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重阳前夕游天眼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喳西泰

今天是重阳节的前一天。雨丝细得像纺车抽出的线，一缕一缕地挂在空中，落不下来，却又分明沾湿了衣裳。

我坐在大巴车靠窗的位置，雨点密密地吻着玻璃，蜿蜒成一道道透明的小溪。车从宣恩县城出发，往椒园镇锣圈岩村的方向去，路两旁的青山被雨水洗得发亮，像刚揭开蒸笼的米糕，还冒着一些湿漉漉的雾气。

车里坐了二十多位单位退休的老同志，都是单位上退下来的。有位老同志今年八十岁了，穿着一件褪色的黑色外套，跟旁边的阿姨说着前些年去外地旅游的事儿，声音时高时低，像窗外忽远忽近的雨。随行的一位老同志把本地产的七姊妹山矿泉水递过去，说：“您喝口水再讲，嗓门大得厉害，润一润。”那位老同志接过瓶子，抿了一口，又笑着还回去：“我这个嗓子，是从当年在广播站喊口号练出来的，改不了啦。”全车人都笑了。

我喜欢这样的氛围。老人们凑在一起，像一坛陈年的老酒，越放越香，越品越醇。他们的笑声里有岁月的安稳，也有日子沉淀后的从容。

此行的目的地，是宣恩本地的矅天眼景区。矅天眼景区位于宣恩县椒园镇锣圈岩村，距离县城约十公里，是一处深达将近三百米的喀斯特天坑，上口面积约一万余平方米，底部面积近六万平方米。天坑由地下水与可溶性岩石长期溶蚀而成，形成于中生代三叠纪，距今约两亿至两亿五千万年。当地人叫它“地球的眼睛”。这名字取得真好，像是大地的眼睑张开了，露出一只望穿亿万年的瞳孔。

雨天看天坑，我有些担心。雾大，看不真切可怎么办？老同志们倒不在意。一位阿姨说：“雨里看山，才看得见山的精神。”她说的是实话。

大巴车停在了景区入口。雨小了些，天空像是被谁用湿抹布擦过一遍，灰扑扑的，却又透出些若有若无的亮。

景区内有垂直观光电梯，五十秒钟便能将游客从坑口送至坑底。电梯门前，老人们自觉排成一列，像当年排队打饭似的，谁也不挤谁。

电梯下行的时候，我注意到身旁的一位大爷微微攥了一下扶手。他七十出头，头发花白，平日里话不多，但眼神极稳当。电梯里的楼层数字从“2”开始往下跳，直接跳到“1”，像一节节楼梯被抽走了。大家开玩笑说，这层电梯的空间真高。

“怕不怕？”我轻声地问他。

他摇摇头：“不怕。我就是在想，洞底下那帮人当年是怎么下去的。”

他说的“那帮人”，我懂。来之前我看过资料，矅天眼坑底留有熬硝的遗址，熬硝池、灶台、陶罐，这些东西至今仍在，默默守候在黑暗里。但我不知道大爷说的“当年”究竟是指哪一年，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的那个人是谁。

五十秒后，电梯稳稳停住，门打开了。

天坑底部的世界，是另一个天地。空气忽然变得温润，带着泥土和苔藓的气息，湿漉漉地扑到脸上来。坑内气温常年保持在十八到二十二摄氏度之间，像大地深处揣着的一杯温茶，不凉不烫，恰恰好。抬头望上去，坑口缩成一个不规则的亮圈，灰蒙蒙的天光从头顶漏下来，洒在四壁的苔藓和蕨类上，像给它们披了一层薄薄的银纱。

坑底的植被繁茂得令人恍惚。藤蔓、苔藓、棕树、七叶一枝花等数十种植物交错生长，有的从岩缝里探出头来，有的攀着峭壁向上爬，仿佛要够到那方遥远的天空。雨后的叶片上挂着水珠，亮晶晶的，像是谁不小心洒落的碎钻。石壁上偶尔滴下一两滴水，“嗒”的一声，清脆而悠远。

我深吸一口气，那湿凉的空气一直沁到肺腑深处，整个人一下子松快起来，像卸下了一副隐形的担子。城市里待久了，嗓子里总像卡着一层灰，到了这里，才觉得终于把喘气的权利还给了自己。

我们沿着坑底的环形栈道慢慢走。老同志们三三两两，有的拍照，有的凑在石壁前细看植物，有的干脆坐下来歇脚。大嗓门的老同志走在最前面，脚步倒比在车上还快，大概是被这片奇异的景色勾起了兴致。

走了大约三十分钟，忽然听见前面有人喊了一声：“你们快来看！”

是一个阿姨的声音。

我们赶过去的时候，阿姨正蹲在一处石壁前，手指着一片被苔藓半掩的凹地。

那是一方石砌的池子，不大，约莫一张八仙桌那么宽，池壁已被岁月磨得坑坑洼洼，边缘爬满了青苔和不知名的小草。池子旁边还有一处灶台的遗迹，石头垒成的，塌了大半，只剩下几块焦黑的基石固执地立在那里。再往旁边看，散落着几个陶罐的残片，罐壁厚实粗糙，像是山里人自己烧制的，颜色像秋天的板栗壳。

“这是熬硝的池子。”一位大爷不知何时走到我身后，声音不大，但很稳。他蹲下来，伸出粗糙的手掌轻轻摸了摸池壁上的石纹，动作很轻，像是怕弄疼了什么。

我问他：“大爷，您知道这些？”

他没马上回答。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来，望着坑口那方小小的天光，慢慢地说了一句话：“我的一个亲戚就曾经在这里熬过硝。”

大爷的亲戚也是一位老人，是锣圈岩村本地人。大爷说，那年他刚记事，大约十五六岁。秋收过后，村里忽然热闹起来，上面来了人，说要熬硝。

“那时候不懂，不知道硝是做什么用的。后来才知道，硝是做火药的原料，一硝二磺三木炭，配在一起就是黑火药。”大爷说得很平淡，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但他的眼神一直没有离开那片熬硝的遗址。

大爷告诉我，那时候进天坑，没有电梯，没有栈道，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四周全是直上直下的绝壁悬崖，垂直落差将近三百米，人站在坑沿往下看，腿都发软。但是坑底有硝土，有硝土就得想办法下去。

乡亲们从山上砍来茨竹，劈开，一条一条地搓成粗绳。竹绳韧性大，不容易断。他们把竹绳缠在木制绞车上，那头拴着一个竹筐，人坐在筐里，绞车一点一点地往下放。将近三百米的深度，绞车要放上很久，中途筐子晃晃悠悠地打在崖壁上，碎石簌簌地往下落。筐子里的人死死抓着绳子，一声不吭。

“我的那位亲戚说，最怕的不是掉下去，是绳子半道上卡在石缝里了。卡住了，人在半空中吊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那种滋味，比什么都难受。得上面的人慢慢松绳、慢慢晃筐，一下一下地晃，才能把筐子从石缝里晃出来。有时候要晃一两个时辰。人在筐里坐着，腿都麻了，心也麻了。”

大爷的声音在空旷的坑底回荡，像石子投进了深潭，漾开一圈圈无声的波纹。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远处传来水滴落下的声响，嘀嗒，嘀嗒，不紧不慢。

“下去了以后呢？”我问。

“下去了就开始干活。”大爷用手指了指那片遗址，“先刮硝土，坑底有硝土，石头缝里、泥土里都有。刮下来，跟草木灰拌在一起，放进淋硝池里。淋硝池就是你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石池子，底下铺着竹席和稻草，硝土放在上面，一桶一桶地浇水。水慢慢地渗下去，把硝溶出来，从池子底下的口子流到缸里。一池硝土要浇好几遍水，淋出来的水越来越淡，淡了就换新土。”

他说得很细，像是亲眼见过似的。我知道，他不是见过，他是听过。他的那位亲戚在无数个夜晚，就着一盏油灯，一遍一遍地讲给他听。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打发长夜的方式，就是听亲戚讲年轻时的故事。

“淋出来的硝水倒进大锅里熬。”大爷接着说，语气忽然慢了下来，“锅是生铁锅，很大。灶台就是石头砌的，柴火用的是山上砍的干柴。火烧得旺，锅里的硝水咕嘟咕嘟地滚，水汽往上冒，又白又浓，整个坑底都弥漫着一股呛鼻子的味道。熬到后来，水越来越少，硝水越来越浓，最后倒进池子里冷却，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池底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硝。”

他停下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了一句：“我那个亲戚熬了三年硝。”

三年。我想象着那个画面，一群庄稼人，每天天不亮就坐着竹筐下到近三百米深的坑底，在阴暗潮湿的坑底刮土、淋硝、熬硝，天黑以前再坐着竹筐被绞上去。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坑底常年不见阳光，只有中午前后，才有那么一束光线从坑口斜射下来，照亮一小片地面。其余的时候，全都是昏暗的、潮湿的、安静的。

“后来为什么停了？”我问。

“后来不需要了。”大爷说，语气很平静，“上面有了更好的办法造火药，不用土硝了。大家就散了，各回各家种田去。”

就散了。三个字，轻飘飘的，像一片秋天的落叶，被风卷走了，没有声响。但我知道，“散了”的背后，是一段被时代翻过去的岁月。那些坐竹筐下坑的日子，那些在坑底熬硝的夜晚，那些被硝水泡得发白的双手，都随着“后来不需要了”这句话，沉入了历史的深坑里。

我低头看着那口残破的熬硝池，池底的石头被长年的硝水浸成了一种暗褐色，像老人手上的老年斑。池壁上的青苔厚厚的，摸上去湿滑冰凉。旁边的陶罐碎片上，依稀能看出当年手工捏制的纹路，粗粝的、不均匀的，带着一种笨拙的温柔。

大爷没有再说话了。他蹲在熬硝池边，默默地看着那些遗迹，像在看一封多年前的家书，字迹已经模糊了，但每一个字都认得。

我忽然想起一件小事。上车的时候，我曾注意到大爷手里攥着一个布包，包得方方正正，用橡皮筋扎着。当时我以为是他的老花镜或者速效救心丸，没太在意。现在想来，也许是别的东西。

我没有问。有些东西，不说出来反而更重。

老同志们陆陆续续围了过来，有的蹲下来看熬硝池，有的拿起陶罐碎片端详。有个老同志感叹了一句：“了不起啊，那时候的人，什么条件都没有，硬是把事办了。”

一位阿姨说：“我家老头子年轻的时候，也在山里烧过炭，跟这个差不多，都是苦活。”

另一位老同志接话：“咱们这代人啊，哪个没吃过苦？不过现在好了，你看这景区，电梯一坐就到了，当年那些人做梦也想不到。”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语气里有感慨，有骄傲，也有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怅惘。那些关于硝、关于竹绳、关于绞车的往事，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陌生。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是他们用双手和肩膀扛过来的岁月。

天眼坑底的熬硝池、灶台和陶罐，无言地见证着当地群众的生活历史。它们不说话，但它们记得。它们记得那些坐着竹筐从天而降的人，记得那些在黑暗中弯腰刮土的身影，记得那些沸腾的硝水和呛人的白气。

我们在坑底走了大约四十分钟，绕着环形栈道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电梯口。老同志们依依不舍地回头张望，有人拍了最后一张照片，有人对着熬硝遗址默默鞠了一躬。

坐电梯上行的时候，我一直想着大爷说的那些话。“竹绳”“绞车”“晃筐”，这些词语在我脑海里反复回响，像一首没有旋律的歌。近三百米的深度，竹绳能不能承受得住？绞车会不会卡住？筐里的人会不会害怕？他们当然害怕。但害怕归害怕，该下去的还是得下去。为了生活，为了养家糊口，再深的坑也得下去。

我想起《孟子》里的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但这些人，并不是在等着天降大任。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庄稼人，种田、砍柴、养鸡、喂猪。他们熬硝，不是为了什么宏大的理想，只是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多换几斤粮食。

历史书里不会写他们的名字。但这片熬硝遗址会。那些粗糙的石砌池壁、焦黑的灶台基石、暗褐色的陶罐残片，就是他们的名字，刻在大地深处的名字。

出了电梯，雨已经停了。天空还是灰蒙蒙的，但比来时亮了些，云层里透出几缕淡淡的金光。重阳节的前一天，天放了晴。

老同志们上了大巴车，又开始说笑起来。那位大叔的嗓门照旧最大，有个阿姨又给他递了一杯水。大爷坐在最后一排，靠着窗户，眼睛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天眼景区。他的手里，那个布包还在，攥得紧紧的。

大巴车启动了，沿着盘山公路缓缓下行。车轮碾过湿漉漉的路面，发出沙沙的声响。车窗外的山峦一层一层地退去，像一幅正在合拢的画卷。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天坑底部的画面，潮湿的石壁、攀爬的藤蔓、晶亮的水珠，还有那口沉默的熬硝池。近三百米之上，是秋雨绵绵的人间；近三百米之下，是两亿年的地质时光和七十年前的人间烟火。它们隔着三百米的距离，遥遥相望。

忽然，我想起了一件事，今天是重阳节的前一天。重阳节，九月九，日月并阳，两九相重。古人说，登高可以避灾，可以望远。我们这群人，陪着一群退休的老同志，来到一个近三百米深的天坑，“登高”变成了“入深”。但仔细想想，下到坑底，再仰望天光，何尝不是另一种“登高”呢？那些熬硝的人，坐着竹筐从天上降到地底，再从地底升上天空，这本身就是一场最深沉的登高。

重阳节要敬老。今天，我们陪着这些老人来到天眼，看他们笑，听他们讲那些被岁月掩埋的故事。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里写：“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但今天，我们并不孤独。二十多个人，挤在一辆大巴车里，热热闹闹的，像一家人。老同志们讲起过去的事，年轻人静静地听，这本身就是一种传承，比任何文字都更有力量。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我翻开手机，看着退休老同志微信群里发的消息，我觉得有必要将今天的情况记录下来。我把手机放下，坐到书桌前，窗外的雨又开始下了，细细的、柔柔的，像是天上有人在纺线。我想起天坑底部那口熬硝池，想起它坑坑洼洼的石壁和厚厚的青苔，想起大爷蹲在池边默不作声的样子。

那个画面一直在脑海里转。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蹲在近三百米深的天坑底部，看着七十年前亲人亲手砌的熬硝池。他伸手摸了摸池壁，像是在隔着岁月的墙壁，握住了亲人的手。

明天就是重阳节了。我想，那口熬硝池一定还会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等着下一个秋天，等着下一场细雨，等着下一群从天而降的人们。那些坐着竹筐下到坑底的人，那些在黑暗中熬硝的人，那些被竹绳磨破了双手的人，他们的故事，也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就像矅天眼这只“地球的眼睛”，它看了两亿年的天空，还将继续看下去。但今天，它看见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它的眼睑上，回头望着来时的路，然后笑着走向了秋天。

天眼深处，有硝烟，有烟火，也有一个民族最朴素的记忆。

那是我们的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