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田园岁月丨中牟杨桥古渡口

叁点壹肆.桐柏红

难忘的田园岁月丨中牟杨桥古渡口

沿着郑州段黄河大堤一路往东走，风裹着滩上的芦苇花往脸上扑。我侄女吴亚娟是雁鸣湖镇人，她和她父亲带我们去找杨桥渡口，她指着大堤下一片平整的渠堤说，就是这儿了，当年的杨桥老渡口，早没影子了。

九十年代初中牟黄河上还剩两个渡口，杨桥是头一个。现在站在堤上望过去，再也看不见拉着缆绳喊号子的船工，看不见木帆船上挂的旧帆布，只有石砌的引黄渠首闸安安静静卧在河边，闸口过的清水顺着渠网，浇着身后十几万亩的庄稼地。

往前数，杨桥最早根本不是黄河渡口。

隋唐那会儿这儿叫杨武桥镇，传说隋炀帝下洛阳路过中牟，嫌汴河水挡道，临时叫人砍了杨树搭了座便桥，“杨桥”的名字就这么留了下来。那时候穿镇而过的是通济渠，是隋唐大运河的主动脉，南来北往的漕船从这儿首进中牟地界，船帮挤着船帮，码头从早忙到晚。镇子修了青龙、朱雀、白虎三座寨门，寨外挖着十丈宽的护城河，酒楼、饭庄、客栈挨着排，到明朝中期已经聚了八百多户人家，是中牟八大集镇里数得上的热闹去处。老辈人说那会儿集市昼夜不散，水旱码头上车马挨着船帆，比县城还红火。

变数是从黄河来的。

宋金年间黄河南滚，慢慢占了汴河的旧道；到明正统六年，汴河水源彻底枯了，原先汴河上的杨桥渡口就这么废了。谁承想才过两年，黄河在这一带大决口，洪水顺着汴河故道一冲到底，治来治去，这条河就成了杨桥家门口的永久河道。原先的汴河渡口，转眼成了黄河古渡。

明清两代是杨桥渡口最风光，也最揪心的年月。

风光的是生意。官道从镇上直通南北，摆渡的船一来一回，南岸中牟的粮、棉、山货，北岸原阳的牲口、苇席，全靠这几只木船往过运。嘉庆到咸丰那百十年，码头上商贾云集，连镇上的大庙、小庙的庙会，都是跟着渡口的香火慢慢旺起来的。

揪心的是河患。黄河河底一年年淤高，杨桥成了出名的险工。雍正元年这儿决过口，口子拉开十多丈，岸上的庄稼一夜就泡了汤；最吓人的是乾隆二十六年那场特大洪水，洪峰下来的时候，杨桥口子先是冲开六十丈，几天后又塌到二百六十多丈，四十多个州县遭了灾。乾隆皇帝派了大学士刘统勋赶来堵口，四万民工连着干了三个月，花了三十万两银子，才赶在冬天合了龙。传说堵口的时候，刘统勋查出来两个姓朱、姓杨的河道官贪了治河的银子，当场就斩了，拿俩人的头祭了河神——这就是两岸老人传了两百年的“朱杨大祭”。

堵完口乾隆下了旨，在杨桥修河神祠，后来又建了占地五百多亩的佑宁观，当地人叫大庙郭、小庙郭，是整个清代黄河上最大的园庙建筑群。御碑亭里立着两丈多高的石碑，乾隆亲自写了碑文，还题了三首《豫河志事诗》，底下驮碑的石龟两千多斤，从立上那天起就守在河边。

再往后，日子就跟着河一起晃。

1938年花园口决堤，黄河改道南窜，杨桥渡口一下子就荒了，河神祠的大殿被日本人拆了一半，御碑也被漫上来的洪水埋进了沙里。抗战那几年，村民在大堤上修了好几座八边形的水泥碉堡，日夜盯着河上的动静。直到1947年花园口堵上，渡口才慢慢又恢复了摆渡。

我查老资料，1985年的时候，杨桥渡口还有两只渡船、十二个船工，北岸是原阳黄毛厂村，南岸就是杨桥村；到1990年，大木帆船、机帆船还在，一天固定摆两趟，那时候整个中牟段黄河，就剩杨桥、赵口两个民间渡口还在撑着。

真正让渡口歇下来的，是1986年郑州黄河公路大桥通车。大桥一通车，行人和物资全从桥上过，杨桥码头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少，最后终于拴住了缆绳，把船搁在了沙滩上。

今天再站在杨桥的大堤上，能看见的都是新样子：沿黄生态廊道的树成了片，月季园开得旺，黄河湿地里的白鹭一到冬天就落满滩涂；村里种了四千多亩鱼塘，养的黄河鲤鱼往郑州城里送，大棚里的草莓一到春天就引得城里人来采摘。当年驮御碑的石龟还在村里，只是老辈子传下来“有身无头”，前几年村里修的时候给补上了头；那块刻着乾隆诗的御碑，早在1974年就被移到了郑州黄河博物馆，成了馆里的老宝贝。大堤上还留着几座抗战时的老碉堡，一半被加高的堤身埋住了，露着半边水泥墙，像个不说话的老人。

亚娟说，现在村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年轻时候都摆过渡、种过滩地。春天黄河水位低的时候，滩上漫出来的地肥，大家扛着锄头坐船去北岸种花生、收麦子；夏天河涨了，全村人上堤防汛，夜里提着马灯巡堤，饿了就蹲在堤根啃窝头。这些事说出来，就是普通人家的田园岁月，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老渡口到底还是不在了。

就像祖祖辈辈在黄河边过的日子，不会一直停在摇着船桨、喊着号子的那个时候。但河还在流，闸还在浇地，石龟还守在村口，那些跟着黄河涨了又落、苦了又甜的日子，就还留在杨桥的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