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蔸响起的时候(散文)

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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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侄子家闲坐。他把手机往电视上一投，电影就出来了。画面清亮，声音稳当。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看着，心却慢慢走回从前。那时看一场电影，要翻山，要赶夜路，要早早搬凳子去占地方。幕布一挂，电蔸一响，一个村子就像过年。

1973年9月，我进会同中学读初一。10月，学校忽然宣布：去县城包一场电影，放假一天。教导主任的声音从高音喇叭里传出来，校园像油锅里溅进一滴水，哗地炸开了。离放学只剩几分钟，课堂已按不住，叽叽喳喳的声音盖过老师。住校的同学兴奋得半夜就醒。我也天不亮起身，顾不上吃饭，和五六个伙伴踏着晨光上路。山雾没散，露水打湿布鞋，石板路泛着清冷的光。我们一路说笑，脚底轻快，像去赶一个节日。

学校离县城十几公里，全靠走。进了北城门，转过十字街，电影院到了。片名是《永生的战士》。影片里，男主人公被敌人抓去，受尽酷刑，血肉模糊。为了守住秘密，他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幕布上那一瞬，我至今记得。后来读师范，知道张志新烈士也受过那样的折磨。那一刻我明白，真正的革命者，是把信念咬在牙关里的人。

这一场电影，让我记住的不只是故事。我第一次看见同学们说的“国防公路”，那么宽，那么平；第一次站上横跨梅江河的宁河大桥，桥又长又宽，能望见很远；第一次看见县城的样子，看见城里人走路、说话、买东西。山外的世界，就这样在我心里亮了一下。后来一两年，学校又组织过几次去县城看电影，看《森林之火》《第八个是铜像》。片名记得，新鲜感却再没有第一次那样强。倒是那条路、那座桥、那回进城，一直留在心里。

几年后，公社有了放映队。没有电影院，幕布就挂在供销社门口十字街的两根电线杆之间。下午四五点，凳子椅子已把街塞满。小孩端一碗饭，坐在自家凳子上等。横街的小摊摆出来，花生、瓜子、炒米糖、菱角糖，香气混着叫卖声，像过节。幕布挂在两根电线杆中间，街两头一样远，正面坐满，反面也能看。墙头、屋顶上，也有人。

放映到紧要处，街那头忽然来一辆货车。那时会同还没有过境公路，车要从街上穿。人起身让路，幕布解开一边，车慢慢过去，十几分钟后再挂好。大家骂两句，又安静下来。那点懊恼，如今倒成了这条街上最难忘的电影记忆。放的多是打仗的片子，《平原作战》《奇袭》，也有样板戏。好人坏人，一看便知。散场路上，我们争得脸红，谁死得值，谁死得冤。

高中时，我们几乎逢片必追。受“读书无用论”影响，课堂上没几本书，晚自习也留不住人。附近哪个村有电影，我们就往哪个村走。《勐垅沙》我看了七次，里面的对白能背。杨屋村、下村豆坪里、富家瑶、铁占坨、桃枝村、腰江、横塅、下布，哪个村有电影，哪里就有我们的脚步。现在想起来，记住的不是片子，是夜路，是伙伴，是散场后一路争论“好人”“坏人”的声音。

高中毕业，我回到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开始“修地球”。追电影的地点，转到兔子竂——我们大队部所在地。正在田里埋头劳作，忽然听见田埂上有人喊：“今晚有电影！”大家直起腰，问：“真的？别骗我们。”喊的人说看见有人扛“电蔸”过去了。那时山里把发电机叫“电蔸”。电蔸重，不好搬，就用轿杠绑在中间，两人一前一后抬着，像抬轿。哪个村放电影，第二天就派人把电蔸送到下一个放映点。

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全大队。姐姐嫁在兔子竂，常托人捎口信来。母亲早早做饭，炒一把花生或豆子，分装进我们口袋：“慢点吃，留到后半场，好打发瞌睡虫。”从我们村到兔子竂三里路，翻过山坳，就能望见大队部的大坪。我们先看那盏灯亮没亮。放映机搁在借来的八仙桌上，桌腿绑一根竹篙杈，200瓦的白炽灯泡挂在上面。电蔸轰一声，灯亮了，全场“哦”地一呼。我们翻过山坳，看见那团光，心就飞过去了。

放的多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铁道卫士》《奇袭》《红灯记》。打仗的片子最受欢迎。看到冲锋，全场安静；看完回去，还要议论半宿。京剧对白多，唱腔长，有人看着看着就打哈欠，悄悄离场。换片时，放映机停，人群骚动，有人活动腿脚，有人喊孩子。最怕“烧片”，幕布上突然一道强光，影像花了，放映员低头修机器。修得快，几分钟接上；修不好，大家叹着气散去，一路还在猜结局。

电影快完时，动作快的人先呼儿唤女，扛凳子走，怕散场天黑路难走。有时判断错了，走到半路听见后面还有声音，又急忙返回来。小弟们看到后半场，常在我怀里睡着。母亲装的花生豆子，到底斗不过瞌睡虫。我们抱着他们，或看完，或提前走，留下一小截没看完的遗憾。

在村里“修地球”那两年，还有两次更远的追电影。1978年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县里首映，连放十天，场场爆满。我们弄到几张票，冒着大雨走二十里山路，再搭班车进县城。看完往回赶，衣服湿透，冷得发抖，心里却热。不久，《大闹天宫》在公社大院免费放，正逢“双抢”。队长被我们磨得没法，答应早收一点工。我们吃了点冷饭，暮色里赶去，挤不到幕布前，就站在外围山坡上看。散场后头顶星光往回走，二十里山路，说着孙悟空，像踩了筋斗云。

1978年秋，我考上师范。从那时起，看电影容易多了。学校到县电影院二十来分钟，和同学三三两两走去，说说笑笑。两年后，我以教师身份回到母校会同中学任教。公社旁边盖起大礼堂，兼作电影院，能容上千人。露天幕布渐渐少了，看电影的环境一年年好起来。

如今手机一点，电影就来了；城里影院座椅软，音响好。可我还是常想起那些夜路：露水、星光、抬电蔸的轿杠、母亲口袋里的炒豆子。怀念的不是电影，是看电影前的那段路，是人群挤在一起的暖，是少年人为了一个画面肯走二十里的傻气。

电蔸响起的时候，一个村子就亮了。那样的夜晚回不去了，却一直亮在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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