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在时光深处的母子宿舍

露易莎

小时候，曾经急切地盼望快快长大，早点儿逃出家庭的种种束缚，恨不能插翅飞往一个自由自在的地方。 如今，当初做梦都想逃离的家乡，已成为触摸不及的远方。 导演贾樟柯曾用电影来遥寄乡思：“浪子之所以成为浪子，是因为有家。” 不知游走了多少个地方，最后回到家乡，而今又到了北雁南飞之时，当车辆行驶在二环高架上，远眺再也回不去的娘家，便想起那不复存在的母子宿舍。 母子宿舍，顾名思义，是工厂里专为带孩子的母亲们设置的集体宿舍。实际上是利用家属楼的一楼开辟出一个单元，在几户房屋里安置了数组母亲带着孩子的组合。 幼年时，母亲在工厂子校教书，平时就带着我住在厂里的母子宿舍，周末才搭乘公交车，回到十多公里外的郊区火车站，与父亲、奶奶和小弟团聚。 我刚满十岁就学会了骑自行车，从此每到周末，母亲就借学生家长的自行车，让我骑十多公里路带她回家，这样来回可以省下两三毛钱的车费。 那会儿，自行车脚蹬子转到最低处时，我的脚还够不着，只能用一只脚使劲往下蹬；等另一边脚蹬转上来时，再换只脚发力。就这样两脚轮换着蹬，还能带母亲跑到二十多公里外的咸阳大舅家。 我们住的是老式的两室一厨，里间住我和母亲，外间稍大一些，住曹阿姨母子和桂芳阿姨母女两家，小厨房是雪琴阿姨一个人住，里面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一个当做床头柜用的方凳，从没见过她的孩子。 两室一厨，是楼上厂长级领导的标配。 单元里公用卫生间唯一的水池，是我们排队洗菜洗衣的地方。 我和母亲住的里屋大约七八平方米，屋里靠墙一横一竖摆放两张单人床，余下的空隙，只够塞下一只从厂里废料堆捡来，三合板卷成的破木桶。桶里叠放着我俩的衣物，桶上横一块捡来的木板便是桌子——母亲侧身趴在上面备课，因为腿伸不进去。 其他零碎的洗漱用具、锅碗瓢盆等，统统塞在床底下。我从七八岁起就学会了做饭，每天放学回来，先把床单褥子掀开，从床下抽出那个一尺见方的小木板，铺在我的床板上，便开始忙活。切菜、擀面，写作业等，全靠我的小床。 木板太小，擀面条抻展不开，我便从小养成了把面擀长的习惯。即便如今早已有了宽大的案板，我擀起面来，仍不由自主地擀成长长的椭圆形。 有一年冬至，我大约八九岁光景，听同学说她母亲要包饺子，心里好生羡慕。可家里只有一个小小的白菜心。我便用那黄嫩的菜心，包了二十多个纯白菜馅的饺子，静静等母亲下班回来。 那顿饺子，至今仍是我记忆里最香、最好吃的冬至饺子。 记得那是非常时期，我年纪小不太懂社会上的事情，只觉得住在厨房里、身材修长、年轻漂亮的雪琴阿姨，应该是生活的很不如意，她丈夫貌似是蒙受不白之冤进了监狱，而她敢怒不敢言，便每天下班回来，就怒火万丈的放声高唱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沙奶奶的唱段“斥敌”，那句“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国土遭沦亡，尸骨成堆鲜血淌，满目焦土遍地火光。"以及最后的唱腔：“你们号称‘忠义救国军’，为什么见日寇不发一枪？我问你救的是哪一国？为什么，不救中国助东洋？为什么，专门袭击共产党？你忠在哪里？义在何方？你们是汉奸走狗卖国贼，少廉无耻，丧尽天良！你有理，敢当着百姓们讲，纵然把我千刀万剐也无妨！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放，且看你们这些走狗汉奸好下场！" 还有《智取威虎山》里的“八年前大祸从天降”，她唱的层层递进、字正腔圆，慷慨激昂，我从来不认为她是在唱京剧，而是用喷射着五脏六腑的怒火在发泄，在呐喊！ 她，从不和任何人交流。 每次见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雪琴阿姨，我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又紧张、又好奇，又想说点儿什么又什么都不敢说的复杂感觉。 外屋的曹阿姨就不同了，她是河北藁城人，丈夫龚叔叔是老革命，两人都是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却从来不嫌弃出身不好的我们母女，龚叔叔原本是个孤儿，当年解放军路过他们村的时候，把他带进了部队，入伍时他连名字都没有，还是连长说，上有天、下有地，再加上我们南征北战走遍东南西北，那就叫六合吧，就此，他才有了六合这个名字。 在北郊盐库工作的龚叔叔经常来看望我们，他们夫妻品性乐观善良、待人诚恳豁达，他们认定，能教书育人的人是值得尊敬的，所以总是尽可能的帮助我们，我和他们的儿子林林弟弟情同手足，姐弟俩一起长大，一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 桂芳阿姨，有着一副精致的鹅蛋脸和白皙的皮肤，因为她丈夫是响当当的现役军人，所以她自视为母子宿舍里的贵族，总是鼻孔朝天目中无人，明亮的大眼睛里充满了骄傲和霸气，言谈举止无处不彰显她高人一等、天下唯我独尊的优势。 我也并不想和她接近，但是她带来的保姆，一个整天只干活不太讲话的奶奶，却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那个我称之为奶奶的奶奶，瘦小的身骨，慈祥的面容，总是收拾的干净利索，据说她是桂芳阿姨的远房亲戚，只因老伴去世后，儿媳嫌她没有收入便对她百般虐待，奶奶苦于无法生存，正好桂芳阿姨生完孩子需人照顾，阿姨就把她带来，奶奶便成为她们母女的免费保姆。 奶奶白天洗衣做饭搞家务，照看阿姨刚满月的孩子，晚上等大家都睡下，她就在桂芳阿姨的床下放块六七十公分宽的小木板躺一会儿，天不亮再把小木板收起放到门背后，开始她一天的劳作。 桂芳阿姨是河南人，就爱吃面食，奶奶每天都在一个很小的案板上，擀出花色不同的各种面条、面片，还在小电炉上烧好开水炒好菜，等厂里的下班铃一响，她就立即给阿姨下面，以便阿姨一进门就吃上热腾腾的饭菜，但她每次做的都只够阿姨一个人吃，奶奶只喝一点儿下面条的清汤，阿姨说供应的粮食不够，她吃面，奶奶喝汤即可。 一言不发总是干活的奶奶难道不饿吗？她是哪里来的力气每天做那么多家务？ 我时常轻轻地关上里屋的门，搬个高板凳爬上去，在木门上方糊在玻璃窗上的旧报纸破洞里，悄悄地窥视奶奶，但我看到的奶奶，除了洗碗前把阿姨母女剩在碗底的饭菜渣，用筷子小心翼翼地刮进自己碗里吃掉外，从来没有任何异处。 原来，奶奶的食物主要来源，就是阿姨母女的残羹剩饭。 有时，奶奶面朝里屋哄孩子睡觉时，也会发现门上有我看她的眼睛，但她从不说透，而自作聪明的我以为奶奶看不见，还是执着的继续偷窥。 长大后才明白，里外屋光线相同，门上的玻璃窗是相互可见的，难怪我在窗户洞眼看奶奶时，奶奶也总是温柔地看着我。 啊！那是多么慈祥多么温暖多么亲切的目光啊！ 桂芳阿姨家有一个大搪瓷茶缸，奶奶每天会烧好一大茶缸水晾好，随时给阿姨和孩子兑开水喝，每当我满头大汗的从外面玩儿回来，奶奶就给我倒一碗不冷不热的温开水，我咕嘟咕嘟的一饮而尽。 那流入心田的甘霖，是奶奶尽己所能给予我珍贵的爱啊！ 很感恩在母亲严苛的教育环境里，能得到奶奶给我的那一线温暖，尤其是我一进门喊声奶奶，就能听到奶奶轻声细语的温存回应，心里又温暖又踏实，那个声音，温暖我心房几十年！ 不知不觉的几年过去，桂芳阿姨的女儿茜茜，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阿姨就给奶奶下了逐客令。 那是一个“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的日子，我哭着跑到单元门口，无奈地看着瘦弱的奶奶，挎着一个小包袱逐渐远去，我不知道她要走向哪里，更不知道未来的每一天她可怎么活下去！ 我失声痛哭，恨自己年龄太小帮不了奶奶，盼着自己快快长大，决心等我长大挣了钱，一定要找到这个可怜的好奶奶，我要养活她！ 还是长大了才明白，等我到了成人的年龄，已经找不到那个奶奶了！ 不知名的奶奶，你去了哪里？我好想喝的温白开呢？几十年已过去，当年总是在你身边绕来绕去的小女孩，至今还在怀念着你！ 桂芳阿姨的丈夫是扬州人，不擅长做面食。奶奶走后，他来探亲，阿姨让他和面。只见他蹲在地上撅着屁股，对着面盆一会儿加水、一会儿加面，围着面盆像陀螺般转个不停，转了好多圈，也没把面和成。 曹阿姨家的林林弟弟，是我心中永远的亲人。他比我小两三岁，长得虎头虎脑，却又带着几分精致。每天放学回来，他便自觉的把小腿跪在砖地上，趴在床上写作业，做数学题时他还口中念念有词，用稚嫩的童声背乘法口诀，声音十分悦耳。遇到不懂的难题，他便仰起小脸来问我，那清澈的眼神，就像一汪清泉，干净透亮，满满的信赖。 曹阿姨去上海出差，我们就负责弟弟的生活。我每天从食堂打饭回来，按照阿姨吩咐，在用三块砖头垒的地灶上支起被烟熏黑的铁锅，燃起玉米杆给他炒一个鸡蛋。那个年代，我们是每年过生日时，才能吃到一个煮鸡蛋。 至今，我经常在炒鸡蛋时，看到金黄色的蛋液在锅里翻滚中逐渐成型，还会想起小时候蹲在地上给弟弟炒鸡蛋的情景。 每当写完作业，弟弟就出去和男孩子们撒野。到了吃饭时间，我便走出母子宿舍，喊着“林林！林林！”，兜兜转转的找他，有时候，他会藏在我身后，让我多找一会儿。等我发现他时，我就假装要打他，他往回跑——就这样，我们打着，笑着，跑着，一天天长大了。 我和林林弟弟的感情，胜过我的手足同胞。他为了给我找跳皮筋用的橡皮圈，被一个大孩子打哭过；他为了治好我手上的冻疮，不知从哪里找来辣椒杆，我好煮水洗伤口；我被母亲无端骂哭，他悄悄把自己用的黑不溜秋的小手帕递给我；他看我喜欢小动物，又不知从哪里为我捉来一只小麻雀，可我担心养不好那个小生命，又悄悄地把它放飞了…… 长大后，我们各奔西东，我俩只是在老未央路十字偶然碰到过一次，那会儿没有手机没有任何联系方式，就这样再度失联。 聪慧善良的林林，我的好弟弟，你现在哪里？ 姐姐想念你，祝福你！ 隔壁的邻居，是厂卫生所的医生菊仙阿姨，她丈夫在北京某部队服役，所以她是令人敬而仰止的军属，她虽成分好威信高但平易近人，很尊重读书人，从不嫌弃我们母女成分不好，在那个是非颠倒的黑暗年代，有曹阿姨和菊仙阿姨，我才有了些许的自信。 菊仙阿姨住的房子最大，厂里给她安排的是一个大单间，房间里虽然有一张另一对母子的单人床，但那孩子的爸爸每天骑自行车来接他们回家，一般不在宿舍住。 我们几家的炉子都在楼道里，我从小就在楼道做饭，所以经常帮菊仙阿姨照看炉子和饭锅。 阿姨家的奶奶在农村摔骨折了，菊仙阿姨把她接到身边照顾，奶奶每次解手时，都要喊我过去，我爬到床上站到奶奶身后，双手从奶奶腋下抓住，使劲抬起她的上身，李阿姨迅速把便盆塞到奶奶身下。 菊仙阿姨那两个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很可爱，从小我就带着他们玩儿，大的叫红红，小的叫红卫，那个时代，名字里带红是很光荣的。 阿姨家的叔叔有一次从北京回来探亲，带回一个夜里会发光的毛主席头像，晚上阿姨关掉灯，我们小孩子围成一圈，大气都不敢出的看着头像发出绿莹莹的光，感觉好好神奇！ 菊仙阿姨的业余时间，被照顾一老二小基本排满，文化生活主要就靠把我叫去给她跳芭蕾舞、唱样板戏，我虽然那会儿上小学不久，但现代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两部舞剧皆可跳完全场，而且只要音乐响起，我可以随时进入角色。 菊仙阿姨最喜欢听我唱《红灯记》里，“我家的表叔数不清”那段唱腔，其实我年龄小，不太理解唱词里的具体意思，只是为了让阿姨开心，或者说为了听阿姨表扬我，就不厌其烦地唱了又唱。 阿姨家的奶奶来自渭北农村，她的土话很重，记忆犹新的是，那里的人把太阳叫“爷”，把月亮叫“婆”。 如今，在这个日新月异、国泰民安的好时代，我终于可以完成儿时梦想，自由自在的走遍天涯了。可是，小时候执意想要逃离的家乡，现在却成了每年必须追寻的方向，即使再任性、即使心再野、即使失去了娘家，远方的游子最后还是要回到家乡。 只是，娘家，没有了。 儿时，盼望长大了就可以做的很多事，如今也得到了验证：人生要做的事很多，能做的却很有限。 曾经的母子宿舍，早已消逝在时光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