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臻韵)油灯下的母亲

黄河奇湾

　　美篇号：9003834

文字/图片/编辑：黄河奇湾

母亲走的那年，老屋窗台上的煤油灯还在。说是灯，其实就是个用完了的墨水瓶，瓶口盖一枚铜钱，铜钱中间穿一根麻纸搓的灯芯，灌上煤油，点起来一豆大的火苗，忽闪忽闪的。我拿起来掂了掂，轻得像一根刚从树上掉下来的小枝条。

可就是这盏灯，把我们姊妹六个，从襁褓里一个一个照进了成年。

　 我的家在山西交口县秦王岭村，属吕梁管。到今年10月25日，母亲就走了整整七年了。日子越久，回想起来越觉得，在儿女的心里，母亲竟寻不出半点不好——勤劳、朴实、友善是她的底色，里里外外一把手，是会过日子的能人。她没上过一天学，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可她心里自有一杆秤，待人接物、人情往来，桩桩件件都拿捏得妥帖周到。

​ 母亲属鼠，一九三六年生。她性子温，手脚却麻利得像踩了风火轮，一天到晚从不肯闲坐片刻。那时候村里没有电，家家户户都点墨水瓶改的煤油灯，灯芯是麻纸搓的，燃起来一股呛鼻的黑烟。就着那样昏黄如豆的光，母亲操持着一家九口的衣食。她从地里摸黑回来，先摸进灶房把猪食熬上，然后才凑到灯前，摊开针线筐。六件衣裳，从大到小轮着穿，大的短了给老二，老二的破了补一补给老三，缝缝补补又三年。灯影里她低着头，针尖在头皮上蹭一下，再扎进布里去，动作又快又准。那灯苗一晃一晃，她额上的皱纹便跟着深一道浅一道地跳，像锄头在地里拉出一道道沟。

　　六七十年代的秦王岭村，日子是板结的黄土，硬邦邦的。爷爷坐在炕头，父亲在生产队挣工分，母亲便是那个把黄土揉出面来的人。她天不亮就起身，灶膛先于灯苗醒来，然后才是我们。早晚两顿，一般是窝窝头就酸菜咸菜；午饭才见点细粮——玉米面搅上少许白面，做成抿尖、插尖，或是和子饭，一锅煮了，稠稠的，一人一碗，热腾腾灌下去，便觉得日子还能过。每年一头猪卖了换油盐，一头猪杀了腌在缸里，二百斤肉要匀着吃满十二个月。鸡蛋六毛九一斤卖给供销社，换回煤油、火柴和粗盐，余下几个破壳的才舍得给孩子们蒸一碗蛋羹。灯影里，她盘腿坐在炕上数鸡蛋，指头一个一个拨过去，好的归一堆，磕了纹的归另一堆——给自己的。灯光一晃一晃，照见她嘴角那一点不易察觉的笑意。她又在盘算了：这个月能攒下几分，到年底能不能给老大扯件新褂子。

　　养猪是家里的大项。母亲从地里回来，顺手拔些灰灰菜、马齿苋、打碗花，剁碎了，掺上麸皮和米糠，在院里那口烧木柴的大锅里慢慢熬。柴火噼啪炸响，她握着长柄勺一圈一圈地搅，汗水顺着鬓角淌下来，滴进锅里，也分不清是咸是苦。喂鸡就更简单了——洗锅水拌上野菜和米糠，十几只鸡围过来，啄得叽叽喳喳，下的蛋一部分卖钱，一部分给孩子们吃。

　　父亲勤快，母亲又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日子便慢慢攒出了些底气。一九七九年，家里动了工，起了三孔砖窑。那时秦王岭全村住的都是土窑，我家是头一户住上砖窑的人家。动工那天，母亲蒸了三大锅白面馒头，炒了一大锅猪肉菜，在邻近田庄供销社购了一塑料壶白酒，酬谢帮工的乡亲。搬进新窑那晚，她把那盏墨水瓶做的油灯搁在新窗台上，灯苗透过窗纸，把满屋照得亮堂堂的。她坐在炕沿上，翻来覆去地摸那青灰色的砖墙，指腹慢慢划过每一道勾缝，一句话也没说。那年她四十三岁，半辈子的汗都砌进了这墙里。

我家搬进砖窑后，村里人觉得还是砖窑好，一家跟着一家动起工来。前后不过十年光景，秦王岭这个境外“河北村”，便彻底结束了住土窑的历史。

　　好光景只过了8年，父亲便积劳成疾，五十四岁上撒手走了。

灯苗猛地一歪，像是被谁从窗外狠吹了一口，半晌才慢慢正回来。

两个姐姐刚成家，底下还有我、弟弟和两个妹妹，四个孩子从初中到小学，正是费钱费力的光景。三妹初中毕业便不再读了，卷起裤腿跟母亲下了田。我咬牙上了三年吕梁师专，后来站上讲台做了中学教师。弟弟和最小的妹妹，母亲一个一个供了出来——吕梁农校、离石师范都是包分配的学校，每张录取通知书背后，都是无数个灯下缝补的夜晚。缝纫机嗒嗒嗒响到深夜，灯苗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瘦瘦长长的一条，随着机针上下起伏，像一株被夜风摇动的庄稼。有一回我半夜起来，见她趴在缝纫机上睡着了，灯还亮着，针停在一截半成品的裤腿上，线头垂下来，轻轻地荡。我不敢叫醒她，只把一件旧棉袄披上去。那棉袄她自己穿了十五年，补丁摞着补丁，灯影里像一幅斑驳的地图，每一块补丁我都认得。

　　等我们陆续有了工作，母亲又操心起另一桩大事——成家。我娶妻，弟弟办喜事，两个妹妹先后出嫁，桩桩件件全是我协助她张罗。她连夜缝新被褥，在灯下一针一线绣鸳鸯枕套。把四场婚事的宴席一桌一桌张罗得妥妥帖帖。每个孩子拜堂那天，她都穿着那件洗得褪色的蓝布褂子，站在人群里笑，笑得满脸褶子都挤到一处。可只要一转身，我总瞥见她抬起袖子飞快地蹭一下眼角——那是欢喜，也是一副千斤担终于卸下时，骨头缝里泛上来的酸。

　　分地以后，母亲仍闲不住，跟我一起下田。有一回锄地，每人四行，同时下锄。我仗着年轻力壮，心想这回可要赢她，谁知没一会儿就被她远远甩在后头。她锄过的地，土块碎得匀净，草根拾掇得干净，玉米苗一行一行站得笔挺。秋后掰棒子，她种的那几垄格外压手，剥开青皮，金黄的粒儿密密匝匝挤在一起，像要滴出浆来。我忍不住夸她，她抹一把汗，只淡淡笑道：“地不哄人，下多少力气还你多少粮食。”这话和她灯下常说的一个理——“布也不哄人，缝多少针就结实多少年。”她一辈子信的就是这个：凡事下足了功夫，日子总会认你。

　　母亲善待邻里，从不和人争吵，与左邻右舍相处得非常融洽，这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人。自家孩子跟别家娃娃闹了别扭，她从不去找人家论理，回来先把我们训一顿，总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先看看自个儿有没有错。”她的这口碑，不是一天两天攒下的，是她用几十年的温厚一盏一盏点亮的。

母亲的好，其实不必旁人讲——单看我们姊妹六个，如今各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待人接物都学着母亲的样子，便知她那些年灯下的叮咛，早已一寸一寸长成了我们的骨头。

　　如今秦王岭家家都通了电，电灯亮了满屋，亮得晃眼。可我再没有见过比那盏墨水瓶做的油灯更亮的光。灯灭了，母亲走了，可她坐在灯影里的那个轮廓，像烙铁烫过一样，稳稳地印在我心上——低着头，捻着针，把漫漫长夜一针一针缝成了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