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槠山纪：一座城山的旧名与故人

张小城

文/图/张小城

美篇号/101986785

珠山不高，海拔百余米。它原本依傍在娄底东面，后来城市长大了，张开手臂把它搂进怀里，山就成了城中山。

但我来的时候，心里念的却是它另一个名字。

苦槠山。

这三个字有一种钝重的质感，念出来像是嚼了一颗没有煮透的苦槠果，舌尖微微发涩。很长一段时间，它籍籍无名，连真实名称都不可考。民间叫它苦槠山，地方志里写成株山。直到2010年建了森林公园，书家题了“珠山”二字，这山才算有了个体面的名字。一字之差，山从苦涩的灌木丛里被拽出来，放进了公园的规划图。

我走在环山的步道上。路修得好，彩色的塑胶跑道踩上去有轻微的弹性。两旁是密密麻麻的树，樟树、桂花树、枫香，绿化率到了百分之九十八。山不陡，走起来不费力，一路上碰见的都是散步的老人和跑步的年轻人。有个中年女人推着婴儿车，停在“鸳鸯泉”旁边的石凳上歇脚，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她拍的是一汪小小的泉水，水面上浮着两片落叶。

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脚下这座山曾经长满了苦槠树。

苦槠是一种很实在的树。它不挑地，耐瘠薄，能活几百年，果实磨成粉可以做成苦槠豆腐。旧时湘中的穷苦人家，靠它填过不少空瘪的肚肠。一棵苦槠树站在屋后，就是一个家庭最沉默的粮仓。后来日子好了，苦槠豆腐不再上桌了，树也被砍得差不多了。一座山原本是靠它得名的，后来却嫌这个名字太苦，把它换掉了。

这让我想起这座山上安葬的一位老人。她的一生，也几乎被一个“苦”字盖住了。

从东门进去，往右拐，有一处安静的地方。墓碑上刻着四个字：国之贤母。落款是毛泽东。

墓里躺着的，是娄底老街一位普通民妇，姓刘。志书上只留下“刘氏”两个字，连名字也没替她留下。她八岁做童养媳，没进过学堂，会煮苦槠豆腐，会纺麻线，会在一盏桐油灯下补衣裳。她一生最远也许只到过涟水对岸的集市，更多时候，她的世界就是灶台、菜园、门槛和一条老街。

如果仅止于此，她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史册上。但后来，她放走了在湘雅学医的小儿子，让他投奔了红军。那个儿子叫姜齐贤，后来成了开国少将，当过八路军总卫生部部长。母子一别二十年，她临终也没能再见儿子一面。

我试着去想她送子的那个早晨。她大概不知道红军是什么，也不知道延安有多远。她只知道儿子要去学医，后来又要去更远的地方。她给他缝过一个粗布口袋，口袋里塞过几块苦槠豆腐干。儿子走后，她坐在门槛上，听邮差的铃子从街口响过来，又响过去。信越来越少，日子越来越薄。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得知姜母七十寿辰，亲笔题了“国之贤母”四个字。朱德也写了一首祝寿诗：“人生七十古来稀，孟母贤劳说断机。哲嗣医疗称妙手，楼兰未斩尚戎衣。”

题字送到娄底时，她不识字。她只摸那张纸，摸到墨迹凸起的地方，问：“齐贤呢？”

三个人的名字，落在了一个没念过书的农村老太太身上。她大概至死也没弄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国之贤母”。她只是做了一个母亲会做的事：把儿子交给一条远路，然后等。

我站在墓前的时候，没有觉得有多“肃穆”。旁边就是步道，有人跑步经过，脚步声嗒嗒的。再远一点，贤母文化园的走廊里有孩子在翻书，家长坐在长椅上刷手机。老太太的墓和这座公园的日常生活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一段历史，还有一种很中国式的沉默：一个母亲做了一件很大的事，但这件事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是被她的家人和极少数人记得。直到后来，它被“挖掘”出来，被做成提案，被写进“文化兴市”的规划里。

这大概是所有“苦槠”式人物的共同命运：他们本身是沉默的，苦的，实在的，像树皮一样粗糙。是后来的阐释者——书家、官员、研究者——给了他们一个更光亮的壳。

我走上山顶的时候，太阳正在往西边沉。城市铺在脚下，楼群密密地挨着，远处有一片工地的塔吊还在转。娄底这座城，八十年代我从福建来的时候，最高的楼只有五层。如今它长大了，把珠山搂进怀里，山变成了城中山，城变成了山的背景。

一个城市的“苦槠时代”过去了。砍柴的人变成了散步的人，稻田变成了跑道，野炊的烟变成了路灯的光。这些变化没有人会说不该发生。只是我站在山顶上的时候，总觉得风里还留着一点苦槠果的涩。

风过旧柯，带一点苦槠果的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