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妙应寺白塔"

红豆杉

妙应寺白塔是北京城内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元代建筑，始建于元至元十六年（1271年）由忽必烈亲自选址，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主持设计与修建，1279年建成，明天顺元年（1457年重建）。北京人管它叫白塔寺，记得十几年前去游览白塔寺，临街处还是一个菜市场，参观要从旁边的胡同绕进去。这次去菜市场不见了，大门开到了阜城门大街边，豁然开朗，面貌一新。 妙音寺白塔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2026年10月6日下午，我趁着十一假期再次到访"白塔寺"，上次是什么时候专程来的，我都记不清了，而每次回到北京就少不了遥望它几眼。 白塔寺疏散逃生路线示意图目前白塔寺只是一个文物保护单位，供游客和信众参观。妙音寺的山门外是北京阜城门内大街。山门内：钟鼓楼分列两侧一殿：天门殿二殿：大觉宝殿三殿：七佛宝殿。四殿：三世佛殿（具六神通殿）位于塔院内，白塔前。坐落在塔院中的妙音寺白塔。 天王殿天王殿位于山门正北，面阔三间，内塑四大天王像，当然还有弥勒佛坐像和韦陀的塑像。 大觉宝殿大觉宝殿位于天王殿以北，面阔五间，前有月台。 大觉宝殿前的石狮。 大觉宝殿现在作为展室使用。 展览名称：西天梵相阿尼哥和他的艺术时代 前言"西天梵相"是融合印度、尼泊尔与我国中原、西藏、西夏等地艺术精髓而形成的佛造像艺术形式。最早见于《元史·阿尼哥传》的记载，其中提及刘元从尼泊尔工匠阿尼哥学习"西天梵相"，见证了这一艺术形式的流行与传承。公元13至14世纪，我国北方蒙古民族崛起，建立元朝并实现民族大一统，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忽必烈尊崇藏传佛教，封八思巴为大元帝师，大力推广藏传佛教。经八思巴举荐，尼泊尔匠师阿尼哥在元代宫殿施展其非凡的造像技术，赢得忽必烈赏识。受命执掌宫廷造像事务。阿尼哥融合多元造像艺术传统，开创了独树一帜的造像艺术形式，"西天梵相"就是其艺术形式的典型代表。这一艺术形式体现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优秀品质，成为中华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写照。 梵源·匠星阿尼哥（公元1244~1306年），来自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艺术之城"帕坦，自幼浸润于当地成熟的佛像造像与建筑传统，天赋卓绝，技艺根基深厚。17岁应召入藏，率队主持西藏黄金塔修建，仅用不到两年便顺利完工。阿尼哥的技艺博得了八思巴的赏识，八思巴将他收为弟子，并带到原宫廷。入宫之后，他凭借修复宋室针灸铜人的绝技受到忽必烈重用，之后忽必烈便将修寺、建塔、雕塑等方面的重要任务都交给他承办。阿尼哥不辱重托、积极效忠朝廷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这些贡献在《元史》、《元代画塑记》及元代大学士程钜夫为阿尼哥撰写的传记，《凉国敏慧公神道碑》中留下了清晰的记载。 艺出梵邦（阿尼哥在尼泊尔的成长）阿尼哥故乡加德满都谷地的帕坦是尼泊尔历史悠久的佛教艺术中心、佛塔、寺院密集，造像与建筑工艺传承千年。是喜马拉雅佛教艺术的重要发源地。 雪域建塔，阿尼哥入藏修建黄金塔。 大都建功，阿尼哥在元廷的活动与贡献。阿尼哥随八思巴入大都面圣，忽必烈以残损宋代针灸铜人试其技艺。阿尼哥悉心维护，经络穴位分毫无误，铜人焕然重生，满朝工匠莫不折服。他还与天文学家郭守敬携手合作，负责在其改良设计的天文仪器上做装饰，助力元大都天文台的营建。至元8年（公元1271年），阿尼哥奉旨主持设计建造白塔，融合尼泊尔、西藏和中原汉地艺术风格，建成元代佛塔典范之作。他毕生深耕造像、建筑、工艺等领域，完成大量传世杰作，成为元代宫廷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宗师。 梵汉·相融哈尼哥从尼泊尔来到中国，毕生潜心佛教艺术实践，开创了"西天梵相"的新风范。所谓"西天"，泛指中国以西、佛教发源的印度、尼泊尔等地，梵相有地域和宗教两层含义。从地域理解，"梵相"之"梵"与西天同义，如梵天、梵域等；而在宗教意义上，"梵相"之"梵"具有清净之意，可见"西天梵相"在字面意义上所指为印度、尼泊尔流行的外来造像风格。但这种外来风格传入中国后，通过不断的传播与发展，逐渐融入西藏和中原及西夏地区不同的艺术元素，实际面貌发生了改变，而呈现出多元融合，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的艺术形式。 合流共韵，西天梵像的艺术渊源。"西天梵相"并非阿尼哥创造的单一风格，而是多元艺术深度交融的结晶。尼泊尔传统雕塑的法度根基、印度帕拉艺术的造型神韵共同为这一风格奠定了外来艺术底色；而唐宋造像兼具神圣感与世俗意趣，西藏审美气质的滋养，西夏造像浑厚质朴，赋予了它贴近中华审美的气质与形态。在外来技艺与中原审美的碰撞中，"西天梵相"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面貌。 本土艺术渊源，西藏风格造像。面相，体态与衣纹，装饰与密教特征，莲坐。 唐代风格造像唐代造像以长安（关中）风格为主流，造像丰圆饱满，雄浑大气，兼具庄严威仪与雍容气度。左：龙门石窟唐代卢舍那佛像中：龙门石窟唐代普贤菩萨像右：龙门石窟唐代文殊菩萨像。 宋代风格造像，以及西夏风格造像 宋代观音造像。 艺脉相承，西天梵相的创作体系。"西天梵相"能够成为元代宫廷主流造像范式，离不开完善的创作机制与有序的技艺传承。原宫廷特设造像管理机构，阿尼哥与其弟子、家族在此一脉相承。将造像法度、工艺技法与仪轨规范稳定延续，使"西天梵相"从个人艺术创举，发展为有制度、有传承、有标准的成熟宫廷造像体系。 "西天梵相"与其他艺术风格造像对比"西天梵相"的艺术特点"西天梵相"核心特色在于兼容并蓄的融合气质，既保有域外梵像标准造像比例、立体饱满的体态与密教成套装饰体系，又融入中原造像平和温润的面容气韵，简约舒展的衣纹处理，成就元代造像艺术高峰。 阿尼哥师徒的创造活动记录。"西天梵相"的材料和技法为内地和西藏材料和技法的有机融合。西藏材料和技法尽管在"西天梵相"作品中的比例不大，但对元宫廷皇帝和皇后御容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西藏的颜料在御容的绘画和纺织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杭州飞来峰石窟介绍和模型。 梵迹留世，"西天梵相"的重要遗存。"西天梵相"自元宫廷定型并广泛传播后，留下一批形制典型、风格鲜明、史载清晰的珍贵遗存，成为见证元代多民族文化交融与中外艺术互鉴的实物丰碑。从江南杭州的飞来峰石窟，到京畿重地的居云关云台，再到河北涞水金山寺的舍利塔与碑刻，这些遗存分布广泛，脉络连贯，既完整呈现出"西天梵相"从成熟定型到后期完善的艺术演进轨迹，也集中体现了藏传佛教艺术与中原、江南审美深度融合的时代特征。金山寺阿尼哥碑文。 梵艺·传承"西天梵相"对后世佛教造像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艺术脉络在明代持续传承并实现了本土化演进。明永宣宫廷造像承继"西天梵相"的核心仪轨与造型范式，融合皇家气度形成精致规范的新风格；以陈延青、陈以德为代表的钱塘造像匠师，深植江南地域文化，上承元代杭州飞来峰造像遗风，近接永宣宫廷造像精髓，将汉藏融合的艺术特征与江南审美意趣相融，打造出兼具法度与地域气韵的宫廷造像风格。 宫廷造像 "梵相"的继承明永宣宫廷造像是元宫廷"西天梵相"最直接的正统传承。他在承袭元宫廷造像汉藏融合的造型、量度仪轨与工艺体系基础上，贴合明朝皇家审美加以完善，造型更加完美，装饰更加统一，褪去元朝的雄浑粗犷，转化为明朝的精致华丽，形成独具皇家雍容气度的造像典范，也为"西天梵相"后续的民间传承奠定了基础。明永宣宫廷造像。 钱塘传承，民间匠师一脉。钱塘（今杭州）是"西天梵相"艺术在明朝江南民间传承的核心区域，其艺术源头直接承接飞来峰造像的汉藏融合传统。飞来峰作为元朝江南最集中、最典型的"西天梵相"石刻群，将藏传佛教造像仪轨与江南审美相融，为本地匠师提供了直接范本。上：钱塘陈延清造像。下：钱塘陈以德造像。 北京居庸关云台石刻造像的模型。 结语。费孝通先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正是中华民族造像艺术史的生动注脚。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开放包容的胸怀吸纳外来文明，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让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生生不息。两汉佛教东传，佛造像于中华大地扎根；唐宋融西域、印度造像技艺与中原审美，自成风貌；元朝阿尼哥以尼泊尔技艺为基础，融汇梵、藏、汉、西夏艺术精髓，铸就"西天梵相"这一里程碑式新范式；明清宫廷造像承其遗韵，各地匠师深耕发展，多元演绎。中华民族历经朝代更迭，始终在大一统格局中坚守文化认同。这些千年造像遗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石。 七佛宝殿面阔五间，庑殿顶，殿内中央供奉三世佛，两侧供奉十八诸天像。 七佛宝殿的外景 哈尼哥的青铜造像矗立在塔院的门外一侧。 塔院的小门。 三世佛殿（具六神通殿）位于塔院内，白塔前。面阔三间，歇山顶，殿内中央供奉三世佛，殿内悬挂乾隆御笔"具六神通"匾额。 塔院内，白塔前的树木。 仰望大白塔，白塔通体洁白，高50.9米，在北京城内成片的平房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标性建筑。 从塔院内的另一角仰望大白塔。 白塔基座上的石碑，记载了民国时期（1937年）重修白塔寺的经过。 瞻仰完白塔，我继续到院内侧殿参观中尼文化交流展，"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 前言：喜马拉雅山坐落在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边境上，巍峨高耸的天然屏障没有隔绝两国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它见证着千百年来中尼关系的持续发展。当东晋高僧法显踏上西行求法之路时，中尼两国的友好交往也徐徐拉开了大幕。在一千六百余年的中尼文化交流史中，众多名人轶事，犹如连绵蜿蜒的山岭，诉说着两国友谊的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中尼两国交往向多领域、全方位延伸，正在缔造两国经济往来、人文交流的新高峰。 山，喜马拉雅山国明珠尼泊尔一个充满神秘与魅力的国家。伟大的山界之王---喜马拉雅山孕育下的古老国度，自然的恩赐与与文明的融合，让这个"山城之国"拥有灿烂的文化、精美绝伦的建筑以及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 尼泊尔艺术和传统技艺，在尼泊尔历史上，马拉王朝（公元13~18世纪）对尼泊尔的文化影响是其他王朝无法比拟的，当时建造的佛塔、神庙等艺术作品，让尼泊尔人深感骄傲。文化艺术在这一时期达到艺术高峰。 尼泊尔知多少，介绍尼泊尔风土人情的展示。 岭，横亘千载，绵延不绝。从历史渊源来看，中国与尼泊尔的联系因佛教传播而始，两国的佛教学者翻山越岭，为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跨越国界的努力。从此，中尼两国的人文交流就像连绵不断的山岭一样，矗立千年，创下了诸多佳话。 东晋公元317~420年东晋著名高僧法显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曾抵达佛陀释迦摩尼的故乡迦维罗卫城和其诞生地南毗尼园（今属尼泊尔境内）。在其所著的《佛国记》一书中，对上述两地有详细的描写。 唐公元618~907年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的尺尊公主，成为千古传颂的历史佳话。唐朝时期，由高僧玄奘口述，辩机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中详细记载了尼波罗（今尼泊尔）的风土人情。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尼婆罗（今尼泊尔）遣使来唐，此后双方一直保持着正式的友好关系。 宋（公元960~1279年），公元964年，赵匡胤派继业等三百沙门赴天竺求学，公元976年回国。继业归程中曾经取道泥波罗（今尼泊尔）。南宋名臣、文学家范成大在其所著《吴船录·西域行记》一篇中有关于其记载。元（公元1271~1368年）。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敕令在西藏萨迦修建黄金塔，认为尼泊尔"多良工"，发诏书征召。根据史料记载，17岁的阿尼哥应征入藏，修建黄金塔，阿尼过人的天赋和才能受到了帝师八思巴的重视并将他推荐给了忽必烈。 公元1271年，忽必烈决定在元大都兴建一座坐镇都邑，统御八方的大佛塔。任命年仅27岁的阿尼哥负责修建此塔，它根据窣堵坡式佛塔式样，结合蒙、藏、汉多种艺术形式，设计出覆钵式佛塔，成为中国内地此类佛塔的早期形制和蓝本。 明1368~1644年，明代中尼两国官方交往蓬勃开展。明代高增室利沙取道尼泊尔，沿蕃尼古道入藏，后受封为大善大国师。清1636~1912年。清朝时期尼泊尔人在西藏定居。在双方的交往过程中，尼泊尔的乐舞"廓尔喀部乐"传入中国。 峰---紧密携手，再攀高峰。新中国成立以后，1955年中尼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成为邻国间平等相待、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随着中尼两国友好交往迈入新时代，两国继承和发展友好传统，持之以恒扩大交流合作，共筑中尼友谊新高峰。 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中尼文化交流的新标志，尼泊尔南毗尼中华寺。尼泊尔中华寺是中国响应联合国开发署、教科文组织、尼泊尔王国政府组建的南毗尼开发委员会和世界佛教联谊会的邀请而建立的，是中国有史以来在国外建造的第一座正式寺院。2000年，中国佛教界在这里举行了寺院落成、佛像开光和方丈升座庆典。中华寺建成以后，对中尼两国的人文交流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成为中尼两国友好的象征。中华寺内的玄奘塑像。 尼泊尔人民心中的圣地---白塔寺大修白塔保护文化见证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发挥文物建筑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还原历史风貌，文物部门对白塔开展了多次修缮工程，基本恢复了之前的历史样貌，让这座历经700余年风雨沧桑的古塔依然能够巍峨耸立。 打开山门，亮出白塔工程。北京市政府于1997年启动"打开山门，亮出白塔"工程，拆除了占用寺院山门及钟鼓楼原址的白塔寺副食商场。1998年遵循"原址、原貌"重建了山门和钟鼓楼，白塔得以重现。 尼泊尔领导人频频来访1980年白塔寺经过大规模修缮后，正式向社会开放。改革开放以来，白塔寺管理处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蓬勃开展，其中中尼两国的交流交往交流活动多达90余次，其中部长级以上政要参观36批次。 双边文化交流多点开花2002年中尼文化交流周（2002年5月1日到5月7日）2009年中尼文化节。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岁华诞，以纪念白塔落成730周年，白塔寺管理处与尼泊尔尼中经贸协会联合策划的中尼文化节于2009年七、八月分别在北京和加德满都举办。 2022年北京白塔文化周（11月7日到11月13日）。2023年北京白塔文化周（6月10日到6月16日）。 结束语：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尼两国山水相连，毗邻而居，从公元五世纪初期至今，千百年来，跨越喜马拉雅的深厚友谊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绵延不绝，历久弥新。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尼两国人文交流基础愈加厚实，文化产业各领域繁荣发展。呈现出宽领域、多层次、广覆盖的特点。这一切如春风化雨，滋养着中尼文化交流蓬勃开展。根植于中尼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片沃土，中尼友谊长青树必将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参观完白塔寺，我又到白塔寺两侧的"宫门口东西岔"，也就是胡同转了一下，这里有不少针对游客的小店，咖啡厅，甜食店，餐厅等等。 这个建筑挂着中国佛教协会的牌子。 从胡同里远眺大白塔，通过整理我一个多小时参观拍的相片，并准备美篇，我又深度了解"白塔寺"和它的历史，为今年国庆假期留下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