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认定超期的救济路径研究 ——人身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损失请求权之辨析

飞扬

文/飞扬

摘要

工伤事故发生后，用人单位未按期申报工伤，劳动者亦错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最终导致工伤认定行政程序彻底关闭，劳动者无法从工伤保险基金获取待遇赔付，是劳动侵权领域长期存在的司法痛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立“工伤事故优先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原则，但并未对工伤认定超期之后如何救济作出明确规定，造成全国范围内裁判尺度不一。本文以村警执勤摔伤典型案例为切入点，对比“普通人身损害赔偿”与“用人单位怠于申报工伤造成工伤保险待遇损失赔偿”两条诉讼路径，分析两条路径各自请求权基础、鉴定标准、举证难点，梳理实务分歧，对该类案件裁判统一提出思考。

　　一、案件扫描

2019年6月7日，某县公安局村警陈远某在执行日常巡逻任务过程中不慎摔倒受伤。事故发生之后，用人单位以及劳动者本人，均没有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法定时限内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直至2025年11月14日，陈远某才完成伤残鉴定，伤残等级评定为七等伤残。

2026年1月19日，陈远某委托律师，以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本案由此引出一系列极具代表性的法律适用难题。

二、现行法律框架下的适用困境

（一）普通人身损害侵权的构成要件障碍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成立一般侵权责任必须同时满足四项要件：侵权行为（行为具有违法性）、损害结果、因果关系、过错。

如果直接将该执勤受伤案件作为普通人身损害案件起诉，在要件证明上存在天然障碍：

第一，用人单位安排村警开展巡逻执勤，属于正常的用工管理以及岗位履职安排，该行为本身不具备违法性，难以认定为民法典意义上的侵权行为；

第二，劳动者系巡逻途中自身不慎摔倒，损害发生的直接诱因在于个人疏忽。用工安排只是提供工作条件，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受伤的法律上因果关系；

第三，巡逻属于本职工作，行走、执勤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义务首先由劳动者自行承担，在没有证据证明场地、设施存在隐患或者用人单位有其他不当指令时，很难认定用人单位具有民事侵权层面的过错。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代理律师在起诉时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实体法条支撑，只能笼统引用“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进行主张，起诉理由显得单薄。

（二）工伤优先规则与程序闭锁之间的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应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该条文的立法目的就是实现工伤保险替代普通侵权赔偿：一旦构成工伤，原则上排除劳动者直接提起民事人身损害诉讼，走工伤保险渠道。

但该司法解释存在明显留白：如果因为超期，工伤认定行政程序已经彻底不能启动，劳动者无法拿到工伤认定书，此时劳动者应当如何救济，该司法解释没有给出答案。

在大量同类案件中，为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各地法院采取变通裁判思路，允许劳动者提起民事诉讼，部分省份专门出台司法会议纪要予以规范。最典型就是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黔高法〔2012〕136号），明确该类情形可以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审理。地方纪要属于地方司法指导文件，并非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仅在当地审判中参考适用，不具备全国普适效力，这就造成同案不同判的土壤。

三、两条备选救济路径深度辨析

当工伤认定行政通道关闭之后，实务中主要存在两条可选择的诉讼路径，二者请求权基础、伤残鉴定标准、赔偿测算方式完全不同。但两种情形不属于传统民法理论上同一侵权行为同时侵害人身权、财产权的请求权竞合。本案先后存在两个独立事实：一是履职事故直接造成劳动者人身伤害；二是用人单位不作为（不按时申报工伤），再叠加劳动者自身可能存在的逾期，共同造成劳动者丧失申领工伤保险待遇的机会损失。两个路径指向不同损害事实，属于可供原告选择的两种救济方案，而非狭义请求权竞合。

路径一：主张普通人身损害赔偿

1. 请求权基础：《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关于一般侵权责任规定。

2. 伤残鉴定标准：《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该标准相对严格，同样伤情，工伤标准更容易评上更高伤残等级。

3. 核心举证要点：劳动者必须证明用人单位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与摔倒受伤之间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

4. 主要短板：正如本案展现的困境，单纯走路不慎摔倒，很难证明单位过错，诉讼风险较高。

路径二：主张用人单位怠于履行工伤申报义务，赔偿工伤保险待遇损失。

1. 请求权基础：《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负有事故发生30日内申报工伤的法定职责；用人单位违反法定作为义务，造成劳动者损失，构成不作为侵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 伤残鉴定标准：《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 16180‑2014），工伤鉴定标准更为宽松，同等伤情伤残等级往往更高，最终赔偿金额通常更高，也是劳动者优先想要选择的路径。

3. 核心举证要点：

（1）事故客观事实本身满足工伤的实质要件（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伤）；

（2）用人单位没有在30日内履行法定申报义务；

（3）该怠于申报行为直接导致后续无法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者不能领取工伤保险待遇，产生明确损失；

（4）损失金额参照《工伤保险条例》各项待遇进行计算。

四、司法实践中的三大核心争议难点

难点一：劳动者自身逾期申请工伤的过错分担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同时规定：用人单位不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社保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也就是说，工伤认定申请权并非完全交由用人单位。劳动者本身也享有独立申请权利。

如果像本案一样，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都超过期限没有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者对于最终“工伤认定不能”这个结果本身也存在过错。法院审理此类待遇损失案件时，经常适用过失相抵规则，按照双方过错大小划分责任比例，不会判决用人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一点是很多劳动者起诉时容易忽略的重大风险点。

难点二：民事审判庭能否直接在民事诉讼中认定工伤事实

这是该类案件最核心、分歧最大的问题：

没有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出具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民事法官能不能直接在民事诉讼中认定本次事故属于工伤？

观点A（支持）：工伤认定本质是对事实的判断。行政程序只是认定工伤其中一条渠道；当行政渠道因超期关闭之后，民事诉讼为解决纠纷，可以直接对是否符合工伤实质要件进行审查认定，进而支持工伤待遇损失赔偿。贵州等部分地区裁判实践倾向于此。

观点B（反对）：工伤认定属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专属行政职权，是行政确认行为。民事审判无权越过行政程序直接作出工伤认定。缺少工伤认定书，原告主张工伤待遇损失就缺乏前提基础，该诉请应当驳回。

两种截然不同裁判思路直接决定第二条路径能不能胜诉，当事人起诉前必须充分调研管辖法院既往判例。

难点三：损失范围如何界定

即便法院认可用人单位怠于申报造成损失，还需要进一步界定损失范围：是全部工伤保险待遇，还是仅部分项目？是否扣除原本可以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部分？各地裁判口径并不统一。

五、裁判完善思考与建议

（一）立法与司法解释层面：填补规则空白。 现行《工伤保险条例》以及人身损害司法解释均没有专门针对“双方超期导致工伤认定不能如何救济”作出明文规定，只能依靠各地高院会议纪要、内部指导意见进行裁判。地方性纪要效力层级低，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指导案例或者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明确该类案件的请求权基础、举证分配、过错划分标准。

（二）用人单位层面：强化工伤申报内控机制。用人单位应当建立事故登记、工伤申报流程。一旦发生员工受伤事件，无论伤情轻重，都应当在30日法定期限内启动工伤申报，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避免因不作为承担巨额赔偿风险。尤其辅警、村警、临时用工这类岗位，用工场景分散，事故容易被忽视，更需要重点注意。

（三）劳动者维权层面：及时行使权利。劳动者及其家属一定要牢记1年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即便单位承诺负责、口头答应赔偿，也不要等待拖延。一旦超过申请期限，后续维权难度成倍上升，只能选择上述两条高风险民事诉讼路径，增加大量诉讼成本与败诉风险。起诉前，应当先行检索受理法院同类生效判决，选择胜诉概率更高、赔偿金额更优的请求权提起诉讼。

六、结语

工伤认定超期救济难题，根源在于工伤保险行政确认程序与民事侵权赔偿制度衔接上存在立法空白。两条救济路径各有利弊：人身损害路径门槛卡在侵权四要件证明；工伤待遇损失路径最大障碍在于民事法庭能否直接认定工伤事实，以及劳动者自身过错抵扣。

劳动法律的初衷，既要保护遭受事故伤害劳动者，同时也应当合理划定用人单位责任边界。期待后续统一规范出台，妥善平衡劳资双方利益，化解这一类长期存在的实务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