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or鲍鹏山 儒家思想误读与滥用 作者：家鸽

家鸽

近些年来，传统文化越来越热。易中天、鲍鹏山，是很多老百姓非常熟悉的国学普及者。一个妙语连珠，善于颠覆既有印象；一个深情恳切，极力为孔子和儒家正名。两人的视频、图书广为传播，让很多人重新注意到了儒家思想。

粗一看，他们好像站在完全相反的两端：易中天常常把儒家往下拉，喜欢指出它的毛病，强调法家才是古代真正管用的治国手段；鲍鹏山则常常把儒家往上抬，极力彰显孔孟思想的精神高度，甚至希望把仁的原则推广到很远、很大的范围。

可是，如果我们不被精彩的表达、抓人眼球的金句带着走，静下心，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认真推敲一番就会发现：虽然结论看似对立，二人在思维方式上，却有着惊人一致的毛病。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把复杂的思想体系简单化、标签化，要么过度解构，要么过度神化，都没能真正把握儒家思想的边界、价值和局限。

他们讲的很多内容，有启发、有可取之处；但其中一些影响很大的论断，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如果不加分辨地全盘接受，很容易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偏差。本文尽量用大白话，结合儒家思想演变的真实历史、二人有代表性的观点，再对照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把这件事理一理。

一、先正本清源：儒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万能盒子

要判断一种解读是准确还是片面，首先心里要有一把尺子。儒家思想不是几句可以随便拿来到处套用的格言，它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演变、有适用场景、有时代边界的复杂体系。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先秦原始儒学，也就是孔、孟、荀那里的儒学。

那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大小诸侯国打来打去。孔子、孟子提出仁、仁政，初衷主要是两件事。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用来理顺人伦、教化人心；统治者要爱民、行德政，不要横征暴敛。

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孔子的仁就是不分情况、一味老好人。不是的。孔子明确说过，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并不赞成以德报怨。也就是说，仁爱里面包含着原则、是非、正直，不是无底线迁就。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讲的也是双向的责任，不是单方面要求老百姓顺从。孟子更是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老百姓的地位摆得很高。

但同时，孔子本人一辈子周游列国，到处推销仁政，在当时却始终没能作为列国之间的通行准则落地。为什么？道理很朴素。列国林立、互相征伐的时代，生存首先要靠实力、军备、秩序、法度。仁政再好，首先适合一个统一共同体内部，而不是直接拿来当做国家之间博弈的法则。这是历史给出的基本常识。

第二，汉代以后经过改造的儒学。

到汉武帝时期，大一统格局稳固了。董仲舒对儒学做了很大改造，把它和国家治理结合起来。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要么纯用儒家，要么纯用法家；也不能简单说成表面儒家，内里法家。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儒法互补、德主刑辅。

通俗一点讲，法家、刑律管底线，什么事绝对不能做，做了就要受到惩罚；儒家道德教化管高线，鼓励人向善、知礼、有担当，追求更好一点的社会风气。法律告诉人不许作恶，教化引导人愿意向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讲严刑峻法不讲道德教化，社会容易冷酷、缺少向心力；只讲道德理想不讲法度约束，理想就很容易变成空谈。

第三，宋明理学直至近现代的儒学转型。

宋明以后，儒学越来越往心性修养的方向走。在后来长期发展中，也确实产生过一些僵化、压抑人性、强化不合理等级的东西。要特别分清，这是儒学在后世被不断改造、扭曲之后出现的弊病，不等于孔孟原始儒学本来就如此。

到了近代，面对大变局，先进的中国人对儒学进行深刻反思，抛弃那些适应封建时代、已经过时的内容；把诚实守信、尊老爱亲、修身律己、家国情怀、以和为贵、仁者爱人等具有普遍价值的部分保留下来，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把这三段历史看懂，一条非常重要的边界就清楚了。儒家优秀成分，可以用来修身、齐家、在统一国家内部进行社会教化；它是古代农耕文明条件下形成的治国理想之一，不是天然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环境，更不是拿来直接处理现代国际博弈的现成方案。

看懂这个边界，再看易中天和鲍鹏山的解读，哪里走偏了，就一目了然。

二、易中天的片面：过度解构，把复杂传统简化成二元选择题

平心而论，易中天做历史普及，功不可没。他把很多古代故事讲得生动好懂，打破了不少人对历史的神秘感。但是，当他从讲故事走向对思想体系做整体性判断的时候，就常常滑向片面，喜欢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看问题。

他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判断，儒家只能用来修身，不能用来治国；真正管用的是法家。

这句话猛一听，好像很清醒。道德再好能当饭吃吗？治国当然要靠制度、靠法律。但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跳跃。不能单靠儒家治国不等于儒家对治国没用；法家很重要不等于只有法家才管用。

一个现代国家也好，一个古代大一统王朝也好，治理都是系统工程。既要有强制性的规则、惩罚机制，相当于古代的法，也要有价值共识、社会伦理、公序良俗，很多来自儒家所代表的教化传统。法律解决不敢做坏事，教化解决不想做坏事。没有前者，秩序难保；没有后者，社会容易变成只讲利害、不讲道义的冷冰冰的丛林。

易中天还经常把后世封建时代被扭曲、被僵化的那些东西，一股脑算到原始儒家头上。比如他批评儒家等级、保守、愚忠等等。这里就有一个很容易犯的错误，把后人对经典的误用等同于经典本身的原意。

我们评价历史上的思想，有两条不能随便违反的原则。第一，放到它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去评价，不要简单拿现代标准去苛求古人。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不可能拥有今天现代平等、现代法治的全部理念；在那个时代，有教无类、仁者爱人，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文进步。用今天的尺子把它全盘否定，看上去很新潮，其实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第二，区分本源思想和后世变种。三纲里面那些明显过时的东西，是后来长期历史演变的产物，不能全部当成孔子、孟子的本意。

当然，儒家确实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谁也不能说儒家完美无缺。真正客观的态度，是既看到局限，也看到它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巨大历史作用；而不是为了追求语出惊人，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

概括起来，易中天这边的主要问题，不是指出毛病错了，而是。把可以批判、应当扬弃，变成了整体性贬低；把复杂的文明传统，压缩成儒法二选一的简单选择题；低估了道德、价值共识在国家治理中长期、潜移默化的支撑作用。

这种思维方式，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要么全好，要么全坏；看不到事物之间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一面。

三、鲍鹏山的片面：过度推崇，把道德理想当成了包治百病的现实方案

如果说易中天的毛病是贬得过了头，鲍鹏山的毛病就是抬得过了头。

鲍鹏山对孔子怀有很深的敬意，认真钻研原著，努力发掘儒学里面美好的精神价值，这非常值得肯定。在很多地方，他纠正了不少流行的、浅薄的误解。但是，在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他同样掉进了观念论的陷阱。过分相信人心、德性、认知的力量，低估了客观利益、力量对比、制度条件对现实世界的约束。

第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那句广为传播的金句，我们要防的不是坏人，而是蠢人。

这句话听着很深刻，很多人转发。但是，如果我们认真把概念定义清楚，再放到现实里检验，就会发现它有很大漏洞。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逐步建立了一套尽量贴近现实的工作定义。好人，自觉遵守社会准则，总体向善；君子是好人当中道德水准很高的那一部分。不是一辈子一件私心的事都不做，而是大节不亏，关键时刻站得住，君子之行占主流。

坏人，或者刻意严重缺德损人，或者故意做出严重损害他人与公众利益的行为，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明显危害。主观上有作恶或漠视他人安危的倾向，是需要通过完善制度加以防范、依规处置的对象。

认知不足者，通俗所说的蠢。主观上没有害人之心，不做严重出格的事、不刻意严重缺德，只是判断力有限，有时好心办错事。对这一类，主要方式是教育、提醒、科普，而不是当成一类人去提防。

普通人，这是人口的大多数。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有时会表现出君子式的善良，有时会冒出一点私心、计较、小气；可上可下，可善可恶，但大体守住行为底线。

鲍鹏山的思维，仍然没有完全跳出传统儒家君子小人伪君子的三元框架。这个框架最大的问题，不只是漏掉了庞大的普通人，更在于。它是一个高度道德主义的分析范式，倾向于把人世间大部分问题，归根于德性好不好、认识清不清。

现实告诉我们：很多巨大的危害，跟聪不聪明、读没读书没有多大关系。有的人学历很高、头脑很精明，依然被贪欲牵着走，做出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有的人知识不多，但忠厚本分、从不害人。不少身居重要位置、知识水平不低的人做出损害公共利益的选择，很多不是认知不够，而是欲望、利益压倒了良知。对付这类风险，第一位靠的是制度约束、监督、规则惩戒，而不是靠把道理给他讲明白。

不是说教育不重要，教育非常重要。但教育是长期的、治本的；制度和规则约束是现实的、管底线的。不能把主次颠倒，把提升认知当成防范重大风险的首要手段。要防的不是坏人而是蠢人这句话，作为文学性警句可以；作为对社会治理的判断，则严重脱离实际。

第二个有很大争议的观点，就是他提出。中国应当把孔子的仁、仁政理念，推广到全世界。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理想很美好，但忽略历史条件约束的判断。

这里就要用上那个非常精彩的历史类比。仁政，可行于大一统之内，难行于列国相争之时。

孔子在春秋时代，为什么不能让各诸侯国普遍行仁政？不是仁不好，而是当时是列国竞争的格局，没有一个统一的最高权威，安全、生存是压倒一切的硬约束。直到汉武帝实现大一统，在统一政权的保障之下，仁政、德治作为内部治理原则，才真正有了大规模落地的土壤。

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差不多就是一个放大版的春秋战国。两百多个主权国家，利益各不相同，强权思维、实力优先的逻辑依旧有市场，冲突、博弈从未消失，还没有一个能够覆盖全球的统一治理共同体。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如果把古代适用于一国之内的仁政，直接搬出来当做对全世界的行动方案，那就把理想和现实搞混了。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未来人类或许需要从孔子和佛教的智慧里寻找出路。请注意，是未来，是文明远景的一种设想，不是今天就要动手实施的政策。

我们今天倡导世界各国携手前行，里面确实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里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智慧，但它绝不是简单照搬古代的仁政。它的基础是，主权平等、互利共赢，该合作就合作，该守住立场就守住立场，刚柔并济，守护好自身合理权益。

仁爱、大同，可以作为长远价值理想，指引人类前进的方向；但不能当做当下国际交往中无条件的行动准则。理想可以照亮前路，但不能代替脚下坎坷不平的现实道路。

鲍鹏山在这里的病根，同样是观念论倾向。认为只要美好的理念普及了，现实世界的矛盾、利益冲突、力量博弈就自然解决了。他高度重视精神、道德的力量，却对客观世界的硬约束估计不足。

四、共同的病根：缺少辩证思维，看不到一切思想都有适用边界

把两个人放在一起对比，很有启示意义。一个用力拆，一个用力捧；一个怕传统捆住手脚，一个希望传统拯救世界。但底层的思维毛病几乎一模一样，可以归纳成四条。

第一，脱离历史条件，把思想当成可以脱离土壤到处移植的东西。

任何思想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儒家适合大一统稳定社会内部的教化，不等于适合乱世生存，不等于适合全球治理；法家适合重建秩序、守住底线，不等于可以包揽全部国家治理。没有放之四海、行之万世都不需要调整的万能思想。

第二，容易走极端，习惯非此即彼，缺少亦此亦彼的辩证眼光。

看不到大量中间状态，看不到事物内部的矛盾统一。人性不是要么君子要么小人，大多数人是普通人，善恶因素并存，可以变化；文化传统不是要么全是宝贝，要么全是垃圾，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第三，容易把对内原则和对外原则混为一谈。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界限。对内，可以更多讲德治、教化、修身、仁爱，努力建设美好的社会风气；对外，必须尊重世界的现实，讲实力、讲主权、讲原则，坚持守住立场、妥善应对。把对内修身、对内治理的原则，不加改造直接搬到国际舞台，很容易变成一厢情愿。

第四，分不清理想与现实、价值方向与操作方案。

理想很重要，没有理想就没有方向；但理想不能直接拿来当操作手册。理想是往哪里去，现实是一步一步怎么走。易中天容易低估理想的引领价值；鲍鹏山容易高估理想改造现实的即时力量。

五、对待儒家，应当持有的正确态度

把前面的辨析收拢起来，我们可以得出几条比较清醒、务实的结论。

第一，实事求是地认清儒家的价值与边界。

儒家不是旧时代落后东西的代名词，也不是什么救世灵药。它是古代农耕文明条件下，一套非常成熟、深刻的人文教化体系，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里面有很多值得今天继承的智慧；也带着那个时代固有的局限，需要扬弃、需要现代化改造。

第二，坚定不移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路。

把那些明显过时、落后的东西舍弃；把诚实守信、孝亲敬老、克己修身、见利思义、家国情怀、以和为贵等具有长久价值的精华，拿出来，用现代话语重新解释，融入现代社会。不是复古，不是照搬，而是古为今用。

第三，清晰区分应用场景，对内对外有别，修身治国有别。

个人修身，完全可以多多从儒家优秀思想里汲取养分；国家内部治理，坚持以德引导和规则约束相辅相成；国际交往，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同时牢牢守住底线，绝不幻想靠道德理想就能自动化解全部国际矛盾。

第四，建立更加符合实际的人性观，尊重普通人这个最大群体。

跳出君子小人伪君子这种比较陈旧的道德分类框架。大多数人，就是普通人。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善念也有私心，可以变好，也有可能变坏。社会治理，一方面用制度规则防范恶意，另一方面用教育文化引导向善，两手都要硬，主次分得清。

结语

文化自信，既不是把老祖宗的东西全部捧上天，以为可以包治百病；也不是把老祖宗的东西踩在脚下，认为一无是处。真正的自信，是既懂得尊重历史智慧，又清楚看到时代边界；既善于仰望理想，又能够脚踏实地。

易中天和鲍鹏山，以很高的知名度，把传统文化送到千千万万普通人面前，这本身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他们的解读中出现的片面性，也给我们所有人上了重要的一课。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金句满天飞的时代，无论多么有名的学者，无论多么好听、多么犀利的观点，都不能不加思索地照单全收。

要用哲学、知识、阅历这三宝武装自己。学会下定义，分清概念；学会把观点放回历史环境里检验；学会用辩证法看到复杂事物里面多方面的矛盾统一；懂得一条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道理。

再好的思想，也有它的适用范围；再好的理想，也不能代替严酷的现实。能守住这条清醒，我们在学习传统、思考世界的时候，就不容易被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带偏，就能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