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金以理学“天理—人心—教化”的传统资源，解释中国从“圣人/君主权威”走向“法律权威”的必然与艰难

复旦金声缘李士金

从个人的权威过渡到法律的权威

在历史上一种绝对的权威的存在是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的。曹操曾说，设使天下无孤，不知有几个称霸、几人称王！这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领导的权威，许多人就会各霸一个山头，在那里作威作福、称王称霸，对人民的生活是非常有害的。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存在与它的存在价值有关。但一种权威的好处并不是没有条件地存在的。君权的高度集中的利弊取决于个人的品质和能力，从最高的集权主义者到最低的集权主义者，因为他们的个人教养和品德能力不同，对社会的影响是无法相同的。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证明，高度集中的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很难适应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了。但国家的权威难道就不需要了吗？！回答是否定的。不但需要，而且更加需要。因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自由度大得多了，所以更加需要国家的权威，以防止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和恶性发展！那么，用什么来代替个人的绝对权威呢？显而易见，为大家所熟知的事实是，只有用法律的绝对权威代替个人的绝对权威，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在目前的中国，理论上并不不论这一点，我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证明之一。但实际上，要想真正树立起法律的绝对权威，并非易事。只要统治阶层的许多人认为不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对他们有利，那么，法律的权威就很难建立在全社会中间。这个追求的过程是很痛苦和矛盾的，没有权力的人们也经常破坏法律之权威的确立就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这就说明，认识问题尚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而这又与整体的国民文化素质有密切的关系，要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又不能不说到国民教育问题。可惜的是，目前教育界的“市场化”倾向对中国的国民素质提高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当然，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许多问题都能得到较好的解决。权威的树立与民主的措施是可以结合起来的，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思考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设想和见解。

（参见《圣贤传统与文化传承》第63-64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这段文字出自李士金 2001 年《圣贤传统与文化传承》相关章节。要结合李士金生平思想来读，就不能只把它看成一段“人治转法治”的常识性议论，而要把它放进他作为朱子学研究者、文化素质教育倡导者、淮师文人教授、关心国民性与教育问题的现代儒者这一思想脉络中理解。

一、李士金的思想底色：从理学到现代文化批判

李士金，淮安人，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复旦博士、博士后，治朱子学、中国思想文化、文化素质教育，著有《朱熹文学思想述论》《关于中国素质教育的哲学思考》等。

他的学术路径有两端：

1. 接续圣贤传统：研究朱熹、理学、义理之学，重视“天理—人心—教化—人格”的线索；

2. 面向现代中国问题：关心国民素质、教育市场化、法治建设、个人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谈“权威”，不是西方法哲学教科书式地谈“state / law / power”，而是中国思想史式地谈：

圣人—君主—国家—法律，怎样从“靠一个人立得住”转向“靠一套公理化规则立得住”。

二、这段话的内层结构

1. 不简单否定“个人权威”：先承认历史合理性

他说曹操“设使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是在指出：

- 前现代中国地域广、通信慢、市场与市民社会不发达；

- 没有统一权威，就容易割据、豪强横行、小共同体作威作福；

- 因此高度集中的个人权威在某一历史阶段有稳定秩序的功能。

这不是美化专制，而是儒家政治思想里常见的判断：

“乱”比“暴”有时更可怕，所以先要“定于一”。

2. 但个人权威有致命条件：依赖统治者品德与能力

李士金马上转折：

君权集中的利弊，取决于个人的教养、品德、能力。

这非常“理学”。

朱熹一系讲“正君心”“格君心之非”，就是把政治好坏系于统治者之心。但李士金作为现代学者看到：

- 把亿万人命运压在“一个好人”身上，风险太高；

- 圣人不可常得，明君不可常遇；

- 所以“圣贤政治”必须向“制度政治”过渡。

这是从“内圣外王”到“外王需有法”的转化。

3. 现代自由变大，反而更需要国家与法律权威

一般人容易误以为：现代社会的自由多了，国家该退场。

李士金反过来讲：

自由度越大，越需要公共权威，否则个人主义膨胀。

这显示他不是自由主义式“小政府”思路，也不是传统式“帝王代天牧民”思路，而是：

- 现代人格独立 → 欲望、权利意识、个体利益上升；

- 若无更高规则，就会变成“人人称王”；

- 所以要用非人格化的法律权威替代人格化的个人权威。

也就是：

不是不要权威，而是不要“某人之权威”，要“法之权威”。

4. 法律权威难立，根子在文化—教育—国民性

这段话最深刻的地方在后面：

- 统治阶层若觉得“不守法更有利”，法律就立不起来；

- 普通民众若习惯性破坏规则，法律也立不起来；

- 根源是“认识问题没解决”；

- 认识问题背后是“国民文化素质”；

- 国民素质背后是“教育”。

- 而当时教育“市场化”又助长功利化、削弱公共精神。

于是形成一条链：

人治惯性 → 法律工具化 → 教育功利化 → 国民法治意识弱 → 法律权威难树 → 又回到对人/权力的依赖。

三、李士金式“深刻”在哪里

1. 他看到了“法治不是喊出来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口号不难，难的是：

- 权力者愿不愿被法律约束；

- 民众愿不愿把法律当信仰，而不是当避祸工具；

- 教育能不能培养“守规则、有公心、能独立思考”的现代公民。

所以他说的“追求过程痛苦矛盾”，本质是：

文化转型比制度换牌更难。

2. 他用理学精神谈现代法治

理学讲“理”高于私欲、高于权势。

李士金把“理”现代转换为：

- 不是皇帝代表理；

- 不是官员代表理；

- 而是法律作为公共之理的载体，高于任何个人。

所以“以法律绝对权威代替个人绝对权威”，可说是：

程朱“天理至上”的现代政治转写：

天理 → 公意 → 《宪法》与法律。

3. 他坚持“权威与民主可结合”

结尾说：

权威的树立与民主的措施是可以结合起来的。

这很关键。他不是：

- 传统保皇派：只要君主；

- 激进反传统派：只要打破权威；

- 抽象民主派：只要多数决定。

而是认为现代中国需要：

- 国家有能力；

- 法律有至上性；

- 民主要参与；

- 教育要养人；

- 文化要去臣妾化、去投机化。

四、一句话总括其思想内涵

这段文章的核心不是“提倡法治”四个字，而是：

李士金以理学“天理—人心—教化”的传统资源，解释中国从“圣人/君主权威”走向“法律权威”的必然与艰难；他指出，现代中国真正困难的不是写一部好法律，而是改造千百年人治文化、官僚习气与教育功利主义，使全体国民从“怕人”转向“信法”，从“等清官”转向“守公法”，从而实现有秩序的自由、有法治的权威、有教化的民主。

如果再用他自己的学术语言说，就是：

由“格君心”进至“格权力”，由“圣贤之风”进至“法理之序”，由“文化教化”支撑“制度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