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园往事之“毕业实习”】

丘小海

【华园往事之“毕业实习”】

去年十二月，我们班的九位同学自驾到湖南湖北等地，重游三十九年前毕业实习时走过的地方。故地重游，感慨良多，旅程中聊了许多当年的往事，勾起了我对华园(华南理工大学校园)生活的回忆。胡适先生曾号召大家写自己的传记，作为经历者，为后人留下一些历史资料。我觉得，即使不是传记，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既丰富了自己，又可以为他人提供一些资讯，何乐不为。那些如细雨湿衣闲花落地的平常往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将其记录下来，可以增加一些历史的观察点。因此，我打算把一些亲身经历，用碎片化的短文记录下来，权当消遣。虽然它们之间不一定有逻辑关系，难以串成珠链，倘若能起到蒙太奇的效果，那将是我莫大的欣慰。

自动控制专业83班的实习分两批，地点分别在重庆和广东肇庆。我选择了重庆。1987年元宵节刚过，我们从广州出发，绿皮火车晃悠了二天一夜才到重庆。实习单位是“重庆自动化仪表研究所”。该所是机械工业部的直属单位，编号1506 。研究所主要研发 DDJ系列电动仪表，用于工业自动化、电力、勘探、建筑等行业。当年重庆在电动仪表领域的国内地位较高，仅北碚地区就有二十多家仪表厂。实习主要是了解电动仪表的研发和应用。除了研究所学习，我们还去了一些工厂考察。这些研究所和仪表厂都是六十年代中后期国家“三线建设”运动的产物。“三线建设”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

研究所坐落在嘉陵江畔，是北碚施家梁镇的一个小地方，叫“山峡二村”。后来研究所搬迁，土地几经变卖和更名，如今没有这个村名了，导航软件也搜不到了。当年施家梁还是郊区农村，研究所门前有一家小商店，旁边有一个公交站，除此之外，一眼望去，周围都是长满了灌木丛的坡地和农田。因为春节刚过，天冷，春耕尚未开始，不少附近的农民天天坐在小店门前的小板凳上，悠哉悠哉的嗑瓜子侃大山。

实习带队的是钟慕良教授，钟老师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依然健在。当年她还带了二位研究生董正清和黄向锋同行。董正清是江苏人，编程(汇编语言)高手，脑子反应很快，不仅自己编程厉害，审核和修改别人编的程序也很快，毕业后去了首创汉字输入法的四通公司。黄向锋是广州人，后来去了加拿大。出发前，慈祥可亲的老太太特别严肃地强调一条纪律：不许到嘉陵江游泳！事实上，初春的重庆非常寒冷，即使清澈见底的嘉陵江再诱人，一般人也不敢下水游泳，之所以强调这条纪律，是因为我们上一届自控82的同学，1986年在这里实习，期间有人到嘉陵江游泳，学姐陈晓雯跳进江里后就再也没有起来了。她是校游泳队队员，游泳技术应该是一流的。她长得端庄漂亮，温婉有亲和力，她的模样至今仍在我脑海里。可惜天妒英才，令人惋惜。生命有时很脆弱，除了陈学姐，电力系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83班的江西小伙子申华平，高高的个子，长得帅，1986年暑假回老家，游泳时也不幸溺水身亡；再有，1986中秋之夜，华工西湖情人岛上，为了赏月，争一块小地方，学生与教工子弟打架，一位从安徽考过来的本科生被一个教工子弟(中学生)用啤酒瓶当场砸死了，令人痛心。我到深圳工作后，化机系毕业分到深圳的李政联同学(广东鹤山人)，我俩同是“华南工学院膳食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在一起共过事，1992年前后， 他从深圳携带大额现金去上海收购未上市的公司股票，不幸被谋财害命了。贫穷是不幸的主要根源，贫穷和乱世之下，生命如草芥，特别脆弱。

当年重庆自动化仪表研究所的所长是我们系的校友，因为这层关系，我们才到这里实习。几千年来，中国都是人情社会，办事找关系、靠关系，关系是人情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可想而知，那些高官或名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和亲信，依靠关系，在社会上就很吃得开，他们想要什么，想干什么，都很容易实现。关系是公平社会的毒瘤，是腐败的温床，是阶层固化的稳定剂。当今中国，关系在职场竞争和医疗服务领域尤为重要，有关系啥事都好办，没关系寸步难行，懂的都懂。悲哀的是，大众对办事靠关系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以为然，默认了它的“合理性”。关系是敲门砖，更是立足之本，这一点在东北、山东等北方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有“投资不过山海关”之说。让人没想到的是连大学这象牙塔里也不能幸免。人情社会是落后农耕文明的产物，法律和契约精神才是现代文明的基石。

研究所饭堂不错，一顿饭才几角钱。印象最深的是，食堂几乎天天都供应“青菜头炒肉”。青菜头就是用来腌制榨菜的那种芥菜头，切成薄片，用干辣椒、五花肉和菜籽油一起炒，红红的，油油的，味道不错。当年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有肉吃就很满足了。我们免费住研究所简陋的集体宿舍，房间里没有冲凉房和厕所，只有公共卫生间和洗澡房，但提供了被褥。当年有些实习单位需要自己带被褥和蓆子，现在的人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为了省却排队接热水的麻烦，我天天都跑到楼顶天台上洗冷水澡。初春的重庆气温很低，冻得我咬牙切齿。

实习期间，我们利用周末到处逛，先后去了四川外语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这两所大学，以及歌乐山、渣子洞、南温泉、北温泉、琵琶山公园等景点。川外和西政都不是名校，没有关注的价值。但我留意到西政在2010年前后，据说是全国颁发博士学位最多的大学。那些富贵阶层，尤其是政法系统的领导，只要想，都可以搞到西政的博士帽子。可想而知，在职的博士文凭水分有多大。还有一件小插曲，我在南温泉泡澡出来，发现我的时髦漂亮的格子布面胶鞋被人“顺”走了。贫穷年代小偷特别多，被偷是常态，正如八九十年代的深圳，没有被偷过单车的都不算是深圳人。我只好光着脚出来，在门前的小店买了一双解放鞋。这双解放鞋陪我踏遍了重庆的大街小巷。几年前看到过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一双解放鞋，配文是：“以后的路怎么走，心里有数了吗？”。看到此画，我浮想联翩，心里默默的一声叹息。

难得有机会出远门，实习结束后，为了多玩一些景点，回程我们选择水路加铁路。首先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乘船到岳阳城陵矶，再从岳阳乘火车经停长沙回广州。沿途游览了长江三峡、葛洲坝、洞庭湖、岳阳楼等景点，这些正是我们去年旧地重游的地方。

春季是枯水期，当时三峡工程尚未开建，水位很低，从朝天门码头上船要走二三百米的河滩，而且有不小的高差，若行李多，从船上往上走到码头还是有点费劲的。所以，码头上有不少“棒棒军”。记得我们登船的时间是傍晚，安徽大汉徐华锋同学在码头喝瘫了，是东北大汉解吉元同学把他背上船的，解同学背累了，开玩笑说，真想把他扔进长江。

客船沿长江顺流而下，沿途的风景很美。我们多次在三峡景区下船，游览了白帝城等沿途景点。三峡水库蓄水之后，原来的白帝城已经被淹没了，有些古建筑迁移到了较高的地方，峡谷也因水位升高，没有当年雄伟壮观的视角效果了。我们幸运地看到了原址的白帝城和原始的三峡景观。记得船经过葛洲坝时，恰逢华工同届另一个班的同学的船经过，异地遇同窗，甚是兴奋，隔船互相挥手大声呼喊。在宜昌的一段，一群海鸥跟着船飞，旅客们给海鸥扔面包饼干之类的食物，海鸥给我们表演空中接物。我在船上还认识了一个法国女士，叫安娜·杜沐琳(音)，她一个人来中国旅游，我留了她的电话，1996年10月我在巴黎还联系过她。

我们的船经过葛洲坝那天正好是三八妇女节，可惜当年单纯的穷学生囊中羞涩，没有给钟老师和女同学在船上过节。船过了三峡后，由于正是油菜花盛开的时节，长江两岸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田，层次分明，蔚为壮观。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心旷神怡。

近十年，我多次去重庆，每次都心心念念试图找回当年的影子，然而，北碚已经城市化了，当年郊区农村的样子已不复存在了。望着朝天门码头上高高耸立的四栋来福士超高层大厦，与记忆里当年码头上红墙、红柱子的矮小脏乱的候船室，以及周围破烂不堪的环境，仿佛天上人间。当年去过琵琶山公园看夜景，但没有听过有洪崖洞看夜景和磁器口老街这一说，不知道洪崖洞的夜景和磁器口老街是什么时候火起来的。

八十年代的西部比较落后，长江上游流域整体上还处于比较原始的自然状态，水污染不太严重。重庆两江汇合处，泾渭分明，长江水微微泛黄，而嘉陵江水则碧绿透明，俯身可饮。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到了2010年代，在中国，只要稍长一些的河流，没有一条是干净的。除了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大气污染也非常严重，环境污染问题非常突出。早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的代价太大了。在发展与环保之间很难找到平衡点，尤其是改革开放早期，中国人穷了几千年，穷怕了，渴望脱贫致富的愿望非常强烈，不惜牺牲环境。近十年来，国家非常重视环保，建立了河长制、湖长制等制度，环境治理下了血本，深圳治理一条短短的茅洲河，费用就超过了一百亿元。过去三十几年，我经常经过虎门，对珠江的水质有直观的印象，近几年，珠江流入伶仃洋的水质与二十年前相比有了很大改善。现在深圳的大气和水质量比二十年前也有很大的改善。总的来说，近十年中国的环境治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世界在变，物理环境的变化速度似乎比记忆的来得快，仿佛一回头，这个世界就已经面目全非了。1956年毛润之先生在武汉长江游泳之后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当年他的梦想，很多都已经变成现实了。三峡工程蓄水之后，高峡出了平湖；当年我们从重庆乘船到岳阳，沿途没有看到一座跨江大桥，而我们这次自驾游，从岳阳到宜昌，先后驶过了5座跨江大桥。现在整条长江干流上的跨江大桥数量已经达到 130座，还有11条过江隧道。在基建狂魔面前，穿洞架桥是小儿科，天堑变通途亦非难事。七十年过去了，天上的神女想必还健在，她惊不惊愕，我不知道，但我们凡人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巨变。然而，当我联想到那幅漫画时，又觉得“某些方面”的变化与环境的物理变化相比，似乎很慢，很慢……

2026年8月12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