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归乡与远行:鲁迅《故乡》里的冷与热</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文/垚之焱</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r></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1921年的北京,冬天大约也是干冷的。鲁迅坐在八道湾的寓所里,提笔写一个叫“故乡”的地方,笔尖落下去,却是“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两年前的那个十二月,他最后一次回到绍兴,卖掉祖居的老屋,带着母亲和宏儿北上。此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一个人把“故乡”写成了“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那里面有一种很沉的东西:不是不想回,是回去了,发现已无处可归。</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绍兴在记忆里并非不温柔。百草园的鸣蝉,社戏台上的女吊,夜里氤氲着豆麦水草气息的乌篷船——这些都在,都在他的文字里活着。可那是纸上的故乡,是“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的故乡,是一个少年用想象与怀念一层一层涂抹过的图景。真实的故乡却在时间里一点一点地剥落,露出底下灰黄而粗粝的底子。鲁迅不是不知道这种剥落,他比谁都清楚,只是他偏偏要回去看,看了还要写。写的时候,他没有让记忆里的金黄月光去覆盖眼前的萧索,而是让两者同时在场,互相刺痛。</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刺痛他最深的,是闰土。</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那个在瓜地里捏着钢叉的少年,紫色的圆脸,红活圆实的手,心里装着无穷无尽的希奇事: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二十年后站在面前的,是一个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紫色的圆脸已变作灰黄的人,眼睛肿得通红,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那双手——鲁迅写得很慢,很重——“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这双手曾经在沙地上利落地刺向猹,如今只是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鲁迅没有渲染自己的震动,他只让那双手自己说话。这是他的克制,也是他的残忍:一个作家对自己最深的悲悯,往往表现为不肯替笔下的人物喊疼。</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真正的声音是从闰土嘴里出来的。欢喜和凄凉同时堆在那张灰黄的脸上,嘴唇动着,却终于恭敬起来,分明地叫了一声“老爷”。就这一声,把二十年前的瓜地、贝壳和猹全部推远了。“我”打了一个寒噤,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这“厚障壁”是什么?是阶级,是礼法,是让一个种地的人自然而然地把童年的玩伴认作“老爷”的全部生活重量。鲁迅没有把这堵墙归咎于闰土个人的“愚昧”。他知道闰土要香炉和烛台,要一个切近的、可以跪下去祈祷的东西,因为生活里能抓住的东西实在太少。闰土崇拜偶像,而“我”所谓希望,不也是自己手制的偶像么?一个切近,一个茫远,本质上都是人在无路处为自己画下的一个记号。</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杨二嫂是另一面的镜子。从前“豆腐西施”擦着白粉,终日坐着,生意很好;如今凸颧骨,薄嘴唇,张着两脚,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她尖声叫着“放了道台了”“三房姨太太”,临走顺手套走了母亲的一副手套。鲁迅写她,笔调里有讥诮,但那讥诮底下是冷的悲哀。一个曾经靠一张脸在镇上换取些许体面的人,被生活磨成了一副瘦硬的圆规,张开的两脚不是为了站立,而是为了攫取一点点什么。她不可爱,但她也不可恨。她只是故乡破产的账本上一笔并不起眼、却无法抹去的数目。</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之后,“我”坐在船里,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自己在走自己的路。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他隔成孤身。这是鲁迅一生反复书写的处境:醒了的人,站在铁屋子中间,既叫不醒所有人,又不甘心重新睡去。但《故乡》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它没有停在“孤身”里。它让“我”想起宏儿和水生——两个孩子,一个在船上,一个在乡下,彼此想念着,还不知道“老爷”这两个字有一天会不会横到他们中间去。“我”不愿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这是一种近乎苛刻的希望:它拒绝用任何一种现成的活法去安顿下一代。它要的不是换一个人继续受苦,而是“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于是有了那句被引用了无数遍的话。鲁迅没有说希望一定在前面等着。他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如同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不是一句轻松的励志语,而是一个在绝望边上站了很久的人,最终决定迈出脚去时说的话。他刚刚亲手拆掉了自己关于故乡的最后一个幻象,刚刚承认了自己和闰土之间那堵墙的不可逾越,刚刚意识到连“希望”也可能只是手制的偶像,然后他仍然说:走。鲁迅的“走”,从来不是因为有把握,而是因为停着更不堪。</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写《故乡》的前一年,他在杂文里呼吁“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写《故乡》之后几年,他又在《野草》里反复拆解“希望”这个词,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但《故乡》里的这一步,终究是走出去了。那个坐在船上的“我”,带着母亲和宏儿,正离开绍兴,往北京去。故乡在身后越来越远,路在船底的水声里一寸一寸地展开。鲁迅一生没有再回绍兴,可他把“走”这个动作留在了《故乡》的结尾,留给宏儿和水生,也留给每一个读到“厚障壁”时心里发紧的人。</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一个人对故乡最深的感情,有时恰恰表现为不忍用谎言去修饰它。鲁迅把故乡的破败、人的隔膜、自己的无能为力,一样一样摊开来看,看完了,仍然不肯说“算了”。这就是他的冷,也是他的热。冷在眼睛,热在那只终于迈出去的脚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