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袁枚的性灵世界～品读大清11

道誠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袁枚和他的性灵世界

乾隆十三年冬，南京城的风格外凛冽。

三十三岁的袁枚脱下官服，将溧水、江宁等县知县的印信交还官署，头也不回地走向城中小仓山。他曾在官场待了将近十年，二十四岁中进士、入翰林，年纪轻轻便已是众人眼中的“人生赢家”。可是，那身官袍终究不是他的衣裳。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不做高官，非无福命只為懶。”

这一年，他从一位姓隋的旧官吏手中，以三百两银子买下了一座破败的园子。园中荒草萋萋，“禽鸟厌之，不肯妪伏，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袁枚却如获至宝。他精心修葺，更其名为“随园”——随，是顺其自然，是随遇而安，是不被任何格套所束缚的自在。

从此，他在这座园子里住了将近五十年。

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随园主人、仓山居士。他生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二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一路走得顺风顺水。彼时的他，胸中装着的不只是诗文，还有“自期必管乐，致君必尧汤”的壮志。然而，官场的倾轧与人祸让他渐渐看清：那些曾经满怀的雄心，终究像石头沉入水底。

他选择上岸。

在随园的日子，袁枚过着一种近乎散仙般的生活。园中亭台楼阁三十余处，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月，冬有雪，四时皆美。他在小仓山房中读书、写诗、会友、品茗，门上挂着一副楹联——“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副对联写的是园中美景，也是他心中的志趣：天地间的好山好水要看，人世间的好书好文要读，生命的欢愉本不必向外求索。

随园没有围墙。每到春秋佳日，慕名而来的游人络绎不绝，盛时年游客量达十余万人。一个辞官归隐的文人，竟然成了金陵城最有名的“风景”。他用辞官后习得的从容，把自己活成了一道风景。

如果袁枚只是在随园里过他的闲居日子，他或许会以“雅士”之名留在历史上。但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从不满足于做一个雅士。

他写诗，写的是真心情。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亦学牡丹开。”

这首题为《苔》的小诗，是袁枚性灵说最精妙的注脚。阳光照不到的角落，苔藓依然勃勃生长，它开出的花细小如米粒，却从不因为自己的渺小而放弃绽放的权利。袁枚借此写下的是底层生命的尊严，也是他文学理想的核心：每一个人，无论贵贱，都有权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

他写过一首《马嵬》，更是千古翻案之作。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把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写得缠绵悱恻，不知赚了多少人的眼泪。袁枚却冷冷地翻过这一页：“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长生殿上的帝王之泪，固然感人。可石壕村里那对老夫妻的生离死别，难道就不值得一哭？袁枚的笔锋直指人心的深处：在平凡人的悲伤面前，帝王的眼泪并不更高贵。平凡人的真情，同样值得被郑重地记录在诗里。这一层意思，写尽了他对一切“格调”与“身份”的不屑。

他的诗里还有日常生活最朴素的趣味。《寒夜》中写妻子夺灯嗔怪：“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妻子“含怒”的样子写活了，寻常生活的温度也写尽了。没有典故堆砌，没有故作高深，有的只是生活本身。

在散文领域，袁枚同样写尽真情。《祭妹文》写妹妹素文一生的悲惨遭际，字字含泪。开篇是：“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呜呼！汝生于浙而葬于斯，离吾乡七百里矣。”他以极平实的语言叙述妹妹的婚姻悲剧和早逝，写她自幼读书明理的才情，写她被封建礼教吞噬的青春，写自己身为兄长却无力挽救的悔恨。清代古文论者将此文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并称“哀祭文三绝”。一个人若不曾在心底真切地爱过、痛过，绝写不出这样的文字。

还有一篇《黄生借书说》，不过三百余字，从借书这件小事谈起，说出“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写的是借书，说的是世事——拥有的多了反而不知珍惜，失去或即将失去时才懂得可贵。这种从寻常小事中提炼人生智慧的本领，正是袁枚散文“天然真趣”的体现。

袁枚的诗论，集中体现在他的《随园诗话》中。

这部书正集十六卷、续集十卷，评述清代诗坛的诗人诗作，记载遗闻轶事，阐述他关于“性灵”的诗歌主张。他在书中说得最直白的一句话是：“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诗之所以能流传，靠的是性灵，是真情，是诗人胸中的那一团火，而不是知识的堆积。

在当时的诗坛上，沈德潜主张“格调说”，翁方纲倡导“肌理说”。袁枚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作诗，不可以无我。”又说：“多一分格调，必损一分性情。”在他看来，诗不是学问的展示，不是道德的宣讲，而是个人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袁枚的“性灵说”与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鼎足而立，成为清代前期最重要的诗歌理论。他居“乾隆三大家”之首，执诗坛牛耳近半个世纪。一时的追随者如过江之鲫，连日本和朝鲜的诗坛都为之震动。

然而，他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文人雅士之间。他广收女弟子，编辑《随园女弟子诗选》，收录二十八位女诗人的作品。在女性的才华还被视为“非其职业”的时代，袁枚大声宣布：诗文面前，男女平等。一个女子写诗，写的是自己的真性情，这跟男子写诗有什么分别？他曾在杭州西湖组织女弟子诗会，一时红粉联袂，诗声琅琅。清代妇女文学的繁荣，与袁枚的名字密不可分。

辞官、隐居、写诗、论诗，袁枚在他辞官后的五十年里，做了许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游历名山大川，结交天下文士，为各地富商世族撰写碑文墓志，润笔所得极高。他为朋友焚毁五千两白银的借据，自己晚年留下“田产万金，余银两万”的家业。有人说他贪财，有人说他放纵，有人说他道德不够端正——他在那个时代，本就不是一个“端正”的人。

他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他好吃、会吃，写下了著名的《随园食单》。这本书记录了三百多种菜肴饭点的做法，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生活的态度：既追求精致，又反对浪费；既讲究滋味，又主张仁爱。他说对待食材要“多设锅、灶、盂、钵”，反对“混而同之”，让每一种食材保有它自己的味道。这跟他的诗学思想何其相似——每一种个性都该被尊重，每一种声音都该被听见。

嘉庆二年（1797年），袁枚在随园中安然离世，享年八十二岁。

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功业，没有金戈铁马的壮怀。他只是在那个规矩森严的时代里，选择了一条最不规矩的路。他辞了官，筑了园，写了诗，收了弟子，吃了美食，游了名山。他用最舒展的姿态，活出了最丰盈的生命。

而他留下的，是一颗赤子之心和一种自在的风度。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十个字，是袁枚写给苔藓的，也是他写给自己的。这个世界总有阳光照不到的角落，但只要心中有青春、有真情、有那份不甘沉默的生命力，再微小的花，也敢在天地之间热烈地绽放。

他的性灵说，说到底不过是一句话——做你自己，写出你自己。诗歌没有门槛，生命也不该有格套。

随园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但那份随遇而安的从容、那份独抒性灵的真挚，却穿过两百多年的时光，一直传到了今天。每一个不愿被格套束缚的人，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某种遥远的共鸣，像山谷中的回音，清朗，悠远，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