退出壁垒。

在第二层，依附内化为算法治理与认知规训。以特定数据集和价值体系训练的模型，对人群进行分类、排序与预测，使“算法殖民”成为可能。但认知殖民的批判进一步指出，这种规训不只作用于信息选择层面，而是通过“算法—神经认知环境”调节大脑的可塑性，在奖励与威胁回路的持续激活中塑造思想与欲望的模式。全球南方在此面对的是双重剥夺：既是数据原料与算力土地的提供者，也是认知条件化的对象。依附从“你的基础设施由我控制”，深化为“你的认知框架在被我的算法持续塑造”，其隐蔽性与退出难度都远高于传统殖民。

六、叙事的闭合：从“硅基和平”到“全民分红”

结构性依附的持续再生产，需要一套足以将其编码为“安全”“进步”与“福利”的叙事。数字帝国主义最精巧的合法化机制，不在于它否认垄断与依附的存在，而在于它将垄断租金重新翻译为地缘政治安全与国内分配正义。

“硅基和平”（Pax Silica）是这一叙事闭合的典型标本。它以“人工智能供应链安全”为名，试图将盟友锁定在某一算力体系之内。其目标“几乎不加掩饰：将成员锁定在美国的算力体系中，排除中国”。表面上是技术合作宣言，实际是将竞争边界从“关键技术点控”扩展为“全栈要素重组”，把矿产、能源、园区、跨境链路等非技术领域纳入与核心技术安全相同的安全叙事。与此同时，“AI主权财富基金”方案将算力依附体系榨取的利润，以“全民分红”的形式分配给本国公民——收益的边界与政治共同体的边界严格重合，而成本（土地、电力、水）却落在数据中心所在的他国领土上。这套叙事将帝国租金同时编码为“国家安全”与“国民福利”，使依附关系的再生产获得了地缘政治与国内分配的双重合法性。尤需注意的是，这种“全民分红”并非集体智慧的托管，而是地缘政治租金的收取：其收益恰恰来自对后来者的算力压制与对东道国土地与能源的占用。

叙事层面的分析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数字帝国主义的物质结构与话语结构并非彼此独立。算力殖民需要“硅基和平”来提供联盟纪律，数字地租的寄生性需要“技术中立”或“生态共赢”来遮蔽，认知规训需要“个性化体验”来呈现为技术进步。批判若只停留在对叙事的道德拒斥，而不追溯其背后的所有权与治理权结构，就容易在“批判—反制—再批判”的螺旋中被身份动员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