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地位、经济基础与人民民主的实践逻辑——从《实践论》到周恩来1974年讲话的理论思考

毛马列无限大学

一、《实践论》的阶级意识命题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一论断包含两个层次的理论判断。 第一个层次是存在决定意识。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首要形式是生产活动。在生产活动中，人们处于不同的阶级地位——有的占有生产资料，有的不占有；有的支配他人的劳动，有的被他人支配。这种阶级地位的不同，决定了人们观察问题、判断是非、选择立场的根本出发点不同。这不是主观偏好，而是客观存在在意识中的反映。 第二个层次是阶级意识的历史性。阶级地位决定阶级意识，但阶级意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政治斗争的展开、理论教育的深入，阶级意识可以发生转化。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转变，正是阶级意识在革命实践中不断觉醒和深化的过程。 这一命题对于理解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告诉我们，人民民主不是抽象的政治原则，而是与特定阶级地位相联系的实践形式。人民民主能否落到实处，取决于人民是否真正掌握了国家权力——而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基础的性质。二、人民民主的经济基础 人民民主的地位能否落到实处，必须有经济基础作保证。这一判断的理论逻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经济基础决定民主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虽然在法律上享有形式上的民主权利，但由于经济上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这些权利在实质上受到严重限制。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深刻指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仅仅在法律上宣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不能保证人民真正掌握权力。只有当人民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即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人民民主才获得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经济基础决定民主的形式。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都不是凭空设计的，而是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必然具有多样性、层次性和渐进性。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议会民主的形式来评判中国民主的“充分性”，也不能脱离中国的经济基础来抽象地讨论民主的“质量”。 第三，经济基础决定民主的深度。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权利，更是一种社会参与。人民能否真正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取决于他们是否具备参与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教育条件和文化条件。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人民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水平必然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人民民主的深化，必须与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步推进。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难度 中国是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条件下成立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其难度远超马列理论所揭示的境况，这绝非夸大之词，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 第一，生产力起点的极度落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工业革命已经完成，社会化大生产已经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而中国在1949年成立时，现代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左右，绝大多数人口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种生产力起点的极度落后，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经历一个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 第二，社会结构的异常复杂。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社会结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二元对立。而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存。在这样一个多阶级的社会中，如何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如何在各个阶级之间分配权力和利益，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提供现成答案的问题。 第三，外部环境的严酷封锁。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和军事威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此后，又经历了中印边境冲突、中苏关系破裂、越南战争等一系列严峻考验。在这样严酷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得不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进行，不得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不得不以高度的集中统一来调配有限的资源。这种外部环境对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四，建设道路的无先例可循。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但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具体的方案。苏联模式虽然提供了某种参照，但苏联的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这一探索过程，必然充满艰辛和曲折。四、周恩来1974年讲话的历史分量 1974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此时，他已身患重病，身体极度虚弱，但他的语调依然坚定。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依靠人民群众，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据当时在场的代表回忆，周恩来在念到这段话时声音哽噎，但语调坚定，全场为之动容。 这一讲话的历史分量，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这是对二十五年建设成就的郑重总结。从1949年到1974年，新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钢产量从15.8万吨增长到2522万吨，原油从12万吨增长到6485万吨，发电量从43亿度增长到1688亿度，粮食产量从1.13亿吨增长到2.75亿吨。这些数字在今天看来或许不算惊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每一个数字的增长都意味着无数的牺牲和奋斗。 第二，这是对人民民主实践成就的庄严确认。 “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判断，不仅是对经济建设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人民民主实践的肯定。在这二十五年中，中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框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体系，大幅提高了人均预期寿命。这些成就为人民民主的实现提供了日益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 第三，这是对继续前进的坚定宣示。周恩来的讲话不是在庆功，而是在动员。他用“初步繁荣昌盛”这一表述，既肯定了已取得的成就，又指明了继续奋斗的方向。他深知，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民主的实现仍然受到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仍然漫长而艰辛。但他坚信，只要坚持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五、几点理论思考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几点理论思考。 第一，人民民主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人民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从“初步繁荣昌盛”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确立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深化，人民民主的实现程度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脱离经济基础来抽象地评判民主的“充分性”，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 第二，人民民主的优势在于它与经济基础的统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人民不仅在政治上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且在经济上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这种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统一，是人民民主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特征。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在于，它仅仅在政治领域宣布“人民主权”，而在经济领域仍然保持着资本的统治。人民民主的优越性在于，它力求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同时实现人民的统治。 第三，人民民主的实践需要不断的理论创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难度，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从《论人民民主专政》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五四宪法”到现行宪法，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涵和制度形式。这种理论创新的动力，根源于实践的需要，根源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四，周恩来1974年讲话的精神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定地宣告中国已经“初步繁荣昌盛”，这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判断。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要坚持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康。结语 从《实践论》的阶级意识命题，到人民民主的经济基础，再到周恩来1974年讲话的历史分量，这一理论线索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民民主不是抽象的政治原则，而是与特定经济基础相联系的实践形式。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阶级地位决定其阶级意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民主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中国是在极其复杂的社会条件下成立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其难度远超马列理论所揭示的境况。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才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历史成就，既是人民民主实践的伟大成果，也是人民民主继续深化的坚实基础。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重温周恩来1974年讲话的历史分量，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人民民主的实践逻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不动摇，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不断实现其规范效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意义。