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很难得遇到一次深度探讨有哲理的摄影展。“成都国际影像艺术大展”开展的第一天，我就迫不及待去了成都当代影像馆。作为一个用手机拍了好几年照片、习惯把日常碎片编进美篇的摄影爱好者，走进了以“从真实观看出发”为主题的大展，多少带着一点隐秘的期待：在人人都是拍摄者的时代，一个专业的影像大展还能教我怎样“看”。逛完几大空间里的近两百位艺术家的作品，我发现，展览真正给出的，不是构图或技巧答案，而是一种近乎哲学的提醒，在一个被影像包围的世界里，观看本身正在变成一件需要重新学习的事。这问题有点深奥，我站在大厅前想了很久，做了几年美篇，我太熟悉那种“拍下来、发出去、等点赞”的循环了。</p> <p class="ql-block">手机让拍摄变得几乎没有成本，也悄悄把观看压缩成了一次快速的扫描。展览把“观看”重新放回一个真实的空间里，让它需要时间、需要停留，还需要给出一个回应。大展艺术总监说这次大展是一种“服务型展览”，我还觉得这个说法太低调了，后来明白了，“服务”的对象恰恰是观看本身，一个被算法和流量裹挟的东西，重新被赋予到了伦理的层面。看了陈漫的展厅醒目标题，还感到一丝困惑——“赞美富贵”？《现在，让我们赞美富贵》，把我这种不安推得更深。海边废弃的渔具和塑料垃圾，在她的镜头下被拍出了珠宝大片的光泽，远看如此精致高级，走近才认出是习以为常的污染物。我们制造影像，也被影像改变。我们改变环境，也被环境改变。</p> <p class="ql-block">但真正击中我的不是环保议题本身，而是展厅里的另一层追问：我们每天刷过的短视频，是否也在制造另一种“过剩”？文字里有一句话“柏拉图的洞穴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从洞穴变成了屏幕”。还有一句：“今天，我们既是观看者，也是影像的囚徒。注意力，甚至影响着我们对于现实的感知。物质的过剩与影像的过剩，于是在这里相遇。”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手机相册里成千上万张照片，忽然意识到，手机摄影最危险的陷阱，不是拍得不够好，而是拍得太多之后，观看变得不必负责任。昔日高成本的摄影，每一张如此珍贵。记得上世纪的85年，彩色照片还未普及，在峨眉山几个同学拍的照片，要寄到深圳找同学冲洗，每张七毛多，现在几乎能记住每一张照片的影子。现在呢，拍下来就等于“看过”，发出去就等于“记住了”，可实际上，快门按下得越轻易，凝视就消失得越彻底。王智的《我是谁》则把追问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她把亲友对她的回忆转译成黑白影像，试图从别人的碎片里重新拼出一个自己，展厅尽头还放了一面镜子，让观众在离场前照见自己。</p> <p class="ql-block">这件作品让我重新理解了自己做美篇时的那种冲动：每一次选片、排序、配文，其实也是一次对“我是谁、我在乎什么”的反复叙述。美篇里的那个“我”，从来不是日常的自动记录，而是一个被选择和编辑出来的自我形象。王智用他人记忆做这件事，做得更决绝、更清醒，本质上，每一个用手机整理生活的人，都在做同一件事，只是很少问一句：这个被影像建构出来的“我”，离那个正在生活的“我”，到底有多远？展览厅里还有一类作品，是“守望者”序列。有的在微观草木间悟道，有的在城市缝隙里守望乡土。它们不追逐奇观，不制造视觉刺激，只是把镜头久久地停在一道衣物的折痕、一张脸上的纹路、市井里一瞬即逝的寻常光景上。</p> <p class="ql-block">如果说陈漫和王智是“探索者”，在影像的边界上追问价值与身份，那么这些守望者提醒我们，是另一种同样珍贵的姿态：在一个不断加速的影像生态里，需要选择慢下来、沉下来。在影像馆里，除了拍摄琳琅满目的作品外，我还把视线对准了参观者，我也在记录此时的真实，一群摄影大咖们，他们的沉思，他们的探讨，留在我的影像里，这也许有点意义。在影像展外的草坪上，看见一对拍新婚风景的新郎新娘，我把展览背景板作为前置，让这张影像记录有了特殊含的义。走出影像馆，我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发美篇，而是沉淀了好多天，需要慢慢消化。我想先记住那种感觉：手机摄影是一种日常守望，而不是又一轮影像的生产。下次按下快门前，也许我会多问自己一句，我是在“拍”，还是在“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