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昔砺志】那袋红薯干

小桥流水

昵 称：小桥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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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特殊的年代。1961年是困难时期的谷底，随后1962年、1963年补偿性生育集中释放，1963年出生率更达到建国后历史最高峰。我就是在这样的人口出生高峰中来到人世间的。

那时年纪尚小，不谙世事。村里没有幼儿园，直到八九岁我才走进小学。说是小学，其实是一、二、三年级挤在一间教室里，由一位老师轮着教。教室简陋，桌椅破旧，冬天透风，夏天漏雨。一块黑板、几支粉笔，便是全部教学用具。可即便如此，那已是我们童年里不多的亮色。能走进教室，能捧起课本，能跟着老师念出一个个方块字，那种新奇与满足，至今想来仍觉珍贵。下了课，我们便在村子里疯跑，捉迷藏、踢毽子、滚铁环，在贫瘠岁月里搜寻自己的快乐。

生活的艰辛，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我家是“两半户”——父亲在城里工作，母亲在农村带着我们姐弟四人。父亲每月工资大概40元，能拿回家的少之又少。家里还要按人口、地亩承担公粮、提留款和义务工，不能出工就得交钱；这些“皇粮国税”直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才退出历史舞台，那已是后话。平日主食是玉米面、红薯面和豆类，村里有句打油诗：“红芋面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只有农历大年初一，才能吃上一次白面馍。母亲总变着法子：红薯面掺玉米面蒸窝窝头，豆面做杂面条，偶尔贴几张红薯面饼子，已算改善。可每到春荒，家里粮缸还是常常见底。

我10岁那年春荒，家里口粮所剩无几。一天早晨，母亲从梁上取下一个小布袋，里面是仅剩的红薯干。她把袋口系紧递给我：“去冯庄打面吧，路上别歇太久，面打细些，回来给你们贴饼子。”我瘦小，袋子往肩上一压，身子就往下沉。母亲又追出来，把袋口重新扎了一道，说：“走慢点，别逞强。”我扛着红薯干往邻村走，袋子压得肩膀生疼，走几步就得换肩。走到半路，实在走不动了，正想放下歇歇，同村的王婶拉着架子车从后面过来。她喊住我，把袋子接过去放在车尾，用麻绳刹紧，说：“你娘又算计着过春荒吧？上来，捎你一段。”她没多说别的，只让我扶稳袋子。到了村口，她帮我卸下来，又拍拍我肩上的红印子：“快去吧，别让你娘等急了。”

磨坊里机器轰响，师傅抓起一把红薯干看了看，说：“单磨发涩，掺把玉米好下磨。”我记在心里。面打好后背回家，袋子比来时轻了些，心却踏实了。母亲把面分成两份，让我端一碗给王婶。王婶推辞，母亲说：“人家帮一把，咱得记一辈子；有来有往，日子才不孤单。”那晚，锅里贴了红薯面饼子，掺了点玉米面，热腾腾的，我咬了一口，觉得格外香。学校复式班里，老师用粉笔头在黑板上写“人勤地不懒”。我一边割草一边背书，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父亲偶尔回家，用旧报纸包几支铅笔，说：“字要一笔一画，路要一步一步。”那时不懂什么大道理，只记住了：活儿要干完，书要念下去，别人帮了忙不能忘。

七十年代末，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的落实，土地分田到户，农民积极性高了，粮食产量也上来了，家里的口粮问题逐步解决。第一个丰收的秋天，院里堆着红薯、玉米，母亲仍把红薯面掺上玉米面，说：“好日子也要当穷日子过。”后来我跟随父亲转学到城里读书。1983年夏季高考，我考入安徽省屯溪茶业学校蚕桑专业，1985年7月份分配到安徽省农科院蚕桑研究所，后来调回家乡亳州。四十年工作中，我经历过农技推广、蚕种制造、农业综合开发、供销企业、乡镇街道和政法等岗位工作，如今退休两三年了。

回望六十多年，我渐渐明白：清贫本身不值得赞美，值得记住的是荒年里母亲不慌的那双手，是王婶顺手捎我的那一段路，是老师捏着粉笔头的认真，是父亲那句“路要一步一步”。那袋红薯干压在肩上时，我只知道咬牙往回挪；后来遇到工作波折、生活难关，我常想起那条土路——走不动就换换肩，歇一歇再走。童年留下的底气，不是富裕，是遇事不躲、过日子会算计、受人恩惠记在心。秋天又来了，我仍怀念儿时丰收的喜悦，也怀念那些清苦日子里真实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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