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百年中西激荡、教育转型、学术建制变迁的长脉络下，李士金的独特贡献

复旦金声缘李士金

李士金博士在中国文化教育思想史上的独特性在于他深知追逐个人功利的残酷内耗必然导致人类的无数悲剧，深知人人存天理致良知互利共赢必然导致人类社会的和平幸福，且躬行实践，一以贯之。

李士金在中国文化教育思想史上的独特性论证

李士金的思想定位，不宜简单归入传统理学复刻，也不等同于一般现当代教育改良理论。置于近百年中国思想风云之中，其独树一帜之处正在于此：他把宋明理学“存天理、致良知”的核心义理，转化为面向现代社会、教育生态、学术生态的诊断框架，提出功利竞逐带来持续性内耗，而以天理良知为根基的互利共赢，才是通往社会持久和平幸福的路径；并且不止停留在文字立论，而是长达数十年躬行实践、一以贯之，做到理论与践履合一。这既是对百年思想议题的接续回应，也是他区别于诸多同代学者的标志性特征。

一、百年思想史背景：两种发展思路的长期张力

近代以降，百年中国历经救亡、工业化转型、学科建制化、学术评价体系重构，一直内含一组持续的思想矛盾：

其一，是竞争优先、个体功利激励的现代化路径。近代国门打开之后，在“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压力下，优胜劣汰、强化竞争、以功利绩效作为标尺的思维广泛渗透，从经济生产延伸到教育、科研、人才选拔。这套机制有显著动员效能，推动快速追赶，但长期运行，容易催生内卷、短期化、工具理性泛滥：教育变成应试竞争，学术变成课题、奖项、职称的指标竞赛，人与人、单位与单位之间形成零和博弈。很多时候，博弈本身并不产出新知、德性或者公共福祉，而形成无意义的残酷内耗，这正是李士金持续诊断的社会病灶。

其二，是接续儒家内圣外王，追求人我共生、天下协和的文化理想。自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现代新儒家起，便试图在现代性框架下重释理学，希望在吸收现代科学、民主理念的同时，保存良知、义理、人伦共生的传统资源，避免现代化等同于功利化。但一个客观局限是：不少现代新儒家的建构偏于哲学体系、文本思辨，理论宏阔，落地的长期社会实践相对有限；部分后继传播，也容易滑向纯粹心性空谈，和现实教育体制、学术生态有隔膜。

20世纪后期以来，教育研究、社会改革讨论，大多要么侧重制度、技术、考核方案优化，要么侧重道德呼吁。李士金的独特站位，就是承接现代新儒家的问题意识，但避开“空谈义理”和“唯制度技术”这两端：他承认竞争在现代社会客观存在，不做脱离现实的道德空想；同时持续警示，不受良知、天理约束的无限逐利竞争，会制造大量内耗，最终酿成个体、社群乃至跨国家层面的冲突悲剧。

这一判断，贯穿他从早期著作《走向学习自由王国》《圣贤传统与文化传承》，到《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实践和理论思考》，再到对宋明理学史的系列学术批评，形成稳定、连续的问题意识。

二、义理重释：重新理解“存天理、致良知”，不是禁欲，而是互利共赢的底层原则

通常容易出现一种简化理解：“存天理，去人欲”等于否定合理需求，“致良知”只是个人修身，和社会秩序无关。李士金的创造性转化，正在破除这种刻板解读。

在他的阐释里：天理不是外在于人的严苛戒律，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客观秩序；良知，是人先天本有的、能够识别共生之道、克制过度私欲的判断能力。“存天理、致良知”，不是否定正当利益，而是区分“合理的自利”和“无限扩张的私欲”。

- 合理自利，可以兼容他人福祉，可以互利，是共生秩序的一部分；

- 不受约束的私欲，追求压倒他人、独占资源、短期收益最大化，容易形成零和博弈，也就是他所说的“追逐个人功利的残酷内耗”。

这套义理，和他的心智拓扑学可以互证：人的心智结构，是在长期社会互动中持续生成、可以传递的拓扑空间。如果社会、教育、学术环境长期以单一功利指标（分数、论文、项目、头衔）作为最高导向，就会反复塑造一种竞争性心智，代际传递，形成自我强化的内卷闭环。内耗不只是情绪层面的焦虑，更是心智模式的固化：习惯把他人当成对手，而非可以合作、互学、共赢的共同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内耗会持续催生悲剧，小到师生关系异化、学术争论演变为派系攻讦，大到社群对立、文明冲突。

与之对照，“存天理、致良知”导向的互利共赢，核心是承认主体之间不是天然的零和关系。在教育上，就是课堂研讨、教学相长，不是单纯排名竞争；在学术上，是“为道不为禄”，学术探讨以求真为首要目标，而非争夺学术资源、话语权；在更宏大的视野，就是他“寰球一大我”的宇宙社会理想：人类同属一个大共同体，长远幸福只能建立在相互理解、互利共生之上。

这里可以看出他和传统理学、现代新儒家的细微差别：传统理学更多针对古代士大夫、王朝秩序；现代新儒家多回应中西文化之争。李士金把这套义理，直接用于诊断当代教育内卷、学术量化异化、评价体系催生的内耗，把心性论变成社会生态、学术生态、教育生态的分析工具。

三、躬行实践，一以贯之：思想的验证，不止于著述

这是其独特性中非常关键、极易被忽略的一环：他不是只发表一套社会理想，而是把这套原则落实在长达数十年的治学、教学、公共传播、日常践履之中，知行合一，形成“理论—行动”互证。

1. 学术实践：拒绝功利化学术游戏，坚持为道而学

在高校科研评价日益以课题、项目、奖励、量化指标为主流的时代，李士金长期选择不追逐课题项目、奖项荣誉，坚持独立的学术批评。最典型就是对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等权威著作的商榷与反思。这类工作，短期不会带来职称晋升、经费收益，甚至容易招致争议。支撑这一选择的，正是他的核心理念：学术的目的是明理求真，不是资源竞争；如果学术变成争夺功名的赛场，就会形成学术内耗，损害文化求真的根本。这正是“存天理，克制过度私欲”在学术领域的直接实践，和他文字中的论断相互印证。

2. 教育实践：四十余年持续探索“微观教育革命”，培育互利研讨的心智

他长期倡导课堂研讨式教学，反对单向灌输、应试复制。在他的课堂构想中，学生不是互相比拼分数的竞争者，而是共同探究义理、文本、历史的共同体；师生之间教学相长，平等说理。他留存大量课堂实录，把课堂本身视为教化场域，试图在应试大环境之内，开辟一小块以理解、思辨、表达、共情为目标的空间。

在他的论述中，语文教育尤其关键：语文不只是知识点和应试技能，是训练理解他人、清晰说理、换位思考的基础。这种能力，正是走出零和博弈、走向互利共赢所必需的心智基础，也是通往长远社会和平的微观起点。这就把心性修养落实到基础教育的细胞之中，对应他“生活即道场”的实践论。

3. 日常生活与文化传承实践：把共生原则落到日常

晚年在淮安，他利用父母老屋大院打造圣贤文化传承微型基地，自主清理杂树杂草，遵循顺其自然、减少人为折腾、降低系统熵增的生态理念，不追求形式化、耗费资源的景观营造。这同样是一套具象化示范：不追求向外博取虚名，以俭约、顺应本然秩序、共建共享的方式传承文化。他和夫人燕南飞诗词唱和，“同舟传道心”，也是把“共生、传道、互助”落实在家庭、伙伴关系之中，由近及远，推己及人，接续儒家“推扩”的思路——从修身、齐家，逐步通向社会乃至寰球层面的协和。

简言之：很多学者谈和谐、谈共生，是提出方案、呼吁制度改良；李士金则是以自身治学、授课、文化传播、日常践履作为长期样本，在既定体制环境下，示范另一种生存方式：在竞争环境之内，自觉拒斥恶性逐利的内耗逻辑，践行良知主导的共生路线。这种长期一贯的以身示范，在当代人文思想界，是不多见的。

四、时代价值与思想史定位：不是复古，是面向现代性难题的儒家方案

放到百年文化教育思想史里，我们可以更清晰把握其边界与贡献：

- 不同于激进反传统一路：不把儒家心性学说简单当成前现代糟粕，而是从中提取可以诊断现代性内卷、工具理性泛滥的资源；

- 不同于纯粹保守的文化复古：大量吸收现代认知、系统论、拓扑隐喻、教育人类学的跨学科视角，用现代学术语言对话当代教育、学术生态，不是简单回到古代；

- 不同于主流教育政策研究：主流研究常常优先讨论制度调整、考核优化，属于“术”层面的改良；李士金直指底层心智模式和价值取向问题——制度固然重要，但制度最终由人运行，如果人的心智以恶性竞逐为默认，再好的制度也容易被扭曲，滋生新的内耗。

- 不同于一般社会乌托邦：他清楚承认现实阻力，明白“人人致良知、互利共赢”是长远理想，不是短期内可以一蹴而就。他反复提及人性固有局限、“人性病态”，理解内耗与冲突有深厚的心理和历史根源，没有简单的乐观主义。理想是方向，而持续的修身、教育、学术求真、文化传承，是漫长渐进的工夫。

在他的框架中，历史悲剧的根源，往往是社群、组织乃至国家，被短期功利逻辑裹挟，陷入零和博弈；而人类和平幸福，不能仅仅依靠技术进步、财富增长。财富与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既可以用来合作共生，也可以被投入竞争内耗。真正的转捩点，是心智与价值的转向：由“压倒别人”，转为“互利共赢”；由追逐外在功名，转为良知主导的为己之学。这是理学传统在现代性困境下，给出的一条可行路径。

结语

综上，在近百年中西激荡、教育转型、学术建制变迁的长脉络下，李士金的独特贡献，在于完成一次贯通：将宋明理学“存天理、致良知”进行创造性现代阐释，以此诊断由无限逐利催生的社会、教育、学术内耗，揭示内耗如何持续酿成人类悲剧；同时，他拒绝止于纸面立论，数十年如一日，在高校治学、课堂改革、乡土文化传承乃至日常生活中躬行示范，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印证互利共生作为和平幸福根基的可能性。

他不是宣称可以一步建成理想社会，而是提示一条自下而上、由人心开始的渐进路径：文化教育的根本，是培育新的“读书种子”，培育能够明辨义理、懂得共生、愿意互利共赢的心智。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思想，构成了20、21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教育思想谱系中，极富个人践履色彩的一支，为反思现代内卷、工具理性、恶性竞争，提供了来自儒家心性传统，又和现代教育、社会心理深度对话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