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微草堂～品读大清13

道誠

　　阅微草堂

～一位盛世学者的幽暗独白

北京虎坊桥东，有一处宅院，曾是乾隆朝一位老者的书斋。他给这里取了一个颇费琢磨的名字——阅微草堂。这地方在清代中后期的名气，几乎不亚于任何一座官衙。这位主人，便是纪昀，字晓岚。

纪昀留给后世的著作不多，除了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最为人知的便是《阅微草堂笔记》了。这部书却不叫文集，不叫诗集，叫“笔记”。名曰笔记，却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一部文言志怪小说。一位以考据训诂立身的学者，用十年光阴，写下了一千二百多则狐鬼故事。

这件事本身就耐人寻味。

纪昀的一生，从世俗标准看几乎是完美的。他生于雍正二年，直隶献县人，父亲纪容舒是著名的考据学家。十一岁随父入京，二十四岁中举人，三十一岁成进士，入翰林院。乾隆皇帝称他“活着的东方朔”，嘉庆帝御赐碑文赞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他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做了十三年《四库全书》总纂官，收书三千五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

然而，这样一个人的晚年，内心世界却日益封闭。他鄙视小说，曾为未能著书以实现学术夙愿而深为遗憾，却又在六十六岁至七十六岁之间，以持续十年的光阴，写了一部他本来看不起的“稗官”之作。这种矛盾，恰是理解《阅微草堂笔记》的钥匙。

纪昀的人生轨迹中，有一段无论如何绕不过去。乾隆三十三年，他四十五岁，因给亲家、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通风报信，卷入盐政亏空案，被革职发配乌鲁木齐。一位正在仕途上升期的翰林学士，突然被抛到了帝国最遥远的边陲。

他在新疆待了两年多。这期间，他沿途积极与当地人交流，记录了大量塞外见闻——各地的风土人情、草木虫鱼、民间奇谈。这些笔记后来整理成册，成为《阅微草堂笔记》中极为珍贵的素材。有学者统计，其中涉及新疆的记述多达九十余则，后来晚年编纂时全部收录。

流放生涯对一个学者的改变是深层的。在京师时，他的世界是书斋与朝堂；在乌鲁木齐，他面对的是荒野与民间。那些被后世视为“志怪”的故事，许多正是在这片辽远天地间被收集的。他在“小序”中说：“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而已。”然而“大旨期不乖于风教”六个字，暴露了他真实的写作意图。

两年后，因乾隆帝修书需要，由刘统勋荐举，他被召回京师，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从流放之身回到帝国文化工程的核心，这种命运的大起大落，让他对世事有了一种旁人难以企及的透彻。

乾隆五十八年，纪昀的门人盛时彦在《姑妄听之》的跋文中，记录了一段老师对《聊斋志异》的评价：

“《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

这句话在文学史上引起的回响，绵延至今。纪昀对蒲松龄的批评集中在两点。其一是“一书而兼二体”：六朝志怪重在简洁记事，唐人传奇则铺陈情节、刻绘人物，两者体例迥异，不宜混淆。而《聊斋志异》恰恰将志怪与传奇熔于一炉，既有短小精悍的笔记体，也有情节曲折的传奇体。其二是“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纪昀追问：如果这些私密情态确属亲见亲闻，从何得知？如果是作者虚构，又怎能冒充见闻？

他并不否认蒲松龄的才华，甚至说“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但他坚持自己的立场：小说既然记述见闻，就应属于叙事，不能像戏台上的关目那样随意装点。

这种主张的背后，是乾嘉考据学风对文学创作的深刻渗透。纪昀将治学之法带入了志怪写作：故事大多交代讲述者和消息来源，以表明并非凭空杜撰；篇末常加议论，融入考辨与求证。学者将其概括为“以考据之法写小说、以志怪内容说学理、以著书立言为旨趣”。他刻意与蒲松龄的“才子之笔”拉开距离，走上了“著书者之笔”的道路。

时人常以此讥其“质木少文”，然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

“雍容淡雅，天趣盎然”八个字，道出了简淡文风中的别样滋味。

《阅微草堂笔记》共计五种二十四卷，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其素材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家族亲友和童年见闻，京师为官接触的学子文人、官场世态，以及新疆等地的风土人情。

书中写得最多的是鬼狐，写得最好的却是人心。

《滦阳消夏录》中有一则故事，说南皮县的许南金先生胆量最大。他与朋友在寺庙读书，半夜北墙忽然透出烛光，现出一张簸箕般大的人脸。朋友吓得半死，许南金却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对着墙壁说：“我正想读书，发愁没有蜡烛，你送来的正是时候。”于是诵读之声琅琅。鬼的目光渐渐隐去，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许南金后来说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鬼魅真有，有时也能见到，其实对于人来说，真正的鬼在自己心里。”

心里没有鬼，便不怕鬼；心里有鬼，处处是鬼。这则故事不过数行，没有繁复的铺陈，没有曲折的情节，却把人鬼之间的对峙写得意趣盎然。

另一则名篇《泥古者愚》，写一位名叫刘羽冲的老儒生。他性情孤僻，好讲古制，却迂腐不谙世务。偶得一部古代兵书，读后自称能带十万兵，恰逢土寇匪患，便自练乡兵与之较量，结果全军溃覆，几乎被擒。后来又得一部水利书，伏读经年，自称可使千里成沃壤，绘图列说于州官。州官让他试于一村，沟渠刚挖好，洪水大至，顺渠灌入，村民几乎变成鱼。此后刘羽冲抑郁不自得，每于庭中独步，摇首自语：“古人岂欺我哉！”

纪昀只用了几笔，便勾勒出一个泥古不化者的悲剧。没有道德训诫的说教腔，讽刺中带着一丝悲悯，读者自会心领神会。

书中还有大量冥司断案的故事。卷八记载了一则冥判：两位妇人侍奉公婆，一位礼数周全却无真诚的孝敬之心，另一位能讨公婆欢心却背后发牢骚。阴间律例判定，真孝者增寿十二年，此二人虽算不得真孝，却也无大过，各增寿六年。这触及了一个永恒的难题：如何评判人隐微的内心？纪昀借冥司之口给出了他的答案——天不藏奸，私念勿欺。

在另一些篇目中，他则将笔锋指向了官场。有御史被处死后托梦给审案官员，责备他审案时虽没有主动落井下石，却面有幸灾乐祸之色；结案后虚言安慰，语带轻慢。御史哭道：“他人依法判我死罪，我没有怨恨；你因旧怨见我死而快意，我怎能不恨你？”审案之人只要有半分私心，哪怕判决合法，当事人也不服。这已不止是志怪，而近乎一部微型的政治伦理学。

纪昀继承了魏晋六朝的志怪笔法，有意模仿晋宋笔记小说质朴简淡的文风，不事雕琢，叙事简明，却又富于理趣。每则故事的结尾，他总要缀上几句短语，以衡平的语气评断事情的来龙去脉与曲直所在。这些评语往往耐人寻味，是全书中极具个人色彩的部分。

嘉庆五年，门人盛时彦将五种笔记合为一编，请纪昀亲自审读校订后刊刻。这部合刊本以他书斋的名字命名，题曰《阅微草堂笔记》。五年之后，嘉庆十年二月，纪昀病逝，享年八十二岁。生前他自撰挽联一副：“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十四个字，写尽一生。

他编纂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二百卷的体量，为华夏数千年的典籍做了最为系统的整理与品评。而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这位“一代文宗”却放下了经史考据，去追录旧闻，谈狐说鬼。他说自己“老而懒于考索，也不复以词赋经心，惟时时追录旧闻……聊以遣日”。

然而，一个以严谨著称的学者，即便在“遣日”之时，也未曾放下他的严谨。他将考据精神融入每则故事，交代来源，旁究物理，考证名物。在他的笔下，志怪不只是猎奇，更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借鬼狐之口说人间之事，以幽冥之镜照世态之真。

《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一则借狐仙讽刺《聊斋》式幻想的故事：东昌一名书生夜行郊外，见到一座宅院，怀疑是狐仙幻化，便盼望自己也能像《聊斋》中的书生一样遇见狐女，迟迟不肯离去。后来果然有婢女请他入宅，他满心以为艳福将至。不料到了晚上，一位老翁请他主持婚礼。书生这才发现，自己不是新郎，只是被请来充当傧相。回家后愤愤讲述遭遇，听者却大笑道：“非狐戏君，乃君自戏也。”

这则故事显然是在反用《聊斋》常见的“书生遇狐”模式。纪昀讽刺那些心生妄念的读书人，在他看来，真正迷惑书生的可能正是《聊斋》式的幻想。这既是一则志怪小说，也是一篇文学批评——纪昀用他自己的方式，与蒲松龄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如今，虎坊桥的阅微草堂早已不复原貌，但那些简洁幽深的文字还在。它们不似《聊斋》那般铺锦列绣、缠绵悱恻，却自有一种雍容淡雅的气度。那是一个盛世中的老人在书斋深处独坐时，与鬼狐、与古人、与自己进行的一场漫长对话。他借魑魅魍魉摹写世态人情，以“神道设教”求劝善惩恶、“正人心、厚风俗”——在考据与志怪之间，在学者与小说家之间，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个位置，后来无人能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