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施紫砂壶赏析

鄂邑紫韵坊

宜兴之陶，自供春以降，盖已数百年矣。供春者，吴氏之小史也，学陶于金沙寺僧，以断木为模，竹刀塑型，遂开紫砂之一脉。由供春而董翰、赵梁、元畅、时朋四名家，再传而至时大彬，大彬与弟子李仲芳、徐友泉号“壶家三大”，紫砂之艺，至此乃极盛焉。

徐友泉者，名士衡，友泉其字也，万历间人，生卒不详。其为时大彬弟子，而能“综古今而合度，极变化以从心”，吴梅鼎氏尝称其“技而近乎道者”。友泉尝为吴梅鼎父延揽于家，穷年累月，竭智殚思，制壶数十式，其名目之繁，令人叹为观止。有云罍、螭觯、汉瓶、僧帽、苦节君、扇面方、芦席方、诰宝、圆珠、美人肩、束腰菱花、平肩莲子、合菊、荷花、芝兰、竹节、橄榄六方、冬瓜丽、分蕉、蝉翼、柄云、索耳、番象鼻、鲨鱼皮、天鸡篆珥诸式，而其中一壶，名曰“西施乳”，即后世所称之“西施壶”也。

夫西施壶之形，圆润丰腴，截盖短嘴，倒把一捺底，壶钮扁圆若乳头状，流短而略粗，把为倒耳之形，盖与身相连，浑然一体，极尽简约而神完气足。后人觉“西施乳”之名不雅驯，遂改称“倒把西施壶”。此壶初名曰“文旦”，文旦壶中之格调高雅者，其形若美女西施之丰乳，故以名之。吴梅鼎《阳羡名壶赋》有言曰：“至于摹形象体，殚精毕异，韵敌美人，格高西子”。夫“美人”者，美人肩也；“西子”者，西施乳也。以人喻器，以美喻工，此中国艺术之妙谛也。

余尝观此壶，而有所感焉。天下之物，有以工胜者，有以韵胜者。工胜者，可以力致；韵胜者，非天机凑泊不可。西施壶之妙，不在其形之繁，而在其形之简。以极精简之线面，架构出丰润之体态，流线光洁，暗接无痕，此岂非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者乎？紫砂之泥，出于宜兴黄龙山，五色土也，其质古朴纯厚，无媚俗气，宜乎文人之所钟爱。以朴拙之泥，塑婉约之形，刚柔相济，拙巧相生，此壶之所以能历数百载而不衰也。

西施其人，春秋时越国之浣纱女也。天生丽质，妩媚动人，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图谋复国，献西施于吴王夫差，终使吴国灭亡。传说功成之后，范蠡携西施泛舟太湖，隐居宜兴，遂为陶朱公。壶之与美人，名之与史迹，相得益彰，此亦巧合中之有深意存焉。

然余更有进者。王国维尝论美学，分优美、宏壮与古雅三品。优美、宏壮者，多出于自然与天才；而古雅者，则出于人工之制作。静安先生曰：“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又别第一形式与第二形式，谓古雅为“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夫紫砂壶者，以泥土为材，以人工为形，非自然之山水，亦非天才之诗篇，而其美正在于人工与自然之间，实用与审美之际。此静安先生所谓“古雅”之典型也。西施壶以美人之名为名，以丰乳之形为形，其名涉于绮丽，其形近于婉媚，而所以为高者，在其雅而不俗，婉而有度，斯为可贵。

静安先生又尝言：“散文易学而难工”。余谓制壶亦然。西施壶之形，学者易得其仿佛，而难臻其神韵。何也？形可以摹，韵不可以袭也。自徐友泉首创此式，数百年间，制者不知凡几，而能得其神髓者，不过数人而已。盖壶之口、之流、之把、之钮，皆有法度存焉。短一分则促，长一分则弛；丰一分则肥，瘦一分则瘠。此中之妙，非言语所能尽述，唯心领神会者得之。

余观西施壶，又不禁想见其时代。明万历间，紫砂初盛，文人与匠人相往来，吴梅鼎之家，延徐友泉于座上，穷年累月，共研壶艺。彼时文人以审美之眼光，参与工艺之制作，匠人以精湛之技艺，回应文人之意趣。此中西文化交融之盛，实为紫砂史上一大因缘。静安先生论词，有“境界”之说。余以为制壶亦有境界。初者为技，技进乎道者为艺，艺而通乎神者为境。西施壶之所以为西施壶，正在其于简约中见丰腴，于柔婉中见骨力，于人工中见天趣。此非境界而何？

壶中日月长。一壶之微，而含数百载之历史，寓数十代之匠心，蕴无穷之文人意趣。执此壶者，当不徒赏其形，更当味其韵；不徒味其韵，更当思其人。徐友泉之殚精竭思，吴梅鼎之品题赋咏，乃至后世无数壶人之踵事增华，皆凝于此一握之间。此岂非庄子所谓“技进乎道”者耶？

静安先生有言：“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余于西施壶亦云：世无赏壶之人，即无此壶之境界。壶之境界，待人而显；人之境界，因壶而深。壶与人，两相得而美生焉。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