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前和孙绍振

巽之先生

朱向前和孙绍振

谢培选

在中国当代文坛，朱向前与孙绍振横跨五十年的交往，是一段独一无二、双向成就的文人佳话。二人并非传统意义上单一的师生、挚友或同行关系，而是一场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相互校准的文学“量子纠缠”。半世纪以来，孙绍振数次直言劝谏，于关键节点为朱向前拨开迷雾、调转航向，助其舍弃诗歌创作，深耕文学评论领域，成就专业所长；而朱向前亦以识才之眼、担当之心，为孙绍振搭建学术高台、传播理论价值、印证学术内核，将其文学理论与军旅文学创作深度联结。一者以直言破局，一者以笃行铺路，在数十年的岁月沉淀中，形成了理论与创作共振、风骨与情谊共生的罕见文坛关系，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理论发展与军旅文学创作生态，成为中国文坛一段耐人品读的珍贵往事。

一、1981年冬天的一声棒喝

1981年12月底，福州。冬天的南方湿冷，朱向前的心情大约也谈不上晴朗。

那时候的他，还是一个在诗歌创作上孜孜以求的年轻人。他写诗，也发表诗，还编好了以“古田诗钞”为主体的诗集《闽山碧》，即将由出版社推出。在诗歌这条路上，他似乎走得还算顺当。然而，就在这个12月的某一日，孙绍振先生突然对他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难忘的话：“朱向前，你不要再写诗了！你我都不是写诗的料。你看看人家舒婷的诗，我们写得了吗……”

这段话的冲击力，朱向前自己形容为“如遭棒喝，如遭雷击”。但紧接着他又补了一句极耐人寻味的话——“但是，似乎又在随时等待这一刻！”

这句话很关键。它不是客套，也不是事后的修辞。一个写诗的人，内心深处其实未必不清楚自己的才华究竟在哪个方向。孙绍振所做的，不过是替他说出了那句他自己一直不敢承认的话。这需要一种特殊的关系——说的人要足够坦诚，听的人要足够信任，二者缺一不可。

回单位后，朱向前“麻溜”通知出版社撤稿，以“壮士断腕的姿态潇洒地告别了‘诗坛’”。一个“麻溜”，一个“潇洒”，这两个词的选用本身就透露出一种释然——被棒喝之后，他反而轻松了。孙绍振这一声“不”，不是打击，而是解放。

这里值得想一想：孙绍振为什么敢对朱向前说这种话？须知，否定一个人的创作方向，是极容易得罪人的事。而孙绍振偏偏说了。这说明他对朱向前有一种超越了普通师生关系的坦率和责任感。在他看来，让一个有评论天赋的年轻人继续在诗歌上消耗时间，才是真正的耽误。

而这段关系的起点，远比1981年更早。朱向前后来在《我与孙绍振先生半个世纪的“量子纠缠”》一文中写道，从1974年至今，他们交往整整50年。“这个交往长度恐怕还超过了他和他那些大咖级的入室弟子——譬如陈晓明、谢有顺诸君。”换句话说，孙绍振与朱向前的关系，不同于他后来与陈晓明、谢有顺等人纯粹的师生关系，更像是一种“亦师亦友”的长期陪伴。这层底色，让后来所有的事情——1984年的推荐、1988年的评论、2015年的对联、2025年的临机发言——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二、把一个人推上“天团”的讲坛

1984年，对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那一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创办，徐怀中出任首任系主任，面向全军选拔了35名学员。这批人后来被称为军旅文学的“黄埔一期”，莫言、李存葆、钱钢、朱向前等都在其中。

也正是在这一年10月，朱向前读到了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先生打印本的《文学创作论》。他读完之后的反应极为果决：立即向徐怀中主任力荐孙绍振来文学系主讲“文学创作论”。一周后，徐主任认可，朱向前受命写信通知孙绍振。

这件事看起来只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推荐了一位老师，但它产生的连锁反应，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孙绍振当时的身份，不过是一个外省大学的副教授，而且职称还在待审批之中。朱向前的推荐，等于把一个尚未获得正式认可的学者，一下子推上了军艺文学系的讲坛。而更关键的是，讲坛背后的舞台，不仅是军艺的课堂，更是整个首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天团”，丁玲、贺敬之、刘白羽、王蒙、刘再复、李泽厚、吳组缃、吳小如、钱理群等顶尖名流都在首届文学系上过课。為此，軍艺文学系破例了，孫紹振成了“首都天团”之外的唯一一个外省授課专家；从第一届到第五届，孙绍振连续十年给军艺文学系主讲《文学创作论》，创造了一个纪录。

这十年间，坐在台下听讲的，包括了莫言、麦家、赵琪等一批后来在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孙绍振的理论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莫言本人多次谈及。他曾回忆，孙绍振在课堂上用朱自清《荷塘月色》的例子讲“通感”——“湖上飘来一缕清风，清风里有缕缕花香，仿佛高楼上飘来的歌声”，打通了视觉和听觉——这个例子对他启发极大。孙绍振后来在受访时说，三十年后莫言回忆，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就用上了课堂上讲的“通感”。莫言还说，孙绍振的主体情志同化生活理论，使他避免了“红色小说家写完童年生活后就不断重复的命运”。

谢有顺教授也曾说：“我不止一次听莫言、麦家、赵琪等作家向我盛赞孙绍振的理论，三十多年前，他们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就读时听过孙绍振的讲演，这些讲演对他们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就是朱向前那次推荐的深远意义。他不仅是为孙绍振打开了一扇门，更是为中国军旅文学的新一代作家接通了一条理论的血脉。后来的研究者将孙绍振的贡献概括为“成功实现理论对文学创作实践的有效指导，显著影响了包括莫言在内的作家创作”。而这条“理论到创作”的通道，正是朱向前亲手搭建的。

三、“灰”与“绿”：一篇评论如何成为经典

1987第1期《文學評論》剛剛推出了朱向前的《尋找合點：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的互參觀照》，第2期又推出了他的《“灰”與“綠”——關于孫紹振<文學創作論>的自我對話》。据説，連續兩期發表同一作者的兩篇文章，對《文學評論》也是一次破例。这篇九千字的文章，是孙绍振《文学创作论》的首篇评论。

文章的写法本身就很“朱向前”。他没有采用常规的学术评论体，而是设置了一个对话结构——“一个发自搞评论的我”与另一个自我在争论、在碰撞。他借用了“理论是灰色的”这句先哲之言，用“灰”代表理性的、分析的评论者自我，用“绿”代表感性的、被理论激活的创作自我。两个自我在攻读《文学创作论》的过程中“时而兴奋激动，时而困惑迷惘”。

这种写法在1988年的文学评论界并不多见。它透露出的信息是：朱向前对孙绍振的理论不是简单地赞美，而是真正地“钻进去”了，被它搅动了，甚至被它折磨了。只有被一种理论真正触及过灵魂的人，才会写出这样“自我对话”式的评论。

而孙绍振对这篇评论的看重，从后来的事情中可以看得很清楚。2015年，孙绍振出版新书《我的桥与我的墙》，在自序的后半部分，他竟全文引用了朱向前那篇评论的一部分——准确地说，是朱向前2013年为学生傅逸尘《叙事的嬗变》写的长序中的约两千余字，与此次会议论文集没有关系，出处注明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朱向前后来说：“他怎么能看到十年前的‘军艺学报’？我没好意思问他。”

这件事表面上是一个学者的引用习惯问题，但深层含义在于：孙绍振对朱向前的评价，有一种近乎执拗的在意。一篇十年前发表在学报上的文章，他不仅读了，还记住了，还在自己惜墨如金的序言里大段引用。这不是普通的学术引用，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确认——“你说的，就是我想说的。”

四、2015年黄山：一副对联里的半世纪情谊

2015年10月23日，黄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和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孙绍振诗学思想研讨会”，谢冕、张炯、吴思敬、南帆、陈晓明等四十多位学者出席。朱向前应邀出席，作了题为《孙绍振三次对我说“不”》的发言。

“三次说不”——第一次是1981年冬天劝他不要写诗，第二次是劝他不要学英语，第三次是劝他从文学创作转向文学评论。从朱向前的讲述方式来看，这“三次说不”构成了他与孙绍振关系的核心叙事：每一次“不”都是一次转折，每一次否定都打开了一扇新的门。

在发言之后，朱向前书联以赠。上联：“崛起闽南奇思文论卅年风动全中国。”下联：“根系京西笑对人生伞寿再添半甲子。”

这上联的信息密度极高。“崛起闽南”——孙绍振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却到了福建泉州的华侨大学任教，20世纪80年代初与朦胧诗一同崛起。“奇思文论”——朱向前特别拈出一个“奇”字来概括孙绍振的学术风格，这与2015年研讨会上其他学者的判断一致。与会者认为孙绍振“在学术上常有‘奇思妙想’，敢于打破常规，善于独立思考”，并将观点“磨得像针尖一样锐利”。“卅年风动全中国”——从《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到反思中国语文教育，从文学创作论到文本解读学，“他不停地引领话题，搅得风生水起、风云激荡”。

下联则转向人生。“根系京西”——孙绍振是北大中文系55级高才生，学术功底扎实，学养深厚，正欲大展宏图之时却遭厄运，被贬出京城，远走他乡。“笑对人生”——几十年风雨坎坷，一路走来，他都能坦然笑对，“颇具东坡遗风”。“伞寿再添半甲子”——80加30，一百一十岁。当即博得孙绍振、谢冕、张炯诸公一片喝彩。

这副对联之所以精彩，不仅在于文字的对仗工整，更在于它精确地捕捉了孙绍振的两面：学术上的锐利锋芒和人生中的豁达从容。一个“奇”字写学问，一个“笑”字写人生，这副对联堪称朱向前对孙绍振最精炼的“画像”。

五、2025年福州：临机决断的背后

2025年6月27日至28日，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联合举办“《孙绍振文集》首发式暨孙绍振诗学思想研讨会”，文集以20卷、千万余字的篇幅，汇编了孙绍振迄今为止的全部代表性学术著述和文学作品，首次完整呈现了一位“闽派批评”旗帜性人物的学术风华。

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两人关系的微妙之处。朱向前此前一个半月接到邀请函时，曾与孙绍振商量过，说这次就不作主题发言了。但会前三天（6月25日），他看会议公号发出的9个主题发言人介绍，明显感觉少了一个重要维度，即作家创作对孙氏理论的实证。27日上午临时与孙绍振通电话，孙亦有同感，说：“因为你不讲，这个就只能缺位了……”于是朱向前临机决断，决定讲。当晚报到后看到“会议须知”，已经在“主题发言”中把他加上了，排在第二位。

6月28日的主题发言，朱向前讲的是《〈文学创作论〉对莫言创作的巨大影响》。

这个细节虽小，却折射出两人之间一种极深的默契。朱向前对孙绍振说“不讲了”，孙绍振没有勉强。但当朱向前意识到这个会议缺少了一个不可替代的维度时，他主动打了那个电话。而孙绍振的回应——“因为你不讲，这个就只能缺位了”——既是事实判断，也是一种坦率的承认：在孙绍振的学术版图中，朱向前的位置是独特的。不是弟子，不是同事，而是一个从五十年前就一直在场、从未离席的见证者和对话者。

事后朱向前自己也反思：“虽然今天的孙绍振俨然是中国文学理论界的领军人物，但他对我的意见（或曰‘角色’）还是非常在意或重视的。”这种“在意或重视”，在2025年《文艺争鸣》第2期的“孙绍振评论专辑”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该专辑由孙绍振自己点将，他钦点了老同学谢冕、亲弟子陈晓明以及孟繁华和朱向前。朱向前提交的，就是那篇1.6万字的《我与孙绍振先生半个世纪的“量子纠缠”——兼忆军艺文学系创办40周年》。

六、一种罕见的“理论—创作”关系

如果要为朱向前和孙绍振这半个世纪的关系寻找一个关键词，或许可以用朱向前自己创造的那个词——“量子纠缠”。

这个词的妙处在于，它描述的是一种超越简单因果关系的关联。在物理学中，量子纠缠指的是两个粒子无论相隔多远，一个粒子的状态变化会瞬间影响另一个。朱向前用这个词来形容他和孙绍振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修辞，不如说是一种精确的描述。他们的交往不是线性的“老师教导学生”或“学生追随老师”，而是一种双向的、持续的、彼此塑造的共振。

孙绍振三次对朱向前说“不”，每一次都是在关键时刻帮朱向前校准方向。朱向前则三次为孙绍振“搭桥”：1984年推荐他到军艺讲学，1988年发表首篇评论，2025年临机决定讲莫言与孙绍振的关系。每一次“搭桥”，都是在孙绍振学术生涯的关键节点上，给了他一个不可替代的舞台。

而孙绍振对朱向前的看重，则体现在另一个维度上。他不仅在自序中大段引用朱向前的文章，还在自己90华诞的研讨会论文集中，用第三章几乎全部篇幅——至少3500字——引用朱向前“量子纠缠”第一节的内容。朱向前调侃说“这种引用法，虽然符合孙大圣的个性，但篇幅之长，还是有点那个什么……当然，这是朱向前的光荣，更是莫言和军艺文学系的胜利！”

这个结尾很有意思。“朱向前的光荣”——因为他被引用了；“莫言和军艺文学系的胜利”——因为这说明孙绍振的理论通过朱向前的叙述，再次被确认为对莫言创作产生了实质影响。朱向前把自己的“光荣”和“莫言与军艺文学系”绑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他一贯的姿态：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评论家、一个桥梁，而不是聚光灯下的主角。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向前和孙绍振的关系，不仅是一段文坛佳话，更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史和军旅文学史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一个优秀评论家的价值，未必在于他自己写了多少不朽的文字，而在于他能否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推荐一个该推荐的人，评论一本该评论的书，讲一个该讲的故事。朱向前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这三件事。而孙绍振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证明了他当年的那一声“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