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昔砺志】大院里练出的童子功

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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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暮年，常睡眠不好。失眠的时候，就会想东想西，有时，便会想起儿时那段特殊的“小民兵”往事。它给了我受用一生的底气。

我从小在内江的部队大院里长大，父亲是一名军人。每天清晨六点，起床的军号就会准时响起。不一会儿，营区里便沸腾起来：一队队战士齐刷刷地跑步，“一二一、一二一”的口令此起彼伏，《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等军歌雄壮嘹亮。那种朝气蓬勃的气象，我看在眼里，也悄悄立下念头，长大了，也要当兵，保家卫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兵是无上光荣的事。营区里的军人个个腰杆笔直，眼里有光，办事雷厉风行，待人热情实在。那时有句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可自己年纪太小，军人的梦想似乎很远，只能想想而已。没想到，有一天，小小的我竟然也能扛起了枪，当上了“小军人”。这段别人少有的经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时候，城里就业难，许多农村来的随军家属找不到工作。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除了生娃、带娃，做家务外，闲下来便三五成群聚在大院里，张家长李家短，常常为一点小事闹得邻里不安，鸡飞狗跳的。为了不让“后院起火”，部队专门设了一名后勤指导员，管理这几十名家属，也管我们这帮调皮捣蛋的孩子。

这位指导员很用心。他把家属们组织起来，每天学文化、读报纸、讲道理、明是非；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又组织大家学毛主席著作、跳“忠字舞”。八一、国庆，他还让家属们在军人大礼堂给官兵表演节目。大院风气为之一新。

大人的问题刚理顺，我们这帮孩子的散漫又冒了头。大院里的孩子多，一家能有四五个娃，暑假作业又不多，成天混在一起，不是打架斗殴，就是上树掏鸟、下河摸鱼；有打破头的，有摔断胳膊的，还有偷偷跑到沱江里学游泳的。而沱江河里，每一年都有淹死人的事发生，大人们为此操碎了心。指导员便把我们组织起来“学雷锋”，读雷锋日记，讲雷锋故事，让我们学做好事。可我们左耳进右耳出，转头照样疯、照样野。此招不灵。

指导员到底是老兵，带兵很有一套。一百多人的部队都治得有模有样的，还治不了你们这帮毛都没长全的小屁孩儿？他又使出一招：成立“小民兵连”，把几十个孩子按年龄编成班、排，搞军训。他说，这叫“组织起来”。

那是一个“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年代。读小学时，我们就已是“小民兵”了——五年级三班不叫“五年级三班”，叫“五连三排”。而这一回，我们这些七八岁、十来岁的娃娃，真刀真枪地当起了“小民兵”。

从此，暑假里，我们不再满院子疯跑。每天清晨，孩子们准时到操场集合，练立正、稍息、齐步走，正步走。指导员要求很严，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就十遍，谁在队列里说话，谁动作走样，都被叫出来单练，有时还罚绕操场跑三圈。

四川的夏天特别热，坐着不动都出汗，人人扇子不离手。可军训时在队伍里一站就是老半天，汗水顺着额角流进眼里，又辣又痒，谁也不敢擦。有一个女孩受不了，忍不住哭了。指导员走到她跟前，声音不高：“哭可以，哭完了接着站。当兵的人，骨头要硬，腰杆要直。”接着，他在队伍前来回走，说：“只有身子站直了，遇事才不会趴下。”完了，总要带一句：“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就这样，一天练下来，累得精疲力尽，但也觉得好玩。第二天一到点，我们又忍不住跑出门军训。大人们路过，常笑着说：“这帮小兵，还真像那么回事。”

练完队列，练射击。指导员不知从哪儿弄来十多支半自动步枪，个子高的一人一支。枪扛在肩上那一刻，我觉得特光荣，好像自己也长高了不少。练射击，是从最基本的动作开始的。指导员连做了三次示范：持枪、出列、卧倒、举枪、瞄准、射击、匍匐前进，一环紧扣一环，动作干净、漂亮。我们有模有样地开始了练习，哪一步都不能稀松掉队。指导员边指导边说：“战场上，动作慢半拍，命就没了。只有平时多吃苦，战时才能少流血。”那时，子弹金贵，听说一颗子弹抵十三斤米。所以，练射击时花费的时间最多，一练就是一天，人爬在地上，枪托紧靠肩窝，缺口、准星和靶心瞄成“三点成一线”，就这样反复地瞄，反复地练。然后，再轻轻扣动扳机。“一定要记住，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指导员这样反复地教导着我们。可那时，我们并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只当是一句平常话。直到实弹打靶那一天，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

那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兴奋又紧张，列队来到了部队靶场。子弹金贵，一人只能打三发子弹，第一颗子弹射出后，先报一次靶，若有问题及时查找原因。检验我们的时刻开始了。靶场上的枪声响了起来，有人成绩优良，有人成绩不佳，甚至还有脱靶的。轮到我时，心跳得格外快。我按着平时练熟的动作卧倒，把枪托抵紧肩窝，手心里全是汗。指导员在旁边低声提醒：“心要沉，手要稳，三点一线。”紧张归紧张，可我那时视力特好，不像后来看书把眼睛看近视了。我闭上左眼，把准星对准了又对准，轻轻扣动扳机的一瞬，枪响了，枪身猛地往后一撞，右肩又麻又疼，耳朵里嗡嗡直响。报靶员挥舞着红旗高兴地报靶：“十环！”——而且打中了十环里最小的那个小圈，比前面的小伙伴们打得都好。顿时，我开心地笑了，身后响起了一片掌声和叫好声，指导员也少有地笑了，“不错。继续努力，把剩下的两发子弹打完。”瞄着靶心，我暗自高兴。心想，若按照前面这样射击，最后这两颗子弹从靶心中的弹孔穿出去怎么办？岂不是没有成绩了！于是，我瞄准时，稍稍地把准星左偏离一点点，右偏离了一点点。结果，两声枪响后，报靶员一脸懵逼，找不到弹孔在哪里！

全场一片哑然。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出气来。“怎么可能！第一枪打得那么好，后两发子弹却全都脱靶呢？！”指导员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我愧疚又紧张，小声说明了原委。指导员又气又好笑：“你呀你呀，说你什么好呢，白长了那么大的个子了！”接着，他收起笑容，一字一顿地说：“你们都给我记牢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从此，我再不敢把指导员的话当耳旁风，连他过去说过的“令行禁止，吃苦在前”“身子站直了，遇事才不会趴下”等，也都牢牢刻在了心里。

那年夏天过后，大院里的孩子真就变了样：没人再偷偷往沱江里野了，打架斗殴不见了，队列走得有模有样，碰见长辈知道站住喊“叔叔好”。指导员逢人就乐：“这帮小子，有兵样！”

这种暑假“小民兵”的军训，后来又连着搞了好几年。它磨炼了我们的身体，也悄悄改变着我们的心性，让我们变得吃得了苦，守纪律，有定力。可那时，我们哪懂这些啊，只觉得这日复一日的立正、瞄准、匍匐前进挺好玩的，知道队列整齐、枪打得准，能在小伙伴面前挺胸脯。谁也没想到，这些在操场上练出的童子功，会管我们一辈子。

高中毕业后，我到农村插队当知青。农活苦，手上磨出血泡和茧子，咬咬牙也就扛过去了。后来，我又到西藏日喀则当兵。七十年代的西藏，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海拔高，气不够喘，逢年过节好不容易吃回肉，都是内地运进来的，皮硬的咬都咬不动。最难熬的是冬天夜里站岗。零下二三十度，寒风刮来打得脸生疼，冻得不住地跺脚取暖。下哨回来钻进被窝，一晚上冷得睡不着觉，身子直打颤。睡不着，我就在心里走队列：一二一，一二一，正步、跑步、齐步……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八十年代初，我复员到太原，在一家国企当翻砂工，每天跟砂子、风枪、钢水打交道。炉火烤脸，砂尘呛鼻，上一天班累得贼死。下班后，一大群工友到澡塘洗澡，池里的人都躲着我们，嫌脏。不少翻砂工、清铲工、炼钢工受不了这苦，变着法子调走。我又挺住了……

回望这一生，无论是当知青，还是到西藏当兵，以及后来的翻砂工，哪一段经历都挺苦的。但我都一一咬紧牙关挺过来了，因为我身上有小时候练就的那点“童子功”——人要站得直，吃得了苦，守纪律，凡事认真负责，否则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军人式”的童年，给了我一身用不完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