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林黑塞间的孤愤者～品读大清12

道誠

　　青林黑塞间的孤愤者

在山东淄川的蒲家庄，有一处简陋的农家院落，三间正房便是著名的“聊斋”。三百多年前，一位身着素色官服的老者曾端坐于此，手捻银须，双目炯炯有神，眉宇间露出一种阅尽沧桑后仍不肯低头的沉静。他叫蒲松龄，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自称“异史氏”，世称聊斋先生。

他在这间屋子里度过了一生中最漫长的时光，也是在这间屋子里，把一个时代的黑暗与光亮、一个人最深的失意与最炽热的想象，全部倾注进了近五百篇花妖狐鬼的故事里。

蒲松龄的少年时代，曾是那样明亮。十九岁那年，他参加童子试，一连拿下县、府、道三个第一，山东学政施愚山对他极为赏识。据传他初应童子试时，考题本是八股议论文，他却触动灵感，竟把八股文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蚤起》。主考官施愚山读罢，非但不以为忤，反而在其考卷上批曰：“下笔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一个十九岁的少年，就这样以一篇“不守规矩”的文字一举成名，文名藉甚。

然而，命运似乎只肯给他这一个春天的开头。此后，他便一头跌入了漫长而荒凉的冬天。二十一岁起，他一次次走进考场，一次次铩羽而归，一直考到七十一岁，前后考了十七次，皆名落孙山。直到七十二岁，才被山东学政黄叔琳拔为岁贡生——一个相当于国子监保送生的虚衔，此时的蒲松龄已是皓首苍颜，这个“资格”对他早已失去了实际意义。

他二十六岁开始设馆教书，七十一岁撤帐回家，统共教了四十五年书。四十岁时，他受聘于淄川西铺村毕际有家，设帐绰然堂，在那里一坐便是三十年。毕家是淄川四世一品的名门望族，宅邸宏大，藏书丰富，宅后还有一处占地十亩的石隐园，亭台廊榭、假山花树，十分幽雅。他在那里教授毕家子弟，兼撰应酬文书，迎来送往、参陪雅集，深受毕氏全家的尊敬。但即便如此，每当夜深人静，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他终究还是那个“一世无缘附骥尾”的落魄书生。

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

正是在这样的长夜里，他拿起了笔。

《聊斋志异》的创作，始于他的青年时代，四十岁时已集结成书，此后又经逐年增补，前后历时四十余年。在康熙十八年春天写下的《聊斋自志》中，他这样追溯自己的创作：“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又说“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他搜集故事的方式也颇为有趣，据说他曾在路边开设茶馆，南来北往的旅人见多识广，他便与茶客聊起鬼神世界的奇闻逸事。有位白发苍苍的驼背老人，见他彬彬有礼，便讲了个“马骥漂洋过海到罗刹国”的故事，他听得入神，回家便写下了“花面逢迎、世情如鬼”的《罗刹海市》。

然而，在这篇自志的末尾，他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凄恻动人的句子之一：“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他自比为惊霜的寒雀，抱树而无温；自嘲为吊月的秋虫，偎栏而自热。最后他问：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这“孤愤”二字，是理解《聊斋志异》全部精神的钥匙。北京大学学者周先慎曾撰文指出，这篇自志“文章虽短，内容却非常丰富”，其中包含着作者创作《聊斋志异》的大量重要信息。而袁世硕先生更评价说：“历览中国古代众多的小说书序，蒲松龄的《聊斋自志》要算是最讲究辞章、用典故最多而又意蕴最深沉、情词最凄切动人的了”。

蒲松龄的“孤愤”，首先指向的是那个他深恶痛绝的官场。

在《梦狼》中，他写一位老人梦见自己做官的儿子变成了老虎，餐餐以人为食，吃得白骨如山；儿子身边的衙役则化为恶狼。他将官比作虎，吏比作狼，“官虎吏狼”从此成为对清代官场最精准的概括。而在《席方平》中，他的批判更加彻底。主人公席方平魂赴阴司代父伸冤，却从城隍到郡司再到冥王，无一级官员不贪赃枉法。城隍受了贿赂，非但不为席方平伸冤，反而对他滥施酷刑，笞打、火床、锯解，无所不至。席方平在酷刑之下始终不屈，最终发出了一声震撼人心的感叹——“阴间之暗昧尤甚于阳间”。

这哪里是在写阴间？分明是在写阳间。蒲松龄以鬼域折射人世，以幽冥映射朝堂，将那个时代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以一种令人窒息的真实呈现在读者面前。正如郭沫若后来所概括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同样尖锐的批判也指向了科举制度。蒲松龄一生困于科场，对八股取士的弊病了如指掌。他在多篇小说中嘲讽试官“黜佳士而进凡庸”，揭露学官索贿、大僚卖官，展示考生受科举毒害的种种可悲可笑之状。学者马瑞芳指出，蒲松龄是“全面向科举制开火的第一人”。这种批判中既有愤怒，也有不甘，更有一个正直儒生对时代最清醒的痛感。

然而，《聊斋志异》最动人的篇章，往往与批判无关，而与理想有关。

在全书近五百篇故事中，以突破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婚姻爱情的故事占据最大比重。蒲松龄塑造了一大批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她们敢爱敢恨，从容于礼法之外，在婚恋问题上展现出鲜明的自主意识。学者陈福民曾指出：“《聊斋志异》在女性描写上的先进性非常值得肯定，把女性的权利和女性的重要作用提高到很高的高度，蒲松龄早就做到了。”

在众多女性形象中，婴宁无疑是最璀璨的一个。她是狐女，以天真烂漫、爱笑著称，蒲松龄对之倾注了无比炽热的情感，在“异史氏曰”中竟以“我婴宁”称之。作者围绕婴宁的爱笑和爱花来营构情节，对笑与花多方描写，反复渲染，层层推进，将她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人未到而笑声先闻，那近乎痴憨的单纯天真，仿佛是这个世界上最干净的一束光。她任情恣性地惩治荒淫无礼的西邻之子，却因此险些被逮质公堂，经过婆母一番封建礼教的训诫，婴宁“矢不复笑”，天真烂漫的理想性格从此消失了。

从爱笑到不笑，这不仅是婴宁一个人的故事，更是那个时代无数女性命运的缩影。蒲松龄用一个“笑”字，写出了世间最深的悲哀。

另一篇令人动容的作品是《聂小倩》。这篇小说写的是人鬼之间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宁采臣是一个人中之圣者，女主人公聂小倩是一个鬼中之仙者。聂小倩原为受胁迫的女鬼，形象凄美哀婉，后来与宁采臣产生真情，尽心侍奉婆母，最终赢得宁家人的信任。蒲松龄笔下的女鬼常常以受苦、受冤、零丁飘泊的形象出现，而狐女则被赋予智者、勇者、解救者的形象。这种区别本身就耐人寻味：鬼的遭遇，鬼的追求，鬼的伦理难题，实际上是时代生活的变形；而狐女身上那种超越人间戒条的洒脱与自由，恰恰是蒲松龄对美好人性最深切的向往。

蒲松龄一生只娶一妻刘氏，终身无妾。然而他笔下那些美丽、善良、智慧的女性形象，却是那样的鲜活而真实。或许正因为现实中受到太多束缚，他才把所有对自由的想象都倾注在了这些花妖狐魅身上。她们从天上、从水中、从深山密林、从蛮荒原野，为寻求挚爱真情，纷至沓来人间。她们不受封建礼法的约束，既用迷人风采吸引男人的目光，又充满独立意识和舍己精神。她们是蒲松龄在现实之外为心灵开辟的一片净土。

1715年，蒲松龄在故居聊斋与世长辞，走完了他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

他生前未曾看到《聊斋志异》刊行。这部耗费了他大半生心血的作品，目前所知是在他死后近五十年才得以刊印。但他似乎早已预见到了什么。在《聊斋自志》中，他以屈原赋《离骚》、李贺吟鬼诗自况，暗寓自己的作品与这些前贤一样，寄托着心底的感慨与忧愤，是真情流露的“天籁”，而非无病呻吟之作。

今天，《聊斋志异》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百余个版本流传于世界各地，居中国古典名著首位，蒲松龄也与法国莫泊桑、俄国契诃夫并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清代文坛盟主王士禛曾为之感叹：“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这句话，或许是对蒲松龄一生最好的注脚。

他厌倦了人间，于是他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狐比人更深情，鬼比人更可爱，花妖比闺秀更自由。在那个世界里，正义虽然迟到，但终究不会缺席。他用一支笔，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可以栖身的聊斋——一间陋室，半掩门帘，青灯如豆，墨香浮动，狐鬼花妖在纸页间翩翩起舞，为他漂泊无依的灵魂提供了一个永恒的归宿。

“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三百余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翻开那些泛黄的书页，在花妖狐鬼的悲欢离合中感受着一个古老灵魂的温度与愤怒时，我们或许可以回答他：知你的人，不只在青林黑塞之间，也在每一个被你的文字所打动的后世读者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