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与不惑时期（一）

青山

1985年9月的陕北，正是一年最舒爽的初秋时节。天高云淡，碧空如洗，几缕薄云悠然飘荡在天际。清晨的凉风轻轻掠过黄土高坡，吹散了残留的暑气，带来了秋日独有的清爽。山野之间，风光正好，田地里的糜子渐渐染黄，成片的高粱缀满殷红的穗子，沉甸甸的谷穗弯腰垂落，饱满又喜人。坡塬上的草木层次错落，深绿、浅黄、淡红交织相融，层层叠叠，满目秋色。

秋日的阳光温柔和煦，暖暖铺满山间梯田。早晚凉意袭人，正午却依旧温润舒适。清风拂过田野，庄稼随风轻摇，起伏成浪，空气里萦绕着谷物成熟的清甜香气。山间偶有几声鸟鸣清脆婉转，整片山野静谧厚重，处处酝酿着丰收将至的欢喜与希望。

就在这满目盛景的金秋时节，我挥别了奋斗三年半的延川中学，告别了朝夕相伴的同事、同窗与挚友，怀揣着新的期许，踏入延安教育学院的大门，正式开启了高校教育工作的全新人生征程。

彼时的延安教育学院，由原延安师范学校、延安教师进修学校合并组建而成。办学模式为一校两牌、一套班子、两套办学体系，对外同时保留延安教育学院、延安师范学校两块招牌，其中延安师范持续保留招生办学资质。学校设校长、党委书记各一名，统筹主持全校整体工作，副职领导分工负责两校的教学教研、日常管理等具体事务。

校内机构设置清晰规整，设有大专部、中专部、函授部三个业务部门，以及党委办公室、院校长办公室两大办公机构，还有后勤总务处统筹保障全校后勤工作。其中大专部下辖政教、中文、英语、数学、理化五个教学系，在校学生四百余人，是学校培养中学教师的摇蓝。我入职后，便被分配至教学任务最重的大专部工作。

报到当日，大专部主任杨永泉亲自找我谈话，细致为我介绍学校的办学现状。他坦言，学院刚刚组建成立，各项软硬件设施尚不完善，办学条件有限，难以完全适配教学发展需求。好在学校师资底蕴扎实，授课主力均是北京理工大学选派的资深教授与学者。但目前学校教辅人员紧缺，尤其是学生管理岗位人手极度匮乏，当时大专部仅有正副主任和一名教导员，管理力量十分薄弱，工作开展压力极大。

结合学校实际需求，院系为我分配了两项核心工作：一是担任北京理工大学外派教授的助教，协助开展专业课教学；二是全面负责大专部的学生日常管理工作。

听闻工作安排，我心里难免有些落差，便鼓起勇气向杨主任坦诚心声。我说，自己从读书时就心怀高校育人的梦想，一直渴望留在高校深耕专业教学，潜心钻研学识，努力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学者。大学毕业时因种种遗憾未能圆梦，如今终于踏入高校校园，满心期许能专注专业课教学，在专业领域踏实深耕、有所建树。在我的固有认知里，高校教师应以教学科研为本，多是业务能力扎实的人深耕讲台，行政事务多为辅助工作。

杨主任听完我的想法，语重心长地开导我。他告诉我，学校对我的过往经历、工作能力和个人品行早已做过全面了解和综合考量。我在延川中学任职教导处副主任期间，学生管理工作扎实细致、成效突出，责任心强、口碑极佳。眼下学院学生管理工作缺口极大、急需得力人手，才优先安排我接手这项工作。

他宽慰我说，学校不少骨干老师都是教学、行政“双肩挑”，兼顾业务与管理。年轻干部要沉下心历练、多扛担子，好好沉淀积累，学校老一辈班子迟早会退居二线，未来的平台和机遇都留给年轻人，前途十分广阔。主任一番恳切的话语，饱含期许与深意，我听后心中释然，欣然服从组织安排，全身心投入全新工作。

岗位确定后，我迅速调整状态、履职尽责，有条不紊推进各项工作。教学上，我全身心做好助教本职，对接北京理工大学李教授，负责化学专业普通物理课程的辅助教学。全程认真随堂听课、细致记录重难点，定期为学生开展课后辅导、耐心答疑解惑，逐本批改作业、梳理学情短板。同时及时向李教授反馈学生学习情况，精准传达授课要求，搭建起主讲教授与学生之间高效顺畅的沟通桥梁，全力保障课堂教学落地见效。

学生管理工作上，我坚持从实际出发、以调研开局。为全面掌握大专部各专业班级学生的学习状态、生活状况、思想动态，摸清学生管理工作的痛点难点，我逐一走访各班，分批召开班干部、学生代表、学生会及团总支干部座谈会。

为了广纳民意、倾听心声，让大家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我专门拟定两道调研议题，供参会学生书面作答、交流探讨：一是假如本人负责学生管理工作，将如何开展具体工作；二是对学校办学、管理、服务等方面有哪些意见和诉求。座谈中，我鼓励大家放下顾虑、大胆发言，畅谈想法、提出办法、展望目标。

会后，我认真梳理汇总所有学生的意见建议，结合学校办学目标、学生管理工作要求，吸纳各方合理建议，反复打磨完善，最终制定出一套贴合实际、权责清晰、可操作性强的《学生管理工作实施意见》。这份细则目标明确、计划详实、督查到位、举措具体、落实有力，为规范学生管理、整顿学风班风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学校统一部署、各部门协同配合，以及学生会、团总支的落地执行和全体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大专部学生管理工作很快步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各项任务有序推进、圆满落地，既定工作目标全部达成。严谨暖心的管理模式、清朗向上的学风氛围，得到了学校领导、全体教职工和广大学生的一致认可与好评。

1986年下半年，学校领导班子迎来重大调整。原院长调任学校党委书记，延安大学政教系主任仵学员调任我校院长。新班子到位后，随即启动全校机构改革与中层干部调整工作。

学校结合我入职一年来的工作表现、履职成效，经过分管副院长提名、全校民意测评、学校党委会集体研究，正式任命我为教务科副科长，全面主持科室日常工作。

八十年代正是全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严格的时期，政策明确规定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违规超生者，将面临严厉处罚，情节严重者直接开除公职。我女儿1983年出生，1984年儿子降生，因连续生育两孩，我属于违规超生人员。

当年为规避处分、保住工作，儿子出生后，我只能无奈将孩子寄养在奶妈家中，隐姓埋名、低调生活。即便百般谨慎，后续还是有人向学校举报我超生违规的情况。得知消息后，我便主动将儿子接回身边亲自抚养，坦然面对，做好了接受组织处分的全部思想准备。

彼时，学校院长办公室主任李仲山年近五十，为人严谨、原则性极强。他专门找我进行组织谈话，语气严肃地问道：“你是不是违规生育了二胎？”

我坦然回应：“请问您是代表组织正式谈话，还是个人闲聊询问？”

李主任神色愈发严肃，郑重说道：“我是代表学校组织，对你进行正式谈话！”

我没有丝毫隐瞒，如实承认了超生事实。

李主任语气陡然严厉，高声质问道：“你明知自己是共产党员，还公然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漠视党纪国法，等着接受组织处分！”

1989年，国家正式出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处罚办法》，明确了统一处置标准：主动承认超生事实、态度诚恳的公职干部，免去现有行政职务；无行政职务者，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所有违规家庭均需缴纳相应罚款。

学校召开行政专题会议，依规对我作出处分决定：免去我教务科副科长行政职务，给予爱人行政记大过处分，家庭缴纳罚金一千六百元，同时明确五年内不得提拔任用。

处分下达后，我的分管院长郝美兆专门找我谈心。他语重心长地宽慰我：“这次处分是国家硬性政策、时代大势，谁都无法例外，你要坦然接受、端正心态。”

同时他也向我传达了学校的考量与信任：“虽然免去了你的职务，但学校依旧认可你的能力和担当。后续学校将整合教学管理部门，撤销原教务科、教研室、教材科、电教室，所有教学业务统一归教务处统筹管理，且暂时不设处长岗位，由你牵头主持教务处全面工作，以部门负责人身份履职。这是组织对你过往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你的信任与期许，希望你读懂组织的良苦用心，放下思想包袱，扛起重任、踏实干事，把全校教学教务工作抓实抓细、做出成效。”

听完院长的一番话，我深受触动，当即郑重表态：一定牢记领导教诲，感念组织的包容与信任，不负重托、恪尽职守，倾尽所能做好教务处各项工作，绝不辜负学校的培养与厚望。

参加工作以来，我始终待人诚恳、忠厚谦和，真心团结每一位同事，全心服务教学、服务师生。任职期间，我从不摆架子、不搞特殊，始终平和待人、务实做事，真诚与老师们沟通工作、交心相处，踏实为大家解决工作难题，从未因身居岗位而盛气凌人、骄傲自满。

正因为如此，全校教职工都深知我的为人，也体谅我无职担重任、顶着处分干实事的难处，人人都愿意主动配合、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同事们都亲切地戏称我为“黑处长”，打趣说我是没有正式任命文件、却实实在在干着处长本职、扛着全校教学重任的人。

带着这份信任与厚爱，我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在学校领导的鼎力支持和全体教职工的齐心协力下，教务处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争先创优，各项工作位居全校各科室前列，连续多年获评学校先进科室。

就这样，我以“黑处长”的身份，默默主持教务处工作整整五年。1989年7月被免职，蛰伏沉淀五年后，1994年9月，组织正式恢复我教务科副科长职务。同年10月，延安市教育局正式下发任职文件，任命我为延安教育学院教务处处长。

尘埃落定，同事们纷纷笑着调侃，我终于从没有名份“黑处长”，变成了名正言顺、履职合规的正式处长，彻底“由黑变红”，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崭新局面。历经波折、沉淀坚守，我的而立之年，在磨砺与坚守、担当与成长中，稳稳奔赴新的人生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