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爷爷的那些日子

陈斗波

我出生在武汉。童年时，爷爷于我，只是“父亲的父亲”这样一个冰冷的概念，如同一条公式。爷爷久居故乡乡下，在我的认知里，他远在另一个世界。那是盛行跳忠字舞、高呼口号的年代，看见照片上头戴瓜皮帽的爷爷，年幼的我竟以为他是地主——那时的影片里，唯有地主才戴这样的帽子。心底便生出几分隔阂与异样。未曾谋面之前，我接纳爷爷，仅仅因为他是父亲的父亲，尚未滋生半分亲情。

第一次见到爷爷，只觉得他像家里的客人。他和父亲交谈不多，言语间小心翼翼，仿佛寄人篱下。在孩童的眼里，父子之间的位置，好像颠倒了。一日，我问爷爷为何不来城里常住。爷爷低声说：人死了，这里没有地方埋。我满心疑惑：人好好活着，为何早早想到身后之事？我告诉他，城里离世之人不必土葬，火化后骨灰收在小匣子里，不占土地。听罢，爷爷脸色骤然阴郁，眼神躲闪，藏着莫名的恐惧。他的模样吓住了我，我再也不敢提起这个话题。

爷爷来城里小住的次数不多。物资匮乏的年月，父亲常会寻来葡萄酒给爷爷饮用。在我看来，这已是难得的优待，爷爷却始终默然。等到父亲出差不在家，爷爷才悄悄和母亲说，想喝白酒。母亲连忙应道：爸，怎么不早说，我这就去买。

十三岁那年，我回故乡京山，在曹武石家冲和爷爷一同生活了四个月。文革初起，为躲避动乱，我和两个妹妹投奔僻静山村里的爷爷。初进村相见，爷爷喜出望外，脸上漾起开怀的笑意，全然没有在城里我家时那份拘谨。慢慢相处，我才知晓爷爷过往的遭遇：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参加新四军离家，爷爷便成了“共匪家属”。乡保常年上门索要钱物，他经营的杂货铺日渐凋敝，一家人的性命也屡受胁迫。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离开集镇，躲进深山度日。

爷爷生性内向，胆小畏事，素来惧怕官府，是个老实本分的乡下人。在他心中，但凡官家，皆是衙门，能避则避。即便后来父亲在外为官，爷爷对自己的儿子，也存着一份敬畏，连父亲的乳名都不轻易称呼了。

爷爷深爱这座小山村。村落景致秀美，村边溪水澄澈，村外良田铺展；清晨，有乡亲赶着牛群上山，“呜——牛”声声呼唤随风飘荡，黄昏，农家炊烟袅袅。这片田园，仿佛与山外动荡的世事相隔开来。爷爷常头戴斗笠，独坐塘边垂钓；偶尔约上同龄老友，在屋前老樟树下支起火锅，薄肉片、甲鱼块一同入锅慢炖。汤沸香起，众老汉赤膊着上身，举杯小酌，口不离薛仁贵东征西讨的故事，仿佛永远讲不完。我能真切感受到，在乡间的爷爷，远比在城里自在舒展，心底的满足常常溢于眉眼。熬过那些风雨，只有在这片山村，爷爷才得以舒展。

爷爷有一手好厨艺，十里八乡闻名。乡亲们说，方圆数里，但凡红白喜事，都要请爷爷前去掌勺。他从无大师傅的架子，尽心尽力，务求让东家满意。父亲在城里站稳脚跟之后，爷爷常常引荐乡亲前往武汉求医。无论多忙碌，父亲总会热情接待，奔走联络医院，尽力帮乡亲医治，有时还自掏腰包垫付药费。爷爷敦厚的品性，让他在乡里颇有口碑；而父亲的善举，更让乡亲敬重爷爷。邻里也时常主动帮爷爷担水、打理菜园。爷爷晚年能拥有这份田园之乐，既得益于故土淳朴民风，也离不开父亲反哺尽孝的心意。

但爷爷身上，也藏着旧时代的古板与保守。我和妹妹刚来十余日，餐桌上永远只有一碗水煮南瓜，淋一勺猪油，便是下饭的菜。那时我暗自觉得爷爷吝啬，舍不得动用父亲寄回的钱，给我们改善伙食。有时趁他不备，我悄悄从鸡窝摸出鸡蛋，埋进煮饭的锅里，等淘米汤时取出，和妹妹分食。

没过多久，叔叔把两个妹妹接到城里。自那以后，爷爷像换了一个人。每隔三五天，便托赶集的乡亲带回鱼、肉、蛋、虾，细心调味，精心烹制。菜未出锅，香气已经勾得我馋意涌动。每每做好佳肴，爷爷自己并不动筷，只是眯着眼，静静看我吃得香甜，待到满心欢喜，才斟上小酒，慢慢进食。

从这变化里，我读懂了爷爷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当年父亲参军，他倾家荡产、历经磨难，毫无怨言；为方便年少的叔叔上学，不被晨露打湿衣裤，他握着镰刀，把数里山路两旁的茅草尽数割除。同样是亲生骨肉，他对女儿的疼惜，远不及儿子。姑妈十五岁，爷爷便将她嫁出，平日里极少过问她的生活。反倒是姑妈，常常进山看望，为他缝补晾晒被褥，时常捎来肉食孝敬。

在小山村里和爷爷相伴的这段时光，令我终身难忘。我慢慢触碰到爷爷沉默而真实的内心，也终于理解了当年那些让我费解的举止神态。我对爷爷的感情，发生了质的转变。

简单质朴、心底善良，却又固守旧观念的爷爷，最终长眠于他眷恋的故土。我常常忆起爷爷慈祥的模样。每到清明，我都会和家人进山扫墓，寄去绵长思念。站在坟前，我总会默默设想：倘若有来世，爷爷坚守一生的那些传统观念，会不会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