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30）礼州会议旧址

孙建平

四月的凉山，暖阳愈盛，风里裹着安宁河谷的温润气息。我们辞别会理，沿着红军北上的足迹，一路向北穿行，越过德昌的沃野田畴，抵达西昌城郊的礼州古镇。 这座藏在川西南腹地的千年古镇，依着安宁河而建，青石板街蜿蜒悠长，古祠老宅错落林立，烟火气与古朴韵味相融，静谧得让人沉醉。八十余年前的暮春，同样是这般暖意融融的时节，一支历经磨难、军心初聚的红色队伍，踏破风尘进驻这里，在此停留六天六夜，于古镇深处的古祠之中，召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礼州会议。这场会议，不仅敲定了红军改道彝区、强渡大渡河的生死战略，更首次正式定名“长征”，为这场波澜壮阔的战略转移，赋予了永恒的精神之名，在礼州的春风里，写下了长征路上承前启后的关键篇章。 礼州自古便是川滇要道、南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年岁月沉淀下厚重的烟火，青瓦覆顶的老宅依势而建，宗祠庙宇古朴庄重，街巷间的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潺潺溪水绕镇而过，一派悠然的古镇风貌。会理会议之后，红军统一思想、重整军心，为避开敌军重兵把守的西昌城，转而进驻礼州，这片安宁的古镇，成了红军长征途中难得的休整之地，也成了谋划前路、定夺生死的战略要地。 彼时，红军北上之路依旧凶险重重。蒋介石效仿当年剿灭石达开的旧例，调集重兵布防大渡河沿线，同时封锁泸沽至大树堡的必经大道，妄图将红军围歼在大渡河畔，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先遣队传回急报，原定北上路线已被敌军死死封堵，贸然前行必将陷入绝境，前路何去何从，成为摆在红军面前的生死难题。 军情紧急，刻不容缓。1935年5月21日，中革军委在礼州土官庄边家祠堂，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我们缓步踏入这座百年古祠，青砖墙、木梁柱，天井里古柏苍翠，一口清泉汩汩流淌，后人称之为“红军井”，井水清冽，见证着当年的岁月。祠堂正厅简朴无华，没有繁复装饰，泛黄的墙面留存着岁月痕迹，当年的军号、马灯、旧桌凳按原貌复原，阳光透过雕花窗棂洒进厅内，光影斑驳，仿佛还能看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围坐一堂，凝神研判战局的身影。 会议现场，气氛凝重却不失果敢，与会人员仔细分析敌我态势，反复推敲行军路线。毛泽东力排众议，果断否决原定路线，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放弃大道，秘密改道冕宁，穿越彝族聚居区，从安顺场偷渡大渡河，跳出敌军的封锁圈套。同时作出精妙部署：红一军团一部伪装主力，向大树堡方向佯动，制造红军要强渡大渡河的假象，牵制敌军主力；红军大部队则隐蔽潜行，直奔彝区，为北上求生开辟新路。 展厅里，一枚传家银元的展板静静陈列，边家大院的故事在此娓娓道来 。当年国民党反动派造谣红军“青面獠牙”，百姓躲进深山，只留边仕光的爷爷守家 。红军进驻后，衣着简朴、待人和善，毛主席住进边家大院，与边玉坤结下情谊 。离别时，毛主席收下辣椒与烟袋，回赠一枚银元，边玉坤将其藏于裹肚十五载，终传至孙辈手中 。这枚银元，是红军与百姓鱼水情深的见证，也是礼州古镇里，那段军民相融的温暖注脚。 展陈的“彝海结盟”雕塑，定格着小叶丹与刘伯承握手的经典瞬间 。1935年5月22日，彝族首领小叶丹与刘伯承在冕宁彝海歃血为盟，小叶丹派向导带领红军顺利走出彝区 。这一壮举，成为红军顺利北上的关键一环，也成为民族团结的不朽典范，与礼州会议的战略部署相辅相成，共同书写了红军渡越天险的传奇 。 这场会议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长征”一词的正式定名。此前，红军的战略转移多以“西征”“北上”“突围”相称 ，而在此次会议后，朱德同志以中革军委名义，于当日18时发出“万万火急”改道电令，首次正式将红军的战略转移定名为“长征”。二字铿锵，既道尽了征途的遥远与艰辛，更彰显了红军为革命理想奋勇向前、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自此，“长征”二字正式写入红军电文与军令，成为这场伟大远征的永恒标识，镌刻进历史长河。 会议间隙，红军在礼州严守纪律、秋毫无犯，打土豪、分粮物，将温暖带给贫苦百姓，与当地汉、彝各族群众结下深厚鱼水情 。百姓们主动为红军送粮、带路、救治伤员，青年们踊跃参军，为队伍注入新生力量。分开转战两个多月的红九军团，也如期抵达礼州与主力会师，带来物资与兵员，周恩来赞誉其为“战略骑兵”，全军士气愈发高涨，在礼州的春风里，积蓄着继续前行的力量。 如今的礼州会议旧址，早已成为红色圣地。边家祠堂修缮一新，陈列馆内泛黄的电文、老旧的武器、战士们用过的行囊，无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红军街上，红色标语依稀可见，古巷老宅间，处处留存着红军的足迹。镇口的红军纪念碑巍然矗立，鲜红的旗帜与红军战士铜像相映，在“不忘初心”的红色大字旁，与同行的伙伴举着“重走长征路红色之旅”的旗帜合影，镜头定格下的，是对历史的致敬，也是对初心的传承。
漫步古镇，四月的春风拂过枝头，花香弥漫，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散尽，唯有安宁祥和的光景，诉说着岁月静好 。重走礼州，站在百年古祠之中，感受着春风拂面，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方才懂得这场会议的深远意义。它是战略上的转折，避开绝境，开辟生路；是思想上的升华，定名长征，凝聚信念；更是团结上的见证，军民同心，将士共济 。从会理定军心，到礼州启长征，红军一路北上，步履愈发坚定，信念愈发执着。

史料依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记载1935年5月红军进驻礼州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的史实 。

2. 《红军长征过四川史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收录礼州会议战略部署、“长征”定名的历史文献及红军与当地群众互动记载。

3. 礼州会议旧址纪念馆馆藏文物与史料，含红军使用过的物品、会议相关电文抄件、边家银元等实物佐证。

4. 刘伯承《回顾长征》、聂荣臻《长征回忆录》，详细记述礼州会议改道彝区、强渡大渡河的战略决策及彝海结盟相关经过。

5. 1935年5月21日中革军委《万万火急》改道电令，为礼州会议决策的直接文献依据，明确主力改经冕宁、佯攻越西大道的部署。

6. 朱德1935年5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以正式文告形式使用“红军万里长征”表述，为“长征”定名的权威文献 。

作者来自江西萍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